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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齐齐哈尔和嫩江地区的土匪十分猖狂。一个严寒的夜晚。
月亮藏了起来。当空一抹淡淡的白云，磷光闪闪。一切都已经寂静无声了。
齐齐哈尔政府大门外停留着一辆囚车。
一伙由伪警察和特务组成的“光复军”，收买了警卫连的门卫，切断了电话线，预备谋杀省长于毅夫和逮捕我党政干部。他们突然闯进省政府于毅夫的房间，误认为住在外间的马识途是于毅夫，接连向他开了两枪，马识途身负重伤，倒在地下。这时，我警卫人员发现，立即向敌人开枪。
住在里间的于毅夫和民政厅长刘靖拔枪而起。
匪徒无奈，被迫退出房门，仓惶而逃。
土匪不除，根据地难以安定！
经此一事，黄克诚更加坚定地把剿匪作为巩固根据地的措施之一。同时，见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第206、207页。
他主持开展反奸清算和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发展革命武装。
早在1946年2月，我军两个团击溃土匪和地主大排，收复长岭县城。
团政委严达人任县委书记，组成第一届长岭县委，隶属西满分局辽西省委第二地委。
当时，长岭县内土匪遍地。
二分区三团奉命积极追剿，活捉匪首“天帮”，公审枪决。1946年11月30日，国民党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一部进犯长岭。我军北撤。
长岭县委集中区村武装，组织长怀武工队，建立了以三家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以后，长怀武装工作队多次到陈家圈子、终家窝堡、岗岗屯一带，袭击地主大排和土匪武装，镇压了反攻倒算的地主许作亭、李显以及反动道德会会长张志文。不久，又解放长岭县城。为巩固根据地，县保安大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对盘踞在全县的大小几十股土匪追剿。
经夏秋两季的清剿，大股土匪已被肃清，剩下的多是老、惯匪和土匪中的“四梁八柱”，约一百余人，在“老头好”、“七国”、“六合”、“北来红”、“老北洋”、“东来好”等匪首的带领下。逃窜到农安和长春郊区，经常骚扰前郭、乾安和长岭的边缘地带，捕杀农会干部，抢劫人民财物。
蒙古骑兵团和县保安队奉命跟踪追剿这股顽匪。
这是一个严寒季节，天空是灰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轻雪。
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边的呵气，一遇到严寒，好像冒烟似的。
一股土匪窜入长岭县伏龙泉区西山上屯。
县政府命令驻军和伏龙泉区队迅速前往。当部队赶到西山上屯，“老头好”等给子土匪又逃亡长岭县马鞍山屯。
县政府命令保安大队骑兵三中队连夜出发，直奔马鞍山。在这正下雪的夜里走路，就像一只小船飘荡在大海中。腿一拔出，雪马上就填平了留下的痕迹，什么都看不到了。整个山村，已经成了无限幽静的银白世界。
我军强攻失利。英勇的中队长郝长贵和指导员张资平先后中弹牺牲。
一排长立即接替指挥。
战斗僵持到黎明。匪首“老头好”被击毙。
县大队一中队奉命赶到。正在追剿这股土匪的蒙古骑兵团和农安县地方武装也闻声赶来。
三支队伍合力围剿这股土匪。
匪徒大部分被歼灭，但仍有一部分匪徒突围，向洼中高逃去。
十天后，蒙古骑兵团在洼中高苇塘中，彻底打垮了这伙顽匪。
这样，在黄克诚的亲自主持下，西满境内的伪军、伪警察、特务、地主流氓武装，一一被收拾干净。
除了同国民党部队作战和剿匪以外，黄克诚所部还遇到了艰苦考验。
刚进东北时，群众对我军还不大了解。国民党特务造谣说：“八路军是专门扒铁路的军队，比土匪还坏。”老百姓不明真相，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
我军一到，老百姓就纷纷躲藏起来。来不及躲藏的，也紧闭房门，怎么敲也不开门。
部队搞不到粮食，搞不到柴草，又缺乏应付严寒的经验，吃了不少苦头。
有的南方战士冻伤了脚，便急忙用热水烫，结果把脚趾头给烫掉了。在乘火车时，有的战士伸手去扶铁把手，结果一下粘掉一层皮。
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根据地，部队不要说打仗，连立足也很困难。
在剿匪的同时，黄克诚派出一批干部，深入农村，组织清匪反霸和土改，建立各级人民政权。
到1947年5月，西满地区有一千八百万亩土地，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有了实际的了解，认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大不一样，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
紧闭的房门打开了，群众脸上露出了微笑。老百姓把部队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问寒问暖，照顾得十分周到。
逢年过节，群众杀猪宰羊，拿出陈年老酒招待指战员。部队缺医少药，群众主动用土方为战士治病。翻身群众踊跃支前，部队得到发展壮大。
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有了群众的信赖和支持，部队的兵员和物资都有了保证，战斗力更加提高了。
由于李富春调到东北局负责财经工作，黄克诚代理了西满分局书记，全面负责西满地区的工作。
在前段的基础上，黄克诚发动干部群众，广泛深入地进行土改扫尾工作，组建地方武装，发展经济，大力支援前方作战。又是军事，又是政治，黄克诚肩头上的担子更重了。
关外的冬天，寒风刺骨。
1946年12月29日。齐齐哈尔市府大礼堂。
千头攒动，人声鼎沸，热气腾腾。
主席台上，黄克诚正在作报告。那湖南口音，在礼堂里回响着。讲什么呢？在讲朱德总司令的生平。
朱总司令的六十大寿，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重视。齐齐哈尔市也成立了“庆祝朱总司令六秩大寿筹备委员会。”这件事，黄克诚早就放在心上了。
他把这看成是一次进行教育的好机会。他同朱总司令相识已有二十多年，对朱总司令的历史、功绩和伟大的品格都极为了解。他觉着有责任把这些告诉给西满的同志们，并以此激励下一段的斗争。
黄克诚为庆贺朱总司令大寿，挥毫题词道：学习总司令坚决顽强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粉碎蒋军进攻，巩固独立民主和平根据地，来庆祝米总司令大寿。
黄克诚这题词，正是黄克诚报告的基调。他在简述了朱德的生平后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讲道：“总司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屈不挠，不疲不倦奋斗了四十年，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思想、言论、行动、工作态度，都是我们共产党员和干部的榜样和指南，都是要尽心研究和学习的。”
会场上爆发了一阵阵掌声。
等掌声过后，黄克诚那高亢的湖南口音又响彻在礼堂里：“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他，造就成大批朱德式的干部，来加速革命斗争的发展和胜利的到来。”
黄克诚强调要学习朱总司令这样几点：一、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二、超人的宽宏度量；三、团结教育干部；四、密切联系群众；五、学习精神特别好；六、生活简朴。
黄克诚的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一方面是由于朱总司令的崇高威望；另一方面是由于他讲述生动，由于人们对他的尊重。
黄克诚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处处事事都表现出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要说朱德式的干部，许多人都会把目光投向黄克诚。
黄克诚献身革命，无限忠于党的事业。他只知道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而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考虑和处理问题，从来都是从全局出发，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进入东北的部队，来自几个不同的根据地，编制番号不尽统一。当时，有三、四千人就可编为一个师。有的地方部队收编了当地部分游击武装后，就升格编成团或师一级的单位。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主力，是以红军骨干为基础的老部队。全师四个旅又三个特务团，共三万五千余人。各旅都是三个大团的编制，八九千人以上。
按当时的情况，第三师部队编成四个师绰绰有余。
当时，有些同志向黄克诚提出这样的建议，但黄克诚说什么也不同意。
黄克诚语重心长他说：“我们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部队编制由中央军委决定，我们自己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擅自扩大编制。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不能做草头王。”
黄克诚的话铿锵有力，荡气回肠。一个共产党人的典范！
黄克诚想，东北民主联军处于初创阶段，重任在肩。而当时东北情况复杂，困难重重，战局又瞬息万变。在这样的情况下，骨干部队必须置于统一指挥之下，以便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而骨干部队分散编制之后，会削弱部队战斗力，又不利于作战统一指挥。
因此，黄克诚一方面耐心地做部队的思想工作，同时主动将新四军第三师部队交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由林彪直接指挥。这样，总部手中直接掌握主力部队，便于作战。
黄克诚自己，则只带少量部队，在西满开辟建立根据地。
新四军第三师部队的编制番号，一直保留到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统一整编。
原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十旅和独立旅，共同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后来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三十九军），由刘震任司令员，吴信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原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与山东部队第七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后来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由洪学智任司令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
在西满，以原新四军第二师的三个特务团为基础，加上地方部队一部，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后来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十四军），由邓华任司令员，陶铸任政委。
1947年4月，邓华率第七纵队再次攻占通辽，歼灭了在通辽一带的国民党军队。
到夏季攻势结束后，整个西满地区完全打通，成为连成一片的巩固的根据地。到此，建设四满根据地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黄克诚看到形势在飞速发展，这时再保留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意义已经不大了，而应由东北局来统一领导部署东北地区的工作。
黄克诚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建议撤销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原来由西满分局领导的各省的工作，全部集中到东北局直接领导。
不久，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复电，接受了黄克诚的提议。黄克诚光明磊落，处处一心为公。
有一次，一位英俊的青年军人找到了黄克诚处。黄克诚一见，非常高兴。
这位青年军人，名叫黄克云。
黄克云是黄克诚的堂弟。按辈份是同辈，可是年龄相差二十多岁。
黄克云刚出来参加革命不久，是要到哈尔滨去学习，路过西满分局驻地白城子。
黄克诚多年没见到他了，又是问寒又是问暖。他拍拍黄克云的肩膀，笑呵呵他说：“好！好！长得越来越像个军人啦！”
黄克诚留他住了一个晚上，细细打听家乡的情况。
临行时，他问黄克云：“怎么样？你还有什么困难吧？”
“没有什么困难了。就是……就是能不能帮我刻个私章？”黄克云吞吞吐吐他说。
“要那个干吗？”黄克诚不以为然。
“有用呗！”堂弟还挺坚决。
于是，黄克诚叫来警卫员，吩咐他上街看一看，刻一枚章需要多少钱。
“你给他五毛钱就是了。”警卫员笑着说，“今天你弟弟来了，刻个章还不多给他点钱？”
“那不行，刻个章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从我的津贴费里给他。”黄克诚很严肃。
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人。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军队的后勤工作，在争取胜利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有人说，战争的胜利是打后勤。话说得可能过分一点，但从战争中看，没有后勤，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东北战争初期如此，辽沈决战也是如此。
东北局把后勤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当时，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曾为此发表社论，号召全军加强后勤工作建设，并建议各级政府支持后勤工作，认为这是富有战略意义的。
进军东北初期，当时有十万部队、两万干部、二十个中央委员出关，这中间就有长期做后勤工作的领导人。
叶季壮、张永励、方志浩、王锡元、高文智、孙仪之、张汝光……后来，又来了杨至诚、贺诚。他们在红军时期就做后勤工作。
东北是个新区，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部队都是轻装来的。有的甚至没有穿棉衣。而当时遇到的敌人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有时候要一面行军，一面打仗，其困难可想而知。当时，部队给养是筹一顿，吃一顿，伤兵也没人抬。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部队痛感后勤供应保障工作的重要。
有鉴于此，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成立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兵站部、铁路管理局、东北银行总行等。
后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沈阳，在梅河口成立了前总后勤部，仍由叶季壮任部长，副部长贺诚，政委是从苏联回来的杨至诚。另外，还组织了野战后勤部和后方司令部。
四平保卫战开始，后勤工作虽然有很多困难，物资还不丰富，但仍尽了最大努力支持前线。
这一时期，后勤工作虽然比较稳定，前后方也有了明确分工，但由于战争形势紧张，国民党军队不断进攻，我军处于且战且退的状态，后勤供应仍然改善不大，兵员不足，装备陈旧。尤其是无根据地作战，部队士气大大受到影响，少数部队竟丧失了战斗力。我党我军处于最困难的时期。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敌人逐渐收缩，有的地方变为守势，我军则逐渐变为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