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前奏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2
这儿不是荷兰！他只是路过奥地利，希望得到前往中国的签证。他是奥地利的客人。他在维也纳，没有触犯奥地利的任何法律，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拘捕一个外国人？”“警官先生，恰恰是你们的行为，违反了奥地利法律！”这时，那位律师也发话了。警官无言以对。两道浓眉，这时紧紧地拧在一起。过了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们研究一下，给予答复。”“在你们没有释放斯内夫利特之前，我每天都要和律师一起，到这里跟你们交涉一次，表示我们的抗议！”阿德勃用非常坚定的语气说道。
那家旅馆顶层的单人房间空荡荡地度过了六个昼夜，终于响起了开门声。斯内夫利特终于回来了。他的身后跟着四个人——阿德勃和律师，还有两名奥地利佩枪的警察。
斯内夫利特用粗壮有力的手，拎起两只皮箱，就离开了那个房间——他竟然没有在那里住过一夜。他在警察的押送下，前往维也纳火车站。因为奥地利政府下了“逐客令”——把斯内夫利特驱逐出境！斯内夫利特是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离开维也纳，四月二十一日从意大利威尼斯踏上意大利的“英斯布鲁克”号（原名“阿奎利亚”号）轮船，朝东方进发，驶向上海……时间淡化了档案的神秘面纱。据收藏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的英文档案表明，早在一九二○年十二月十日，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爵士已致函北京的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维廉·亚梅斯，便已提及了这位行动机密的斯内夫利特先生。公函全文如下：
北京荷兰公使
欧登科先生阁下
亲爱的同仁：
兹接我政府电，谓某名为H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荷属东印度（引者注：即今印度尼西亚）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
我没有关于这个人行动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二年前从荷属东印度到了荷兰。
如果阁下获悉斯内夫利特去申请英国签证的消息能告知我，我将不胜感激。
你忠实的艾斯敦
翌日，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即复函艾斯敦，非常清楚地透露了斯内夫利特的身份和前往远东的使命。公函原文如下：
北京比尔比·艾斯敦
爵士公使阁下
亲爱的比尔比爵士：
现回复阁下的来函，奉告下述情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中国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复函。如果我能够给你关于此人活动或打算的情报，我非常高兴地向你提供。
你忠实的欧登科
档案所披露的秘密表明，早在一九二○年十二月，荷兰政府（当时设在海牙）和英国政府都已密切注视斯内夫利特的行踪，并已“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正因为这样，一九二一年四月，当斯内夫利特在维也纳出现时，那里的警察便关注这位来历不凡的人物。
在斯内夫利特被逐出奥地利之后，据荷兰海牙殖民地事务部所存档案表明，奥地利维也纳警察局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致函荷兰驻维也纳公使馆，内中非常清楚地告知斯内夫利特的动向：“斯内夫利特持有一九一八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证，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日自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引者注：应为日本）杂志《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进行活动。“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一九二一年三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言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当斯内夫利特在威尼斯踏上东去的轮船，由于接到维也纳警察局的密告函，荷兰、英国以至日本驻奥地利的大使，都高度重视这一“赤色分子”的动向。各国大使紧张地行动起来，纷纷发出密电，那充满着音符的维也纳上空顿时夹杂着不协调的无线电波。荷兰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还通知了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英国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英属亚洲国家——斯里兰卡、新加坡，也通知了英国管辖下的香港。因为这些地方是斯内夫利特前往中国时可能经过的。另外，还通知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
日本政府也收到了日本驻奥地利大使的密电。
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斯内夫利特的中国之行，惊动了这么多的大使、警察、密探……
第二部分：前奏列宁委派他前往中国 1
斯内夫利特究竟是何等人物？
鉴于他后来在中国的常用名字是马林，以马林著称于世，此后行文为照顾习惯，改用马林。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苏联《真理报》所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一文，清楚地表明了马林的重要地位。只是《真理报》公开发行，不能把这位做秘密工作的人物的姓名捅出去，因此文中以“×同志”作为代词。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原文如下：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一次会议（引者注：指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会议）上，×同志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同志在中国待了一年半，不久前刚回来。他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大国混乱不堪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操于列强之手，而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国国内尚无完全成形的阶级）并不发生有力的影响。在孙中山政府统治下的南方进行着民族主义运动，它得到侨居国外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帮助。
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哺育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最活跃的一股力量。但是，这场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一般中国人民中间，在农民中间却引不起丝毫反响。农民的大多数是租种小块土地的小佃农，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情况是如此之独特，与其他国家农民的境遇相比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直到如今也无法为他们制定出任何一个总的土地纲领。
处于外国资本家统治之下，而又是大工业中心的华中（上海），还不具备由中世纪行会组织和秘密组织向现代工会转化的可能性。南方的情形则不同，在这里，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这一点从最近有组织的海员大罢工中可以看出。广东的许多工会小组组织得很好，很集中。那里已拥有五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其中海员工会最强大，有一万二千之多。
随后，报告人详尽地描述了中国极其复杂的内部关系，在那里，大国之间尔虞我诈，彼此倾轧，为此他们竞相利用中国的各个派别。孙中山反对北京的斗争，是南方拥护改革、反对北方满洲反动统治阶级的民主制（引者注：原文如此）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孙中山看来遭到了失败。虽然南方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很有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政府也希望运动有所发展，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象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中国青年，尤其大学生，乃是极易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但还谈不上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
现在，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特别在南方，具有卓有成效地推进工作的十分适宜的土壤，因此，问题应当认真地加以讨论。……决定委托×同志起草致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信。
能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作关于中国问题的长篇报告，又能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致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的信，这位“×同志”——马林确非等闲之辈。难怪当他光临奥地利，会引起那么一番不小的风波！共产国际，亦即“第三国际”。“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六四年创立的，叫“国际工人协会”，着力于组织各国的工人运动。“第一国际”在一八七六年解散。“第二国际”是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创立的，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后来，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背叛了无产阶级，“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解体。“第三国际”是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创立的，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称“共产国际”。它的通俗、形象的称呼是“世界共产党”。因为它不仅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它和各国共产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执行委员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列宁是共产国际的领袖。
马林是在一九二○年七月，在莫斯科见到了列宁，受到了列宁的赏识。那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苏俄召开。马林是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马林同志，您从荷兰的殖民地——东印度来，我想请您参加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工作好吗？”列宁紧握着马林的手，这么说道。“好，我非常乐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愿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出力。”马林一口答应下来。他用流畅的英语跟列宁谈话。他能讲英语、德语、法语和荷兰语，也稍懂俄语。正因为这样，他奔走于世界各国，能用多种语言与人交谈。列宁是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主席，马林被任命为秘书。在委员之中，有墨西哥代表团负责人——印度人罗易。列宁非常重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要在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讲话。列宁写出了提纲初稿，向罗易，也向马林征求意见。
“列宁同志，我对您的提纲有不同的意见。”罗易很直率地说道。“欢迎，欢迎。”列宁的眼角皱起了鱼尾纹，笑眯眯道，“罗易同志，我事先把提纲初稿打印出来，就是希望能够听取各种意见。”“列宁同志，我认为您的提纲初稿中，低估了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意义，低估了这些国家中革命的工农运动。”罗易开门见山地说道，“共产国际不应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应当只帮助建立和发展革命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第二部分：前奏列宁委派他前往中国 2
“罗易同志，你的意见很好。”列宁说道，“我建议你也写一份提纲，根据你所熟知的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提纲，在大会上发言。”这样，列宁和罗易相继在大会上发言。在七月二十八日第五次全体大会上，马林作了发言，谈了自己的见解，也谈了对列宁和罗易提纲的看法：“同志们，荷属东印度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由于过去七年我的工作是和东印度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希望大会对我作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国家中所取得的经验将给予关注。我认为在议事日程中没有别的问题比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对世界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了。……“我看在列宁同志和罗易同志的提纲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解释是一致的。……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合作是必须的，假如我们拒绝民族解放运动，扮演一个空谈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只是做了一半工作。……”引自《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马林在大会发言中，提到了应当重视中国的革命者：“我愿建议在这里通过的提纲，由共产国际用几种东方文字印刷，特别在中国和印度的革命者中间分发。……“我们应给东方革命者在苏俄学习理论的机会，以使远东能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有朝气的成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相当于这个“世界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他，跃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行列。
马林的跃升，当然是由于列宁的信赖。而他，正是以丰富的革命经验和超群的工作能力，赢得了列宁的垂青……马林，这个荷兰人，怎么会对东方的殖民地的革命如此熟悉？他怎么会成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
在众多的欧洲国家中，荷兰和葡萄牙是两个奇特的国家。这是两个小国，论面积不到十万平方公里，论人口不过一千万上下，可是却曾成为不可一世的“海上霸王”：在十五到十六世纪，葡萄牙凭借自己强大的船队远征海外，占领了很多殖民地，成了“殖民地大国”。紧接着，在十七世纪，荷兰猛烈地向海外扩张，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殖民帝国。
荷兰的殖民者远征亚洲，印度尼西亚沦为“荷属东印度”。一八八三年，马林降生在盛开郁金香的荷兰海港鹿特丹。鹿特丹不仅是荷兰第一大港，迄今仍是世界最大的海港，万国商船云集。莱茵河、马斯河在那里注入北海。一座座风车在这片地势低洼的土地上缓缓转动，把水排到长长的海堤之外。
马林在这“欧洲的门户”长大。中学毕业后，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懂得革命的道理。一九○二年，十九岁的马林加入了荷兰的社会民主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他在铁路部门从事工会工作，表现出他的很强的组织才能。一九一三年，三十岁的马林被派往万里之遥的荷属东印度从事革命工作。
印度尼西亚号称“千岛之国”。最为繁华的是爪哇岛，那里集中着全国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口。马林在爪哇岛的三宝垄，担任那里商会的秘书。不久，他便兼任三宝垄铁路电车工会机关刊物《坚韧报》主编。在那里的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