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攻克吉安，从缴获的大量报刊资料中，毛泽东敏锐地作出判断：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一定会集中兵力，大举进攻苏区，消灭红军这一“心腹之患”。
毛泽东进而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如果蒋介石大举来犯，红军继续远离根据地，在白区分散作战，并且集中攻打大城市，将是十分危险的。因此，红军应当尽快撤回赣东苏区一带集结，整训部队，依托根据地同敌人周旋作战。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简直与中央方针唱了反调。
消息传到红三军团时，相当一部分同志不愿意东渡赣江，仍旧坚持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中央计划。
黄克诚闻讯，非常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主张。
他之所以曾经一再反对攻打武汉、长沙，就是因为他从亲身经历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单纯去攻打中心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毛泽东的主张无疑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不过，毛泽东的见解要比自己高深、系统得多。数十年后，当黄克诚已是垂暮之年，他还记忆犹新，充满感情地回忆说：在这一要作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却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看出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派周以栗同志到红三军团去说服彭德怀同志，不要冒进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它。经过一个多月，才把彭德怀同志他们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就是这个决策的结果。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
天有不测风云。
1930年上半年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肃清反革命运动。
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了肃反打“AB团”的斗争。“AB团”是蒋介石指使并授意国民党右派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秘密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该组织早在1927年已经解体。
但是，党内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同志，大概是发现了个别“AB团”分子在苏区活动，遂如临大敌，在苏区和红军中大搞肃反打“AB团”，使得肃反严重扩大化。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刑讯逼供下搞出的假口供，派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到红二十军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
李韶九此人品质不好，就是他在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大搞刑讯逼供，致使不少人屈打成招，人人自危。
因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见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李韶九的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于是，他们在12月12日带领队伍包围了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扣留李韶九，释放了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了分裂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将二十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
这就是震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发生，在红一方面军和党内引起极大震动。
中央政治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的“反革命行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及方面军负责人相继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要求有关方面进行坚决进攻和镇压。
军队中肃反打“AB团”的斗争日益扩大开来。
一些“左”的思想严重的同志，甚至于命令各部队成立专门的“肃反委员会”，指令各部队必须抓出多少名“AB团”分子。
一股可怕的瘟疫在红军中蔓延开来……
不少部队开始搞逼供信，供出一个，杀掉一个，甚至连队也有权杀人了：不少江西籍战士因“富田事变”发生在江西，成为肃反主要目标，冤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有的团打了三十多个“AB团”；有的师杀了好几百名“AB团”。
“AB团”越抓越多，越杀越多……
真是祸起萧墙，冷风瑟瑟。
黄克诚作为第四师第三团的政委，也一度成为团肃反委员会主任。
在蒋介石即将大规模“围剿”苏区之际，上级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要求清除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富农、“AB团”等反革命分子，黄克诚是赞成和拥护的。
因而，肃反伊始，黄克诚还是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在全团清除“AB团”，一下子打掉了一百多人。
但是，随着肃反工作的深入进行，黄克诚越来越感到疑惑。“AB团”越抓越多，那么多反革命混在队伍中，红军还能够打修水、克长沙、攻吉安，取得一系列战斗胜利，让人难以相信。特别是广大战士勇猛冲锋，出生入死，竟然冒出许多人是“反革命”？！
黄克诚开始认真地反思了。他日益感到这场肃反斗争有问题，心里更加内疚和悲愤。那么多战士被杀掉了，那么多优秀干部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
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逐渐进入了尾声。黄克诚在痛定思痛之后，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他后来回忆说：在这次肃反打“AB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对“AB团”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破坏革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守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帐，仅此一笔，黄克诚颈项上这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1931年1月，东韶。
天色已经大亮，云消雾散之后，山头抹上一层红色的阳光。眼前这一切使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天前，这里曾经是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的战场。国民党谭道源师就在这里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三千多人就地被俘。
红三军团第四师在东韶休息好几天了。第四师新任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克诚抓住这难得的间隙，举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
黄克诚是老资格的部队政治工作者，回顾自己参加革命军队后的种种经历，使他亲身感受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军事指挥，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应该也具备一定的政治工作素质。黄克诚将目光对准了那些在四师最基层的“干部”一班长。他从全师抽调了二十多名年轻有为的优秀班长，举办了一个短期政治军事训练队，为部队培养基层骨干。
训练队的训练是严格而又正规的。黄克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与心血。他亲自给学员们授课，讲授如何去做政治工作，同时督导学员们进行必要的军事培训。
时值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不久，黄克诚与苏区的广大将士一样，心境格外愉快。
亲身经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使黄克诚有幸目睹毛泽东那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蒋介石十万兵力分进合击，妄图一举歼灭红一方面军。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小股兵力诱敌就我范围，主力部队则秘密集结于黄陂、小布地区，以逸待劳，待敌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士气低落，红军主动出击，五天内取得龙冈、东韶两战两捷，歼敌一万六千余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整个战役打得痛快淋漓！正像后来毛泽东写的反映这次反“围剿”的著名词章《渔家傲》所描述的那样：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时间过得真快，两个多月过去了。
第四师政委石恒中病愈归队。上级随即传来命令，调派黄克诚到第三师担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军事政治训练队也随之结业了。学员们经过短期训练，派到了各连担任政治委员。
后来，这些学员当中不少人成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其中杨勇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
东韶通往乐安招携镇的山间小路上，黄克诚独自一人，手牵着一匹白马，不紧不慢地走着。
马背上是一件简单的行李，里面是黄克诚的随身生活用具。阳春三月，春的气息已经很浓了。
五颜六色的花朵，绿草新枝，沉浸在徐徐春风里。沿途的老百姓喜气洋洋，分田分地正忙。
黄克诚沐浴在这一片春光里。
他将要到红三军团第三师赴任了。经历了多次升降起伏，多次被指责批判之后，黄克诚反而更加成熟了，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冷静地思考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不盲从，逐渐成为他做人、行事，乃至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重要准则之一。一进招携镇，三师师长彭邀已经闻讯前来迎接了。
黄克诚急忙迎上前去，与彭邀高兴地握手致意。
彭遨一脸络腮胡子，开朗爽直。黄克诚与他以前就认识。他知道彭邀毕业于长沙楚怡工业学校，也是湖南人，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指挥员之一。能够与这样的同志共事，黄克诚心情十分舒畅。
黄克诚刚刚安顿好，来不及休息，便投入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
打土豪、筹款、扩军、协助地方党委作群众工作，一切忙忙碌碌。
这时，黄克诚得知中央苏区成立了苏区党的中央局。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但是，周恩来正在中央工作，一时难以脱身。于是，中央就派项英带领一部分干部先行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代理中央局书记。
第四章 反“围剿”攻赣州 征程起波折
1931年2月初，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开赴江西南昌。
何应钦曾与蒋介石有同窗之谊，相交甚密。何应钦进驻南昌后，立即对红军的情况进行综合查核，组织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为此，他制定了详细的“围剿”计划，先后调集兵力约二十万人，配以三个航空队，妄图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
蒋介石审阅了何应钦的“围剿”计划后，甚表赞成，公开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4月初，各路敌军云集中央苏区周围。
何应钦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方针，兵分四路、形成了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东西八百里长的战线，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迸犯。
4月中旬，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宁都县青塘。
4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商讨退敌之策。会上对反“围剿”方针出现了分岐。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张红军撤退，他说：“我们才有三万多人，怎么能打得过人家二十万大军？只有离开中央苏区才是出路。中央有过这样的指示，当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时，可以抛弃旧的，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
进而，项英竟然提议：“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我们是不是撤到四川去？”
项英的主张获得了部分同志的首肯。
中央代表团有的同志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采取分兵退敌的方针。
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离开根据地，到外线作战的主张，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我不赞成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虽然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多，但是只要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依靠苏区人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经过反复讨论，终于获得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的同意与支持。
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命令，红军主力首先集中龙冈，尔后西移东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东固，群山环抱，宛如一个盆地。
它的西北方向是两座险峻陡峭的山峰——九寸岭与观音崖，由此向北，便是富田了。
“九曲十八弯，弯到东固山”。从这句民谚中可见东固山的险峻。
时值暮春，山花烂漫，映山红开遍山山岭岭。
黄克诚、彭邀率领三师，会同大部队在这群山掩映之中，隐蔽待机二十多天了。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里集结在东固这个不太大的山区，是让许多人捏了把汗的。要知道，这里正处于敌三面包围之中，北距敌郭华宗第四十二师仅有十多里！这种“钻牛角”的阵势无怪乎有人担扰。
自从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对于毛泽东那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黄克诚深有领略，因而这次隐蔽待敌，他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不过，黄克诚心里也不无忧虑：部队给养发生了困难。全军上下缺菜少粮，连柴禾也得派人上山去打。
黄克诚清楚，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包围和进攻，同时实行经济封锁，苏区经济出现了困难，所以东固山区粮食远不能满足三万多将士的供应。虽然当地老百姓节衣缩食，自愿把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大部队的给养。
黄克诚向来注意关心、体贴手下的干部战士，视之为亲兄胞弟，如今部队生活窘迫，发生了困难，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恰在此时，上级指示，红军各部一边抓临战训练，一边抓生产生活，克服目前困难。于是，黄克诚亲自带领干部战士们挖野菜、背柴禾、掘竹笋，与他们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隐蔽待机二十多天，连敌人的影子也没见着，许多干部战士沉不住气了，情绪急躁，甚至有的干部战士发起了牢骚。
有的说：“要打仗就勇往直前，于革命就要敢于进攻嘛，现在可好……”
有的则说：“敌人修了坚固工事，就不会再前进了。哪能那么傻，像第一次‘围剿’那样，吃了亏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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