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在这份报告里，马林详细写及他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警察的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尽管如此，马林在路过新加坡时，还是秘密会见了正在那里的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和达尔索诺。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分别于五月十七日、五月二十六日、五月二十八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五月十八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最为详尽的，要算是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致荷兰驻华公使的信：
“不久前，荷属东印度政府电告，谓被从殖民属地驱逐出境的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已乘‘英斯布鲁克’号汽轮（原名‘阿奎利亚’号）从新加坡来上海。稍后几日，其同党和支持者巴尔斯亦偕妻动身来沪。……
“‘英斯布鲁克’号将于六月初抵沪。……
“此间，我已将他们即将来沪一事通知各捕房。
“鉴于我认为目前尚无理由对此三人立即采取行动，而应首先弄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属实，因此我已请各有关捕房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保持监视。”
也就在这一天，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了斯内夫利特和巴尔斯这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他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六月三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信，第一二四号，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七日，G类一五六（所有G类材料统属荷兰外交部文件），总号二三四九，清楚地记载着马林的行踪：
“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亚’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得烈森。”
这“东方饭店”，实际上就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维经斯基一行刚抵上海之际，也下榻于此。
马林下榻于大东旅社三十二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他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不过，当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
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偕其十七岁的爪哇妻子，也住进了大东旅社。巴尔斯化名“达姆龙”。
荷兰驻华公使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致荷兰外交大臣的信中，这样透露巴尔斯夫妇的行踪：
“巴氏夫妇于六月十日离开上海前往哈尔滨，拟赴西伯利亚，荷属东印度政府已请我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监视其乘火车去哈尔滨的行踪，日本当局负责监视他们去西伯利亚的情况。”
也就在这封信中，荷兰驻华公使清楚地点明了马林的身份：
“我通知了中国政府：斯内夫利特系由莫斯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前来远东进行革命煽动的……”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注视着马林的一举一动。档案中所存信件还表明，就连在印尼三宝垄的马林的妻子也受到监视，马林与妻子的通信被逐封拆查，以求从中获得关于马林的情报……
有不少书籍是说马林先抵北京——
例一，《包惠僧回忆录》《包惠僧回忆录》，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
例二，《李大钊传》《李大钊传》，一一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一大’前夕，共产国际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为代表，来到中国。他们也是先到北京。大钊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交谈，并委派邓中夏同志陪同他们去上海。”
实际上，现存的上海法租界密探对马林的监视记录是准确的，即马林是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乘“阿奎拉号”抵达上海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在这方面，倒是密探“帮助”了历史学家！马林从南方坐海船来华，确实也只可能先抵达上海，而不可能先到北京。
同样，在那“G类”档案，亦即荷兰外交部的文件中，还有密探们关于马林行踪的跟踪记载：
“斯内夫利特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四日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三十二号公寓。”
麦根路，即今上海石门二路，与北京西路交叉。张国焘也曾回忆说，他去拜访过马林，当时马林“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爱文义路，即今北京西路。张国焘的回忆与密探当时的记录相符。
G类档案中还记载：
“九月底，他到汇山路（引者注：有人误译为“威赛德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Рязанов）家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汇山路，即今上海霍山路。霍山路在离市中心较远的杨树浦。大抵马林为了躲避密探的监视，特地住到了僻远的霍山路，却仍在密探的监视之中！
倒是应当“感谢”密探们，把马林在上海的行踪查得如此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以至为笔者在七十年后的今日写《红色的起点》省掉了很多考证的时间！
第六部分：聚首尼柯尔斯基之谜终于揭开 1
马林刚到上海，便和先期抵沪的弗兰姆堡接上了关系。
弗兰姆堡——Ｆｒｅｍｂｅｒｇ，又译为福罗姆别尔，在一九二○年一月奉派来华。他本来在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情报局工作。这次来华，他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而是由工会国际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代表斯穆尔基斯派出的。工会国际联合会成立于一九二○年七月十五日，由苏俄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许多国家的工会代表在莫斯科开会而成立的。这年年底，在赤塔建立了远东书记处。后来，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工会国际联合会为基础，成立了红色工会国际（又译赤色职工国际）。它与少共国际一样，是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它主要从事红色工会的领导工作。弗兰姆堡来到上海，便与维经斯基接头。因此，马林找到了弗兰姆堡，就得到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情报。
与马林同时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柯尔斯基的俄国人。
尼柯尔斯基后来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然而，多少年来，这位尼柯尔斯基一直是个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十五位出席者之中，唯独找不到他的照片，也查不到他的身世，甚至就连他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也众说纷纭。
多少年来，这个谜未能揭开。
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著作，凡是涉及尼柯尔斯基，总是寥寥数句，语焉不详，而且各唱各的调。
包惠僧是把尼柯尔斯基当作“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如前文已经引述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
此处的“李克诺斯基”，亦即尼柯尔斯基。
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提及一段李达告诉他的话：
“他（引者注：指李达）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叫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
这就是说，尼柯尔斯基（即尼科罗夫斯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且是马林的“助手”。
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只提到一句：
“另一个是尼柯尔斯基，是俄国人，搞职工运动的，他不懂英语。马林讲话，是我替他作翻译的。”
这么说来，尼柯尔斯基是“搞职工运动的”。
至于周佛海，对尼柯尔斯基毫无印象，以至在《往矣集》中把尼柯尔斯基错记为维经斯基（即吴庭斯基）：
“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林和吴庭斯基也出席。”
在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文献中，能够找到的关于尼柯尔斯基的记载，也就是以上这点东鳞西爪。
正因为这样，在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词典》中，关于尼柯尔斯基的条目，只有这么几句话：
“〔尼柯尔斯基〕（ЛиконσскиЙ）又称李克诺斯基。俄国人。一九二一年六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到上海，与马林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同时又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同年十二月离华回国。”
没有写及其生卒年月，没有道明他来华之前及来华之后的经历——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实在不知道。这一条目可以说是囊括了在一九八七年时所有关于尼柯尔斯基的信息。
为什么这么多年，未能揭开尼柯尔斯基之谜？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以为，“尼柯尔斯基”极可能是一个临时使用的化名，诚如马林有着一打以上的化名一样。倘若按照“乐文松”或者“安德烈森”之类化名去查找，也很难查明马林的身世。
不过，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念尼柯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位国际友人，希冀有朝一日知道他的身世，他后来的下落。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一直在寻觅着尼柯尔斯基——因为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十五个人之中，唯有他成了未知数“x”。
但是后来，这个“x”，终于解开了……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午，两位中国女性飞抵荷兰。其中一位五十四岁，名叫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精熟英语；另一位比她小五岁，名叫李玉贞，精熟俄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多年。这两位中国女专家在荷兰汉学家班国瑞先生的帮助下，埋头于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查阅一大堆特殊的档案。
中国的学者是在一九八四年跟荷兰莱顿大学当代政治学研究者安东尼赛奇的交谈中，得知荷兰存有一批马林档案。
这一信息很快传进杨云若、李玉贞的耳朵里。在荷兰学者的帮助下，她俩决定前往那里，查阅马林档案。
马林是荷兰人。他在一九四二年去世。他的夫人后来也去世。他的女儿、女婿把马林所有来往信件、文稿、遗物整理出来，加上荷兰的警方原先监视马林所留下的记录——时光冲淡了隐秘。原本属于绝密的保险柜中的东西，如今可以大白于光天化日。这些文件收集在一起，也就形成了“马林档案”。
第六部分：聚首尼柯尔斯基之谜终于揭开 2
中国的两位女性是为着研究马林而去的。在一大堆档案中，查到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她们甚至看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发给马林的孙中山“大本营出入证”。
在这些文件中，英文的文件由杨云若来查看，俄文的文件由李玉贞来查看，而德文的文件则请班国瑞协助翻译。
在马林档案中，忽地发现涉及尼柯尔斯基的一些内容。马林一份手稿中写道：
“一九二一年六月〔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
这表明，尼柯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并非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
马林还写道：
“和尼柯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这清楚表明，尼柯尔斯基绝非马林的“助手”。他俩是由共产国际的不同部门派出的。虽然马林的职务比他高，但他“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
还有一段话，也颇重要：
“尼柯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令中说，党（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
这表明，尼柯尔斯基所执行的是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令——他确是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出并直接受那里领导的。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寻觅尼柯尔斯基的同时，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专家们也在研究这个谜一样的人物。
一九八七年，一位名叫斯维廖夫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人员，前来中国人民大学，在李良志副教授指导下进修。斯维廖夫告知重要信息：苏联方面已经找到有关尼柯尔斯基的档案。
一九八八年，当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卡尔图诺娃博士来华访问时，李玉贞向她问及尼柯尔斯基的情况，卡尔图诺娃证实确已找到不少关于尼柯尔斯基的材料——是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档案中查到的。
果真，一九八九年第二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发表了卡尔图诺娃的论文《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人》，首次披露了尼柯尔斯基的身世。这篇论文是颇有价值的，只是标题不甚确切，因为尼柯尔斯基在中国不是“被遗忘”，而是多年寻觅未得——也许在苏联，他由于蒙冤遭错杀而把他遗忘了。
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合刊《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李玉贞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柯尔斯基》一文，依据卡尔图诺娃的论文，在中国首次介绍了尼柯尔斯基的身世：
尼柯尔斯基，原名涅伊曼—尼柯尔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即贝尔格·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一八九八年，卒于一九四三年。一九二一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