影片看多了,邵逸夫便摸索出一套借鉴别人成功的办法来。有时候,甚至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别的影片精彩部分,或者把别人的好影片拿过来,改头换面重新组装打上自己的牌子。因此有人曾指出,抄袭是“邵氏”的一大法宝。
但邵逸夫对这种批评根本不当一回事,居然狡辩说:“我们哪有那么多故事和小说改编成剧本?而且市场也比美国小得多,哪来的时间和金钱去创作?抄得像模像样,可能是一部卖座片子,最怕抄得不三不四。”
听他这种满腹委屈似的高论,真让人哭笑不得。
“邵氏”全盛时期,一年要拍约40部影片,据说其中抄袭的占了很大比例。
“邵氏”的年轻工作人员,起初对抄袭的做法都反感,认为这是梁上君子、鸡鸣狗盗之徒的不光彩行径,但当尝到几次创作影片不卖座的滋味后,也加入到这种投机取巧的抄袭行列中来了。
1965年,“邵氏”生产电影26部,1966年增至41部,1967年达到44部,其中大部分是黄梅调影片。在这之前,可以说香港影坛是女明星的天下,“阴盛阳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盛极必衰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邵逸夫也看出黄梅调影片拍得太滥,已经令观众生厌了。这时,邵逸夫在香港《新生晚报》上,连续读到一个名叫何观的人写的影评。这个何观在文章中尖锐抨击香港影坛盛行的阴柔之风,还特别以“邵氏”当靶子,攻击“邵氏”专捧女演员,所有影片全然缺乏阳刚之气,看了令人筋骨发软,瞌睡绵绵。何观强调,有必要在香港影坛刮起一股强劲的叛逆之风,与西方电影呼应,投入拍摄动作片的国际潮流,重用男演员,弘扬阳刚之美。虽然这个何观用词尖酸刻薄,但他的种种见解却正中邵逸夫的下怀。
当时,邵逸夫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觉得“邵氏”的症结和对症之药已经找到了。于是急令宣传部主任兼制片部经理邹文怀,赶快把这个何观找来。
何观真名张彻,也是一名电影导演。1948年至1949年,他在台湾执导了电影《阿里山风云》,而且是该片主题歌《高山青》的曲作者。他后来到了香港,由于导演某部影片引起绯闻官司,弄得在电影圈里无立足之地,只好改名换姓,在报纸上写起了影评。邵逸夫授意邹文怀,力邀张彻加盟“邵氏”。但是张彻和另一家影业公司签约在先。一年之后,张彻正式加盟“邵氏”,被邵逸夫委以编剧部主任的重任。
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张彻充分张扬自己的艺术主张,拍了《独臂刀》、《十三太保》、《大决斗》、《大刺客》、《报仇》等多部动作片,成为新武侠片的开山鼻祖。
与张彻同期冒出的另一位动作片导演是胡金铨。作为“邵氏”的签约导演,胡金铨1965年执导的影片《大醉侠》,为自己,也为“邵氏”争得了巨大声誉。
60年代中期,是“邵氏”最辉煌的时期。旗下导演阵容强大,而签约的男女演员达到130个。这个时期,“邵氏”真可谓要人有人,要奖得奖,名利双收,人财两旺。
邵逸夫或许也被这种太平盛世所陶醉,1966年,他授意手下员工为自己铸造一尊铜像,意识深处有了让自己万古流芳的意思。铜像造好后,正准备安放在邵氏影城的大门前,接替邹文怀的新任宣传部主任陈铜民说出一番话,令邵逸夫大跌眼镜。陈铜民说:“六先生(”邵氏“员工常称邵逸夫”六先生“、”六老板“或”六叔“),通常只有死了的人竖铜像,而你如今身体健康,精神也好过年轻人,怎么想到要竖个铜像呢?岂不是自己诅咒自己?况且一个人有功勋,铜像应该竖在公众场所,绝不能摆在自家厂里。”
陈铜民的话乍听起来,像是蛮有道理,活人给自己造铜像,邵逸夫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但是,自铸铜像就是自己咒自己,好像也没什么道理,活人给自己照相可以,画像也可以,塑像怎么就不可以?照片、画、铜像都是艺术品,怎么能说是自己咒自己呢?无非是给后人留个长久点的纪念罢了,这当然有点儿自己宣扬自己的意思。问题在于陈铜民把这个意思点破了,好像不赞成老板这样炫耀自己,而且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陈铜民的意见。所以邵逸夫感到既尴尬又别扭。
后来,邵逸夫的这个铜像被弃置在道具房里,一些对邵逸夫有意见而不敢当面说的人,便来到道具房里,拿邵逸夫的铜像撒气。曾有人说,那个铜像不知挨过多少武师们的拳脚和小姐们的唾沫。
从1969年开始,“邵氏”出现衰微的迹象,旗下艺员纷纷跳槽,人才接二连三地流失。虽然像李翰祥、张彻这样的大导演走了又来,来了又走,但更多的人是走了再也不回头,比如大导演胡金铨、大明星王羽等。
“邵氏”留不住人,根本原因是“邵氏”的体制决定的。“邵氏”属于家族企业,实行的是封建式的家长化管理,邵逸夫是这个电影王国的“国王”,他的意见便是圣旨。无论他多么开明,都无法消除这种体制本身与生俱来的弊病。留不住人才的次要原因,是邵逸夫本人“数口太精”(算盘打得紧)。
有一次,“邵氏”剧组在外拍片,剧务签了一张采购单,要领20元钱去买100个生煎馒头,请邵逸夫批准。邵逸夫一看,不对,他清楚记得生煎馒头在片场饭堂只要一毛钱一个,采购写两毛钱一个,而且还要去尖沙咀买,来回还要用车,于是不批。其实这天片场饭堂的馒头师傅恰好因事请假一天,当天没有馒头卖。
还有一次,岳枫执导一部电影,让编剧组的许国做副导演。由于许国当时是编剧,戏拍完后,制片部照例开了一张1000元的副导演酬劳单,呈请邵逸夫批准。他眉头连皱数下,然后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请与许国交涉。”制片部的董千里找到许国说:“老板是叫你下厂去了解一些拍片情况,不是叫你去做副导演,所以老板希望你打个折扣,收800元算了。”许国一听火起,就把酬劳单撕掉了,边撕边叫:“邵老板多了1000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了1000元,也穷不了多少!”
还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邵逸夫数口有多精。
那是程刚执导影片《神刀》。据说程刚是向邹文怀举报李翰祥密谋背叛“邵氏”的人。之后他获得邵逸夫的重用,将他提升为导演开拍《神刀》。该片在市场上卖到97万港元即奉命收场。程刚为此央求邵逸夫多映一天,让他也过一过“百万导演”的瘾,但是遭到拒绝。
外人可能对此弄不明白,多赚钱难道邵逸夫也不同意吗?其实错了。程刚如果成为“百万导演”,薪水就要加到“百万导演”的同一水平,虽然票房增加3万,程刚的薪水未必增加3万,但他不能让手下人轻易得意,为此他宁肯少一点票房收入。
关于邵逸夫数口太精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他的这些做法,最终导致了人心涣散,“众叛亲离”。
邹文怀一直被认为是邵逸夫的心腹红人,外界甚至讥讽他与邵逸夫长期以来“狼狈为奸”。的确,邵逸夫与邹文怀曾经互相倚重,共同创造了邵氏公司的数度辉煌。邹文怀被邵逸夫授予极大的权力,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位置。
但是,自从1969年,一个名叫方逸华的女人进入“邵氏”之后,邹文怀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他认为“邵氏”再也不是自己待的地方,于是拉拢一帮朋友,竖起一杆大旗,创立了嘉禾影业公司,公开与“邵氏”分庭抗礼。
那么,方逸华这个女人凭什么威胁到邹文怀,她和邵逸夫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红颜知己1931年,方逸华生于上海,祖籍广东,英文名为MonaFonf。其母方文霞是30年代上海的“舞国红星”。方逸华随母亲姓,无人知道其父是何许人也。
40年代末,方逸华母女来到香港。母亲方文霞一度在中环“百乐门”伴舞。方逸华中学没毕业便辍学了。她特别喜好西洋音乐,爱唱英文歌曲,那时,她与外籍乐队接触较多,不久便到歌厅登台。
1950年,来自上海的歌星屈云云,首次赴新马登台,打开了“蕉风椰雨之乡”的财路之后,引起众歌女竞相仿效。那时几乎所有歌女都要到新马去淘金,方逸华也不例外。1952年,方逸华在新加坡认识了邵逸夫。
邵逸夫似乎也是个歌迷,至少他被方逸华的歌声迷住了。
当时的新加坡还是个相当保守的社会,当地一些富商的太太们,对来自香港的歌女深恶痛绝,但又奈何不了自己丈夫对她们深深迷恋。但这些太太们也有办法解救陷入迷魂阵的丈夫,具体做法是,一旦怀疑丈夫与某歌女暗中往来,便向官方投诉,称某某歌女勾引她的丈夫。
由于那些富商基本都是伪君子,表面也站在捍卫妇女合法权益的官方立场上,使得官方乐于接受太太们的投拆,并将那些歌女列入“黑名单”,一经查实则驱逐出境,而且即使未能查实,对上过“黑名单”的歌女下次再申请入境,也决不批准。
据说,方逸华和她的几个好朋友,都曾一度被列入“黑名单”中。
从新加坡返港后,方逸华在湾仔巴拉莎舞厅演唱,后来,还去过美国一些城市的夜总会献唱。50年代中期,方逸华去过菲律宾献唱,并在马尼拉录制过唱片,其中有一首歌叫《Romatica》,颇受当地人士欢迎。50年代后期,方逸华和百代唱片公司(今日EMI的前身)签约,录制了不少中、英文歌曲,其中最流行的一支曲子是《花月佳期》。
1965年,歌星顾湄为“邵氏”主演电影《小云雀》,方逸华在该片中客串演出。顾湄是方逸华的好朋友,据说,顾湄能在“邵氏”影片中任女主角,就是方逸华向邵逸夫推荐的。
1969年,方逸华正式加盟“邵氏”,最初她没有参与制片工作,只是把公司采购物资的大权抓到手中。
那时,方逸华的左膀右臂是她在娱乐界的两位好朋友,一位是曾做过歌星,在无线电视台主持歌曲节目的詹小萍(现在是香港台文化节目的监制),另一位是当年百代唱片公司香港方面的负责人汪淑卫。方逸华进入“邵氏”时,即把她们二位拉进了帐下。不过,这两位女士在方逸华权势极盛之时,都先后悄然隐退,离开了“邵氏”。
方逸华和邵逸夫的关系密切到了何种地步,只需举两个例子便足以说明。
其一,从“邵氏”的股权变化方面看。1971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当时,邵逸夫的两个儿子邵维铭和邵维钟均为董事。1981年,方逸华加入了董事局。次年邵维铭和邵维钟相继退出董事局。此后,拥有“邵氏”实质性股权的,只剩下邵逸夫及方逸华二人。
其二,从邵逸夫对结发妻子黄美珍的态度看。1987年10月24日,黄美珍在美国洛杉矶病逝,随后在美国举行了佛教葬礼。“邵氏”当时只在香港的报纸上发了个讣告,没有举行什么仪式。
香港人都觉得这很不正常,于是有人批评邵逸夫对这位结发妻子缺乏感情。旁人似乎看不过眼,于是香港《银色世界》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黄美珍。
原文摘录如下:“她早在二三十年前已是亿万富婆,但一直自奉甚俭,也不闹特殊,这是当前女人们最缺乏的优点……六婶(指黄美珍)从不过问邵氏公司行政工作,也不会介绍自己的好友在公司里做事……与方逸华小姐相处,亦客客气气,十分难得。如果换上妒嫉心重的‘邵太太’,每天看见老公身处众香国中,前来吵吵闹闹或是一拍两散,那么邵氏电影王国也建不起来了。……”
该文看似称赞黄美珍恪守妇道,宽宏大量,实则让人发现她长期以来深受压抑却强装笑脸。
自从黄美珍死后,邵逸夫与方逸华开始公然出双入对,形影不离。为此,香港报刊几度传出邵逸夫即将与方逸华正式结婚的消息,但都被邵逸夫否认了。方逸华则对记者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六叔一直很照顾我,他有魄力,我更欣赏他有恒心、远见和有时间观念,还经常给人机会。”
也许这是大实话。不过,方逸华的机会多了,邹文怀的机会便少了。方逸华加入“邵氏”后,邹文怀处处受到掣肘。《南北极》有一篇文章指出:“过去邹文怀得邵逸夫信任,一般性的用款,凭邹的签字便可向出纳领取。但从方逸华到了影城,掌管财政大权后,则多了一个严格的关隘。就算有了邹文怀的签字,也不见得能领到款项,即使有的能领到,却减了一截。”
邹文怀大权旁落,自尊心屡受伤害。终于促使他从“邵氏”卷走一批“死党”,于1970年6月正式创立“嘉禾”。
邵逸夫重用红颜知己,赶走邹文怀,或许这算不得什么过失,在这类事情上有得必有失。在这之后,他犯下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能够拉住李小龙。邹文怀立即把李小龙拉入旗下,令初创时期的“嘉禾”迅猛发展壮大,形成对老牌“邵氏”的致命威胁。
也许是因为“邵氏”当时人才济济,当时,虽然武侠片泰斗级导演胡金铨离开“邵氏”,改投台湾联邦公司,但另一位同级别的大导演张彻尚在“邵氏”呼风唤雨,并且,还有一位大导演李翰祥,在台湾自组“国联”公司十余年,结果大败而归,重新回到“邵氏”旗下。所以邵逸夫牛气得很,对李小龙的自我推荐毫不重视。
那时,李小龙在美国一心想跻身好莱坞电影圈,无奈他上蹿下跳也只演了几部电视剧,因此想曲线发展,到香港找家有实力的公司,窜红之后再杀回美国。一向心高气傲的李小龙,这次委曲求全,通过中间人士把自己的意思转达给“邵氏”上层。自从邹文怀离去后,邵逸夫大刀阔斧改组了班底。新的制片主任由袁秋枫担任,编剧主任是董千里,宣传主任是陈铜民,策划经理是易文,《香港影画》主编是朱旭华。这个“邵氏”新内阁,每周六与邵逸夫开一次例会。作为李小龙的中介人,“邵氏”导演许国参加了关于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