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久负盛名的避暑胜地，又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而名扬中外，载入史册。
在军事系统，为了深人讨论和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清除彭德怀和黄克诚在军队中的影响，中央军委在全会尚未结束以前，就发出通知，决定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8月18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
北京。军委第一次大会，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召开，到会者有两千多人。
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起被批判。对中央决议，他们只能认帐。对许多“揭批”的不实之辞，彭德怀和黄克诚都进行答辩。
会场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了。于是，会议主持者决定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分成两个会场批斗。
批斗黄克诚的会场设在紫光阁。
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黄克诚关系多的人，要他们揭发批判。
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黄克诚是“怕死鬼”，那个说他是“杀人犯”。
对此，黄克诚能够理解。他明白，除非个别人另有个人目的，大多数人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
忽然，吴法宪提出了所谓黄金问题：“黄克诚曾经贪污大量黄金！”
这样一来，会场上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一片哗然。
黄克诚一向被人认为清正廉洁，这回一下子似乎成了大贪污犯。
原来，所谓的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往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
当时，数万大军远征东北，当然得带许多钱。但是，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离开根据地就成为废纸。于是，大军出发前，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一部分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之用。
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师部所带的黄金还有剩余。黄克诚征得组织同意后，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
东北解放后，黄克诚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当时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手中。翁徐文请示黄克诚如何处理。黄克诚当时已经得知中央任命其为湖南省委书记，他想，湖南革命烈士很多，从前是老苏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地区。黄克诚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的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
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后来由于湖南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黄克诚要翁徐文把这笔钱交给湖南财政部门。
这笔款项，黄克诚有批用权，但从未直接经手过。自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管。
这个问题揭发出来以后，黄克诚非常担心。黄克诚恐怕翁徐文年纪大了记不清来龙去脉，又恐怕他已经把帐目销毁。而且，万一翁徐文已不在人世，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黄克诚已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名，但是实在耻于背个“贪污”的罪名。因此，他写信给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
罗瑞卿受命率领一批人马亲赴湖南。
他们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去查对，把多年的老帐翻出来，一天一天地查问。
幸好，翁徐文仍然健在，而且他十分小心，事关钱财，怕有非议，帐薄、单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李富春批准的字据都在。
这样，一直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军委斗争会停止后，黄克诚一直赋闲在家。
1959年后，他曾写诗自娱：七律自况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乌纱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黄克诚有时阅读书报，有时默默散步，有时悄悄到郊外察看庄稼长势。
下雨时，他常常用脸盆接水测量降水量，关心农民的生产。
在当时，黄克诚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关心国事了。1960年以后，大跃进等政策的恶果显露了出来。经济上比例失调，生产下降，供应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城市减量供应，农村死于饥荒的人不断增加。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黄克诚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黄克诚见到了陶铸。陶铸再三劝他给毛泽东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
黄克诚考虑再三，决定接受陶铸的劝告。他从别人的发言和文件中得到启示，着重检查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克思主义高度上来认识问题等等。
黄克诚罢职闲居，虚度岁月，希望能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开会，要解决农业问题，决定不搞农村大食堂，实行评工计分等等。
听到消息，黄克诚非常高兴，认为早就该这样做了。1961年国庆节。天安门。
黄克诚获准上天安门观礼。此刻，他正坐在休息室休息。忽然，黄克诚看见毛泽东向他走来。他连忙站起身来，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对黄克诚说：“你给我的信收到了，看后我很高兴。”接着，毛泽东又告诉黄克诚，蒙哥马利和斯诺来华谈了什么什么等。
“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吗？”黄克诚乘机问道。“可以，可以。”
毛泽东回答道，“你还想回军队吗？”毛泽东又问黄克诚。
“我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吧！”黄克诚回答。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发扬党内民主、扭转形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上使全党前进了一步。
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点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连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写了一份八万言书，送给中央和毛泽东。
不料，政治风云又起变化。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供批判之用。
开始，黄克诚获准参加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他参加了。
这虽然使黄克诚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但也表明他的处境即将恶化。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以贺龙为组长。
这次的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黄克诚的日子比363较好过。
他依旧闭门读书看报，有时与人下下围棋。后来，毛泽东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此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国内形势又变得紧张了。
1965年9月。北京。黄克诚住处。
杨尚昆代表毛泽东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黄克诚谈后，说是毛泽东决定派他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黄克诚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因此十分高兴。安子文对黄克诚说：“你要快走，尽快离开北京！”
“我可以过了节再走吗？”因国庆节即将来了，所以黄克诚这样问。
“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回答很干脆。
黄克诚听了，略感奇怪。但是，他服从了组织决定。黄克诚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他收拾了东西，交出了公物住房。以前保存的革命文物，别人送的字画，他分别送给了有关博物馆保存。几年来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了公家。他打算过一年再调动夫人唐棣华的工作，让孩子们仍在京读书，自己一人先去山西。去山西前，黄克诚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七律抒怀京华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到了太原，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主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黄克诚先到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等十一个县，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
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黄克诚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黄克诚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黄克诚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等九县后，他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山西的粮仓。来回一个多月，回到太原时，就要过春节了。黄克诚两次共跑了二十一个县。他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由于急于工作，所以并不感到多么疲劳。
不久，黄克诚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犯错误的消息。黄克诚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365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于1966年2月3日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实际上，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从1965年冬就开始了。
1966年春节后。山西。
太阳炙烤着干涸的泥土，大地张着嘴。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雨丝了。
黄克诚又去太行山区进行抗旱工作。
到了高平县，黄克诚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黄克诚在高平接待了他，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进行抗旱工作，从2月一直到5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他一路到了不少基层社队，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还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加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头上，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1967年1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动手阻拦，不许黄克诚打。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把电话机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不讲理？”
这一吵闹，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
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黄克诚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总计呆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