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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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起点-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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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黄包车走远后,包惠僧才步入渔阳里,来到了二号。李达给他开门。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一进屋,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明日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
  周佛海原本因肚子大痛大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地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从渔阳里二号来的,想弄清博文女校的情况。
  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遭到了麻烦。看看博文女校楼上的铺位,全都空着,便知事态严重。
  “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肚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渔阳里二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的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不错。
  “到嘉兴的火车多吗?”代表们问。
  “很多。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我每一次回桐乡老家,都要在嘉兴下火车,很熟悉火车时刻表。最好是坐早上七时三十五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十时二十五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九时、十时,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二时五十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七时三十五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柯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
  可是,陈公博却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会。
  陈公博未去嘉兴,有三种可能性:
  或许因为他单独住在大东旅社,又带着女眷,夜已深,而翌晨出发又早,无法通知他。
  或许因为考虑到他和李汉俊曾受过法国巡捕的审问,已经引起警方注意,不便去。
  陈公博自己则说,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
  第七部分:成立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是多事的夏夜。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馆,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也起身向李汉俊告辞。
  李汉俊把他从前门送出,闩紧前门,回身又锁上后门。进屋之后,连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入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见有一黑影相随,便知来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也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也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
  他不敢径直回大东旅社。这时不过晚上十点多,他步入霞飞路一爿灯光通明的大商店,一边佯装观看商品,一边思索着脱身之计。
  他忽地记起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时,路过上海,曾到大世界游玩。即使入夜,那里也很热闹。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踪者。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身后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辆黄包车尾随。
  当陈公博在大世界下车,“尾巴”也在那里跳下车。
  陈公博以悠闲的步子,进入书场,走入戏场。当他来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那幽暗而人群拥挤的地方使他突然加快了步伐。他消失在黑压压的观众群中。
  当陈公博从另一个门下楼,赶紧又叫了一辆黄包车,朝北驶去。他从车上回头望着,没有发现跟踪的车子,松了一口气。
  他在南京路下了车,等黄包车离去,这才急急闪进英华街,来到那挂着“天下之大,居亚之东”对联的大东旅社,乘电梯来到四楼。
  穿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为他打开四十一号房间的房门,灯亮了,他的太太醒来了。
  他关紧了房门,顿时出了一身大汗。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他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断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铜床上像蒸笼似的。陈公博索性把席子铺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积聚在天空的乌云终于结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面,雷声大作,电光闪闪,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凉风习习,陈公博总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
  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
  翌日——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十四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八月二日,《新闻报》刊载《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就连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报》(创刊于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也在八月六日发表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
  综合当时的这些报道及陈公博的回忆,案情如下: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一对青年男女来到大东旅社,在四楼开了一个房间。
  男的叫瞿松林,是在一个英国医生那里当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缫丝厂的女工,二十二岁。
  这个瞿松林过去因私用客账,曾坐牢四个月。这次趁英国医生去青岛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枝手枪,和孔阿琴上大东旅社开房间。瞿松林在旅馆循环簿上,写了假名字“张伯生”,职业写成“商人”。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这样,在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五时,瞿松林用三十二毫米口径手枪朝孔阿琴射击。一枪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与她同死,后来却下不了决心。
  上午,瞿松林只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钱。他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里,不会少你房租的。说罢,扬长而去。
  到了下午七时光景,那房间仍紧闭房门。茶房生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大吃一惊,见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鲜血满地,已死。
  经警方查验,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枪弹击伤,并有一毛巾缠在脖颈。
  地板上扔着一枝三十二毫米口径的手枪和几粒子弹。
  桌子上,有瞿松林所写的五封信,说自己要与孔阿琴同死云云……
  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像大东旅社这样的凶杀案,三天两头发生,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此案过去几十年,却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烈兴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远在太平洋彼岸,他从英文版的《字林周报》上查阅那篇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他所关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却是案件所发生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坐标,确定了案件发生的时间,便可确定法国巡捕骚扰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的时间,以便大致推定开幕的时间。
  《字林周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写道: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七月三十一日。
  此后,李俊臣所发现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确地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接着,为了考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期,邵维正也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都一致表明,此案在七月三十一日发生。
  另外,在陈公博一九二四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
  七月三十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历史学家们准确地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的日子是七月三十日!
  陈公博在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不敢在上海久留。虽然他清楚听见枪声,却没告诉茶房,生怕警方在侦查此案时会要他充当证人。他并不怕当证人,只是在作证时,警方势必会盘问他姓名、从何处来、来此何干之类,万一把他与李公馆联系起来,那就麻烦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东旅社的总经理郭标,是陈公博的同乡。“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他跟郭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把行李暂且寄存在大东旅社,便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散心去了……
  第七部分:成立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七月三十一日早上七时三十五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
  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只是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何叔衡是否去了,尚是一个待解之谜。据有的当事人回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
  比起三天之前,这趟车算是空的。三天前——七月二十八日,正值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南湖的“荷花生日”,四面八方的人赶去庆贺,湖里的船也骤然猛增。那天夜里,湖里举行灯会,波光灯影,美不胜收。
  不过,比起平日来,这趟车里去南湖的游客稍多一些。因为这天是星期日,上海方向早去晚归的游客自然比往常增加。
  那时的快车,只是相当于今天的慢车。小贩们在车上叫卖酱油瓜子、豆腐干、五香豆,旅客们慢条斯理地咀嚼着零食,打发着时光。
  王会悟小姐紧挨着李达。她今日显得格外兴奋——她是“领队”兼“导游”。她的小巧的手提包一直不离身,包里放着这次去南湖的活动经费。
  嘉兴是座古城,秦朝时称由拳县。到了三国时,这儿属吴国,设置嘉兴县。由于嘉兴在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点,也就兴旺发达起来。
  南湖是嘉兴胜景,游嘉兴者差不多都是为了游南湖。
  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池,雅称鸳鸯湖——因为南湖分东、西两部分,形状如同两鸟交颈,便得了鸳鸯湖之名。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南湖水面面积为六百二十四亩。它是一个平原湖。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南湖之妙,妙在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丛中。
  南湖原本一片泽国,并无湖心岛。那是在明朝嘉靖二十七年(公元一五四八年),嘉兴知府赵瀛修浚护城河,把挖出的泥用船运至湖心,堆成了一个人工小岛。
  在南湖之滨,矗立着一座设计独具匠心的南国风格的楼。登楼眺望南湖,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四处烟雨茫茫,得名“烟雨楼”。那是公元九四○年前后五代后晋时,吴越国国王钱镠第四子广陵王钱元璙所建。
  赵瀛在南湖堆出一个人工岛之后,翌年,便把烟雨楼拆移到岛上。这样,光秃秃的小岛上冒出一座飞红流翠的烟雨楼,又栽上银杏、垂柳,顿时美若仙境。
  明朝万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嘉兴知府龚勉又下令在烟雨楼侧建造亭榭,南面拓台曰“钓鳌矶”,北面筑池曰“鱼乐国”。如此这般,南湖如同锦上添花,姿色益增。
  南湖名声大振,是在清朝那位“旅游皇帝”——乾隆光临之后。
  乾隆爱南湖,尤爱湖心岛上的烟雨楼。他六游江南,曾八次登南湖烟雨楼,前后赋诗近二十首!这样,在湖心岛,四处可见到乾隆御笔:
  春云欲泮旋蒙蒙,
  百顷明湖一棹通。
  回望还迷隄柳绿,
  到来辨榭梅红。
  不殊图画倪黄境,
  真是楼台烟雨中。
  欲倩李牟携铁笛,
  月明度曲水晶宫。
  这位“旅游皇帝”甚至带走了烟雨楼的图纸,在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的青莲岛上,仿建了一座烟雨楼。不过,乾隆再三叹息,承德的烟雨楼只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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