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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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起点- 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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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小马克思”的雅号,也被选入起草小组。据董必武回忆,他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他还提及,好像李达也是起草者之一。
  在起草纲领和决议的过程中,平行线交叉了,争论开始了。
  最激烈的争论,常常是在两位饱读马克思著作的人物——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进行。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什么样的党纲。
  在李汉俊看来,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他以为,中国共产党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才能决定。他以为目前中国共产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见解,他以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虽有陈公博部分地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但刘仁静的看法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李汉俊有个长处,当他的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定之后,他并不坚持。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早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李汉俊便曾与陈独秀发生争执: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
  在这次会上,李汉俊又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只是个联络机关。他又一次处于少数地位,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
  很自然地,由此便产生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讨论。马林在开幕式上已经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说得清清楚楚。尼柯尔斯基也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得到明确的指令,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李玉贞:《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柯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合刊。。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倒是赞同李汉俊的意见,即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这“联合”一词,实际上没有接受马林所说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直至一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才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竟然引起空前激烈的大辩论,那便是在讨论党员条件时,党员能否在现政府中做官?陈公博主张可以,因为他正在广东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而陈独秀正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样不小的官。李汉俊也同意他的意见。不过大多数代表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两种意见争执不休。最后,“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当作部长、省长,一般的不应当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作类似厂长这样的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二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经过一番又一番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修改记号,总算接近定稿了。
  屋顶花园。张国焘向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讲述着讨论的意见,讲述着党纲和决议的初稿。马林听着、听着,当他听到那句“联合共产国际”,顿时双眉紧锁。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他以为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
  马林要求出席大会,他要亲自向代表们说明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
  第七部分:成立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1
  七月三十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柯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肚子忽地大痛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八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一九九○年八月九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晚,那个闯进李公馆的穿灰布长衫的中国密探究竟是谁?七十年来从未知晓。据薛耕莘先生告知,那不速之客叫程子卿,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一八八五年,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程子卿不会讲法语,但臂力过人。他与黄金荣结拜为兄弟,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是做巡捕,后升为探长。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身体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三十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开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解放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因为这样,解放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他于一九五六年病逝于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第七部分:成立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2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那〔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分〔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戒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大约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也提及此事: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
  后来,陈公博在他一九四四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据现今仍健在的薛文淑回忆:
  “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引者注: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
  第七部分:成立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
  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回马枪”。
  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乃是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也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渔阳里,走进二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当时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
  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由于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
  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说:“到三马路!”
  三马路,即今汉口路。那时,称南京路为大马路,九江路为二马路,福州路为四马路,广东路为五马路,北海路为六马路。
  包惠僧在三马路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尾巴”,便叫车夫拉到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然后,又东拐西弯,这才折入环龙路,付了车钱。待黄包车走远后,包惠僧才步入渔阳里,来到了二号。李达给他开门。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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