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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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起点-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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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怎么说,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发现和研究,是对中共党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不过,在一九六○年,哥伦比亚大学印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美国除了几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有点兴趣,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本书。
  当时,中美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韦慕庭的论文,被浩淼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并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献在美国被找到的消息。
  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也在寻觅着中共“一大”文献……一九五○年,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文的写作时间,比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晚不了多少时候。葛萨廖夫当时在中国,跟第三国际来华代表有过接触。这篇文章,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这么一篇历史文献,竟是从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书中发现的。那部书的书名颇为惊人:《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这是一部文言文写的书。没有标明什么出版社出版。
  经过查证,此书“来历不凡”: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突然包围、袭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他们还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非法搜去许多文件,内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文。
  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文言文),编成一本书——《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本印数很少的线装奇书,在解放后被找到一套。于是,那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见天日。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中共“一大”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谈及关于纲领的激烈的争论——可惜,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
  不过,发现葛萨廖夫的文章,毕竟使人们对中共“一大”的纲领,有了一些侧面的了解。重大的进展,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
  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从莫斯科运回了几箱档案。
  中共党史专家细细检视这批档案,居然从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开之际,第三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查遍几箱档案,没有发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于是,俄译稿被还原译成中文。在当时,中共“一大”的文件属党内重要机密。还原译成的中文稿经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再三斟酌,刊载于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上。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译成的中文表述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里,请这位历史亲历者作鉴定。整整一个月之后——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因此,在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陈公博的论文之前,中共已经发现了“一大”的文件俄文稿。
  美国教授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共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发现“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严格地说,美国韦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献英文稿的第一个发现者和鉴定者。
  不过,韦慕庭教授的发现,过了十二年之久,才传到大洋此岸来……那是一九七二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了城里。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他已好多年没有机会查看外国文献了。回到北京之后,他才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资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这位三十一岁的壮实男人,从十八岁起便在革命博物馆当解说员。喜欢钻研学问的他,渐渐对中共党史发生兴趣,着手研究。他看到《东洋文化》刊载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尽管他不懂日文,感谢“老天爷”,日文中有一大半汉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会”显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不光看正文,而且连文末的注释也不放过。从一条注释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他求助于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
  周一峰何许人也?周作人之子!他日语纯熟,而且当时正在北京图书馆里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翻译。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周一峰一听要翻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文,而且又涉及什么陈公博——当年周作人曾与陈公博一样都当过汉奸,他理所当然地推辞了,要李俊臣“另请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当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十二年前编的那本书。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于是,韦慕庭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跟俄文版还原译成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有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十一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同源于一种中文稿!当然,那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十一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条误编为第十二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十一条;也可能是第十一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苦苦追索,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那次极端秘密、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而又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一大”,这才渐渐“显影”,被时光淹没的历史真相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一大”文件,只是这些年来苦苦追索中的两桩往事。
  这些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课题,成为中外学者们竞相探讨的“热点”:中
  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幕?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究竟是十二个还是十三个?那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的代表尼柯尔斯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虽然中共“一大”的召开已经是八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这些追索迄今仍在进行中。就在笔者着手采写本书《红色的起点》时,尼柯尔斯基尚是一个谜。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告诉笔者,在任何档案中都没有查到关于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笔者采写本书的过程中,忽又闻这个被称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了,于是,便赶紧前往北京作详细了解……笔者正是在中外众多学者专家数十年来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础上,着手写了这本《红色的起点》。
  第二部分:前奏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1
  暮春初夏的维也纳,最为宜人,也最为迷人。每年这个时节,游人从四面八方拥向这座古城——自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共和国在一九一八年宣告成立,这儿成了奥地利共和国的首都。
  湛蓝的多瑙河从市区缓缓穿过。古色古香的皇宫、议会厅以及直插碧空的教堂尖顶,在金色的阳光下发出璀璨的光芒。
  在繁华的轮街街头的广场上,矗立着贝多芬的雕像。而在皇宫花园里,莫扎特的石像矜持轩昂。这座音乐之都,与舒伯特、勃拉姆斯、海顿、施特劳斯以及贝多芬、莫扎特的大名紧紧相连。在游人最盛的日子里,音乐节在这儿举行,空气中飘荡的音符更增添了欢乐悦耳的气氛。
  一九二一年,在音乐节前夕,一列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驶入维也纳车站。在一大群优哉游哉的下车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旅客显得与众不同。
  此人年近四十,熊腰虎背,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看上去一派军人气质或者工人模样。可是,那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开阔的前额,却又显示出知识分子风度。
  他双手拎着一大一小两只箱子,走出车站,跳上一辆马车。来到一家中等的旅馆里,他订房间时用德语说道:“给我顶层的单人房间。”
  “好的,先生。”老板用德语答道,满足了他的要求。德语是这里通用的语言。
  他在房间里放好箱子,锁上房门,外出办事。奇怪,此人竟没有回来过夜。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那房间仍然空荡荡的,不见那位旅客的踪影。
  难道他在奥地利有亲朋好友的家可住?既然他有住处,为什么又要在旅馆里租房间呢?真是一位奇怪的旅客!旅店的老板压根儿没想到:这位旅客此刻正在一个特殊的“住处”——维也纳警察局的监牢里!他,被拘捕了!
  他是在申请前往中国时被拘捕的。他持有荷兰护照。他在旅馆的旅客登记册上签了“Andresen”(安德烈森)这样的名字,而他的护照上则写着他的姓名叫“Hendricus J.F.M.Sneevliet”(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
  其实,对于他来说,在不同的场合改名换姓犹如在不同的季节改换衣服一样,毫不足奇。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倒是他的真实姓名。他的化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不久前,他在苏俄莫斯科,用的是“Maring”(马林)。此外,他还用过化名“Marting”(马丁)、“Marling”(马灵)、“Mareng”(马伦)、“Malin”(马琳)、“Slevelet”(斯列夫利特)、“Dr.Simon”(西蒙博士)、“Mr.Philip”(菲力浦先生)、“Brouwer”(布罗维尔)、“Joh Vanson”(乐文松)。他甚至还有中国名字“Gni KongChing”(倪恭卿)!后来,他还取过中国笔名“Sunto”——“孙铎”呢!以上共计十四个名字——这尚不包括他临时用一两天、甚至临时用一次的那些连他自己都记不得的化名!显而易见,此人非等闲之辈,从事特殊的工作。他来自莫斯科,要前往中国上海,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奥地利警方的注意。刚刚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红色政权才三年多的苏俄,震撼着欧洲,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地震”。从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开始,英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协约国(即美、英、法、意、日等国)开始公开干涉俄国革命。四月五日,日本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苏俄东方的海参崴登陆。八月十六日,美军也在海参崴登陆。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新生的苏维埃没有被外敌的铁腕卡死在摇篮里,反而在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变得壮实、强大。
  虽然入侵者被赶出了苏俄国土,但是,资本主义世界跟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敌意越发加深了。特别是从一九一九年三月起,到一九二一年初夏,短短一年多时间,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美国、墨西哥、丹麦、英国、法国这七个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深深的不安。
  各国共产党的纷纷成立,革命浪潮此起彼伏: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芬兰共产党领导了芬兰革命,芬兰赤卫队占领了首都赫尔辛基的政府机关。翌日,宣告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苏维埃成立。芬兰苏维埃政权存在了三个月,最终被消灭。紧接着,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匈牙利共产党夺取政权,在首都布达佩斯宣布成立工人苏维埃。这一红色政权遭到镇压之后,同年十一月三日德国基尔港水兵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起义,升起了红旗,宣布成立“苏维埃”……地处中欧,与苏俄只隔着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奥地利,时时提防着苏俄的影响。即便是在琴声四起,《蓝色的多瑙河》的旋律在“音乐之都”维也纳飘荡的歌舞升平时节,维也纳警察局仍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夹杂在游人之中、来自苏俄的“赤色分子”。维也纳外事局的专员带着斯内夫利特的荷兰护照,特地来到荷兰王国驻奥地利的大使馆。大使先生很明确地作出答复:“此人是共产党!”于是,斯内夫利特被押进了维也纳警察局看守所。得到了风声,斯内夫利特的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带着一位奥地利律师,赶到了维也纳警察局。“你们为什么拘捕斯内夫利特?”阿德勃质问道。“因为他是共产党!”警官傲慢地答道。“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阿德勃反驳道,“你们别忘了,他是外国人——荷兰人!
  第二部分:前奏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2
  这儿不是荷兰!他只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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