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我军处于最困难的时期。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敌人逐渐收缩，有的地方变为守势，我军则逐渐变为攻势。这样，运动战开始了。我军长途行军，更需要后勤的有力支持。
原有的一套兵站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部队大规模决战的要求。大规模的战争，要求后勤跟随部队前进。否则，就增加了前线的困难，不能进行持久的作战。
为了着手准备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进一步加强东北我军的后勤和支前工作，便提到了日程上来。
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局，扩充原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为后勤司令部，任命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委，统管整个东北我军的后勤工作。
在结束了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善后工作之后，黄克诚马上赶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驻地哈尔滨，主持后勤司令部的工作。
后勤司令部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钟赤兵、贺诚任副司令员，杨至诚任副政委，李聚奎任参谋长，陈沂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使后勤工作跟上战争的需要，以原后勤兵站部及西满军区、辽东军区后勤为基础，分别组成东、西两线后勤司令部，并在北满、南满广大地区部署了兵站线，担任由北满到南满作战部队的运输和补充工作。
同时，地方党政机关也派负责干部组成人民支前委员会。这就形成两条绵长的兵站线，更广泛地发动了群众，获得了广大人民对我军的更大支援。
随后，又征集了地方和历次缴获的车辆、马匹，各纵队相继建立运输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有机联系的运输队伍，加强了野战部队的运输力量，＇奇·书·网…整。理'提。供＇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部队运输力不足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夏季攻势和尔后的秋季攻势中，以及辽沈决战中，并经受住了考验。
可以说，在黄克诚的领导下，这时东北的后勤工作，已经比较能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了。
在秋冬两季攻势中，数以万计的民工、担架、车辆、马匹，日夜不停地往返在前线和后方的交通线上，运送粮食、弹药、伤员，以及缴获的物品。
这些数量非常大，又需要及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工作，要保证作战的胜利，简直不可想象。
大规模作战，而且是连续持久的大规模作战，这不像过去几百人、几千人打游击，到处可以吃饭，只要有少量弹药就可以作战。
现在不同了。仅就秋冬两季攻势所需弹药消耗量来说，就比过去中央苏区内战总消耗还要多得多。
黄克诚会同原来负责后勤工作的钟赤兵、杨至诚等，主持召开了两次后勤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后勤工作，对我军后勤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制订了一套规章制度，以适应未来更大规模的作战。1948年4月，又召开了全军后勤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东北局、东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罗荣桓到会讲了话，提出把后勤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黄克诚作了工作报告和总结报告。
这次会议，在东北军区后勤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会议提出了当时后勤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求建立统一的正规的后勤工作，提高后勤工作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保证前线最好的物质需要，保证部队健康，保证伤病员的救护、医疗和归队，密切支援和配合各军作战，争取东北战争的全部胜利。
这样，在黄克诚的主持下，东北我军后勤工作基本上走上了正规化，为保证以后的辽沈决战对后勤的需要，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辽沈决战，黄克诚功不可没。
1948年4月的一天。
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东北局的来电：冀热辽是今后作战的要地，需要做好群众工作，负责繁重的补给基地与战勤任务，又要指挥地方兵团作战。因此，我们一再考虑结果，认为派黄克诚到冀热辽任书记兼政委比较适当。
毛泽东看着看着，脸上露出了微笑。
东北局的想法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
4月12日，毛泽东复电同意。
这样，为了加强东北战场南线支援作战工作，黄克诚奉命来到热河，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同时兼任东北解放军第二兵团政委。
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在前线指挥作战，黄克诚在后方做战勤支前工作。
虽然没有亲自上前线作战，但前方胜利的捷报频频传来，黄克诚十分兴奋。
1948年，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
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成熟了。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
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截断北宁线，封闭东北敌人向关内逃窜和华北敌人向东北增援的陆上通道，全歼锦州守敌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十万余人，生俘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
长春守敌在待援、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于17日起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被迫宣布放下武器，于19日率新七军向我军投诚。长春解放。
10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全歼妄图重新占领锦州的敌第九兵团，生俘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逃到北平，沈阳则由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率部死守。
11月初，我军攻克沈阳，全歼第八兵团，生俘周福成。除营口敌人万余人和葫芦岛敌人从海上逃跑外，其余敌人全被歼灭。
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消灭敌人四十七余万人，我军解放了东北全境。
在整个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士气非常高涨。
前方在打仗，黄克诚在后方组织支前也是日夜不止。他在热河积极组织民工，运送粮食，保证前方的需要。
为了保证攻打锦州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在塔山组织了英勇顽强的阻击战。
在激战中，战士们有时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群众就冒着炮火，往前沿阵地送饭送水。
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我军在塔山浴血奋战了六昼夜，抗击敌军九个师的进攻，使敌人在塔山脚下不能前进一步。我军完成阻击任务主动撤出阵地后，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涛看到阵地上堡垒星罗棋布，交通壕纵横贯通，以及即使无人防守也难以通过的鹿砦、木桩、铁丝网等，不得不感叹：仅在十多天的时间里，能找到这么多的木材，构筑成如此完整的阵地，真是个奇迹！
12月中旬，黄克诚接到通知，要他去沈阳出席东北局会议。黄克诚立即赶往沈阳。
这时，东北全境已经解放。看到这片辽阔的土地到处飘扬着红旗，黄克诚不禁心潮澎湃。他知道，离解放全中国的日子不远了！
太阳升起来了。雪野在阳光的映照下，金光闪闪。到沈阳后，黄克诚向中央和东北局提出了撤销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的建议。
黄克诚认为，东北全境已经解放，应由东北局统一领导整个东北地区的工作。
黄克诚总是怀着一腔热情，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总是及时地提出来。
东北局会议还没有结束，黄克诚就接到中央军委的任命，要他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准备进关去接管天津。开完会后，黄克诚日夜兼程返回热河，迅速结束了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的工作，把善后工作交给高自力负责处理。
然后，黄克诚与黄火青一起，带领一批干部，随大军入关，准备去接管即将解放的华北大城市天津。
黄克诚与黄火青带领一批干部，在胜芳和黄敬率领的一批华北干部会合。他们一起研究拟定了接管天津的方案、方针，以及天津市军管会组成人员名单，报送总前委审批。
这时，东北野战军一部，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已将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守敌全部歼灭。
为了进一步孤立北平，东北野战军主力奉命积极准备攻占天津，组成了攻城司令部，刘亚楼任司令员。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位于永宁河、大清河、子牙河、大运河四大河的交汇处，汇合后的大河称为海河，由大沽入海。由天津乘海轮，可通往上海、青岛、大连、香港、台北等港口。
天津也是津浦、北宁两大铁路的联结点。津浦路从北向南贯通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从天津乘火车南下，经沧州、德州、济南、徐州、蚌埠，直达浦口、南京。北宁路由南而北，从北平，经天津、唐山、山海关、锦州直达沈阳。
天津与上海、广州、武汉合称中国四大商埠。由于天津水陆交通发达，所以工商业繁盛。全市有工厂企业四千六百多家，其中以中国纺织公司规模最大，拥有纱锭二十二万枚。
相传，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这个地方就有人居住。金朝时称为直沽。
明燕王朱棣争夺皇位时，率军由直沽南下，即帝位后，遂改直沽为天津，是“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
天津东临渤海，是个低洼河网地区。市区地形复杂，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河、运河切成许多片断，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市区北面、西面较高。城南地形开阔，南、北两面都有高大的建筑物，东西两面多为坟地。市区中心地带有海光寺、中原公司等高大建筑物，易守难攻。
为了使天津“固若金汤”，国民党强令十万民工环天津挖了一道宽十米，深四至五米的护城河，护城河水经常有三米多深。在护城河内侧，又筑成一道土墙，从墙顶到河底高达六七米，在土墙上设电网，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座大碉堡。而且，在环城碉堡工事的主阵地前面，拆除民房，便于发扬火力。
国民党天津警各司令陈长捷，自恃“大天津堡垒化”，率十三万军队负隅顽抗，拒绝向解放军投降。
东北野战军集中三十余万兵力，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术攻打天津。1949年1月3日，开始扫清天津外围据点。14日，发起总攻。
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到15日下午3时许，全歼天津守敌，活捉了陈长捷。
天津解放了。
15日，黄克诚随攻占天津的东北野战军部队，冒着硝烟，进入天津市区，开始了接管这座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
15日夜，黄克诚接到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署名的电报：除黄克诚、黄敬已经中央指定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副主任外，同意以黄火青、张友渔、李聚奎、钟伟、袁升平、王世英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
于是，黄克诚一进入天津，就亮出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对天津市实行军事管制，由王世英任军管会参谋长。
在进入天津之前，中央已经任命黄克诚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敬、黄火青为市委副书记。黄克诚、黄敬、黄火青，称为“天津三黄”。
当时，黄克诚等确定了天津接管的工作方针：“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
接管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很快，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黄敬任市长。
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了下来，工厂、企业迅速恢复了生产。
天津原来有两家颇有影响的大报，一是《大公报》，一是《益世报》，都是日报，天天出版发行。
接管天津后，马上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两家报纸的问题。《益世报》不允许再出版发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大公报》怎么办？
《大公报》是天津具有几十年历史的一家大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
创办人英华、字敛之，满族人，天主教徒。1916年报纸由皖系王郅隆、胡政之接办。从1926年9月起，由吴鼎昌、张季鸾等接办。《大公报》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版，在全国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黄克诚想，在刚刚解放的城市里，对报纸还是控制严格一点好，以免出什么问题。于是，决定《大公报》也停止出版发行。很快，中央知道了这件事，批评黄克诚不该不经请示而擅自决定《大公报》停刊。
于是，《大公报》又随即复刊。
继天津解放后，北平于1月31日和平解放。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由河北平山进入北平。
5月，毛泽东电召黄克诚到北平汇报工作。
黄克诚汇报了天津的接管和城市民主改革情况，毛泽东对天津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当即，毛泽东留黄克诚一起进晚餐。
经过长期战争生活的毛泽东，仍旧保持着俭朴的作风，晚餐只备了四菜一汤，就算是对客人的特别招待了。
菜肴也很简单，只是多放些辣椒，便足够两个湖南同乡享用了。
席间，毛泽东同黄克诚边吃边聊，谈笑风生。
看得出，毛泽东心情极好，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本来，要黄克诚去接管天津，就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黄克诚忠心耿耿，善于思考，才智过人。
他经常向中央提出良好的建议，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克诚不辱使命，不仅工作出色，而且很快摸索出了一套接管大城市的经验。这使毛泽东又放心又满意。
不过，毛泽东看问题的眼光非常深远。他考虑的是，关键不在于眼下，而在于今后。他想知道，面对全国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全面建设新中国的新时期即将到来的新局面，究竟应该怎么办。
突然，毛泽东放下筷子，看着黄克诚，问道：“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全力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黄克诚胸有成竹地回答，丝毫没有犹豫。
“不对！”毛泽东摇了摇头，严肃他说，“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黄克诚闻听此言，不觉一愣。这时，方才知道自己的想法与毛泽东竟有如此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