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⒌拇翱冢泄懿糜胱懿康墓低ú怀恢泄飧鍪澜缟系涟娴谝徊钡氖谐「戳宋⑷淼睦蟆Ｌ瓶デ宄谡飧鑫恢蒙希托枰砬逭庑┟苡肼榉场６晕⑷硭怠癗O”更让唐骏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因为实在出乎意料，唐骏首次在微软向上级说“NO”了 。唐骏收到高群耀电子邮件的第三天，媒体开始报道“高群耀辞职”一事；两天后，微软对外证实高群耀离职；又过三天，唐骏收到微软高层的一封电子邮件，高层在邮件中说：“有非常非常紧急的电话会议要和唐骏开，要唐骏一定将时间预留出来。”收到这封电子邮件，唐骏已经知道下面的事情了：微软总部有意让他接替高群耀出任微软中国总裁。但唐骏的第一反应是“不能”。在微软眼里，唐骏则是“受命于危难”的最合适的人选。他在1998年获得总部授予的微软最高荣誉——比尔·盖茨总裁杰出奖；在2000年获得公司管理层杰出管理奖；2001年度，他又获微软公司杰出贡献奖和比尔·盖茨亲自颁发的最高荣誉奖。高群耀离去后，微软需要一个人在中国与其共度难关，唐骏是首选。“我的人生哲学比较简单，我喜欢开心，我不追求富贵荣华。就算现在没工作了，我也无所谓。我在上海有房子、有车，今后吃饭的钱也有了，这辈子我会过得很开心。所以，我不会因为追求名利、地位、金钱，而失掉快乐。”“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而且，在做的过程中我要特别地开心。”“我不是冒险主义者，我不冒险，也不需要冒险。”事实上，唐骏心态比较复杂。出任微软中国总裁是惊险一跃，也将失去许多，包括开心、快乐、安逸的生活，而且还得冒险。
收到邮件的当天，唐骏与总部通电话：“不。我不能去北京当总裁。我在上海已经做得挺好，我不想离开上海。而且，我已经答应做微创CEO了，微创是盖茨对上海的承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和微创同时兼做，我的担子已经足够重了。”电话那头的微软高层不由唐骏分说，就抢过话去：“现在是公司关键时期，你说的那些，公司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你解决，但你现在必须慎重考虑我的提议。明天，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还会谈同样的事。但公司的策略一定不会变，你必须重新考虑一下。”第二天，微软总部的电话又来了，是更高一级的高层。唐骏这次没敢直接说“不”，他先听对方说。情况紧急，对方也不兜圈子：“公司一定要你来做总裁，你说的那几个顾虑，我们都已经考虑了，你可以兼任微创CEO。”对方为唐骏考虑得十分周到：“你不是舍不得你原来的公司吗？你也可以在全球技术支持中心继续挂名。你当了总裁，公司上下一定会支持你。”总部将话说到这份上，唐骏已经没了推辞的余地。唐骏说：“再让我考虑一下。”实际上已经松口。唐骏接着被叫去美国面谈，在唐骏答应出任总裁1小时后，中国媒体就被告知微软已经任命唐骏为中国公司总裁。兼任三个职位的一把手，唐骏担子殊重，唐骏需要一种最佳的配置时间的方式，才能同时兼顾。唐骏在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准备只花1％的时间。“这个位子我已经坐了4年半，所有的人都是我一个个招进来的，管理层也是我一个个从员工培养起来的。在那里，只要唐总认为不能做的事，没人敢做；在那里，唐总说了应该怎样做，他们就会怎样做。我在那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别人的想象。所以，我只准备半年去一次，开半个小时的员工大会，说说哪里做得很好，哪里需要改进。”唐骏准备在上海微创花5％的时间。“微创，我已经把管理理念、文化、运作模式、经理都找好了，明年销售额的80％到90％我也帮他们拿到了。订单拿到了，管理队伍找到了，员工找到了，下面的就是运作了，所以，我只要花5％的时间关注这件事情就可以了。”还剩下94％的时间，唐骏将用在微软中国的职位上，与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上海微创不同，微软中国需要重建。唐骏一下子多做了这么多事情，他的工资却一点没涨。微软每年8月涨一次工资，涨幅的计算是原工资乘以一个系数，上限是系数的最大值。“这个上限并不是太高，一下子就够得着。在过去8年中，我几乎每年都涨到了上限顶峰，今年再涨到上限也不算什么稀罕的事情。”唐骏坚持做这么多事情，纯粹是他要强的个性使然，也与微软总部、比尔·盖茨、鲍尔默对他的倚重有关。微软到中国已经十年了，微软在中国花的心思、换的总裁比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多，却换不来业绩，比尔·盖茨要唐骏突破这个怪圈。微软中国总裁第一天2002年5月17日，北京。唐骏正式上班第一天，他在管理层发表就职演说。他知道这里不是上海，他知道底下的人对自己将信将疑，短时间内不可能将他们当作嫡系。唐骏得想办法让他们觉得他是“自己人”，但很困难。唐骏首先向管理层表示，他相信他们信任他们，也希望他们给他时间和机会证明他自己。唐骏的嫡系在上海，在上海微创与上海微软中国技术支持中心，北京的微软中国是交接过来的班子，唐骏清楚自己在其中不能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做错了，就会有很大的反弹和抵触，这种反弹和抵触会形成恶性循环。情况若真是如此发展，唐骏则可能成为微软历史上又一位来去匆匆的微软中国区总裁。从杜家滨、吴士宏到高群耀，微软中国区总裁的任期不超过两年，这被称为微软中国区总裁的宿命。
微软中国区总裁一职也因此被称为外企职业经理人的“火山口”。现在，他还不知道火山口的全部意义，直到两年之后，他才深深地感受到“火山口”的全部意义。坐上微软中国总裁的位置上，将不得不面对众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冲突。与前任总裁“无作为”不同，他试着一个个去解决。唐骏之后，微软只有大中华区总裁，再无微软中国总裁，他成为最后一任微软中国总裁。伴随“微软中国总裁”这个称号作古的，还有那些错综复杂的矛盾。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他要先稳住高层，然后稳住普通员工。上任伊始，他就先跟高层主管们说：“放心，你们我不动。”稳住了高层后，又在整个公司推行以员工为主的服务计划，凝聚普通员工。早在北京露面之前，他就把微软中国13位高层主管拉到广州开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他在会上阐述了他的管理理念：规范、透明、公平。所有公司中最不透明的是人事。一般新上任总裁总要带自己的人过来，在人事上是总裁说要提拔谁就提拔谁。唐骏首先就从人事上着手。他承诺，半年内将不做任何组织人事的变动。而且，如果公司要提拔任何一个人进入高级管理层，都必须得到所有高层主管的一致同意。也就是说，每位高层主管都享有单票否决权。“要做到这一步其实很难，首先我要公平，这样我跟管理层之间保持一种等距离关系，他们在圆周，我在圆心上。”唐骏说，“我不希望建立自己的山头。有些人离我近，有些人离我远，办公室政治就出现了。”半年过去后，唐骏的承诺得以兑现。“我不相信换了一半的微软中国高层管理人员，我的业务就会突飞猛进地增长，”他说，“这个承诺带来的效益是什么？是凝聚力。这是我们广州会议的核心。”他发现，自己很会搞团队建设，因为并没有媒体预测的高层跳槽、员工流动。
二、唐骏PK盗版
比尔·盖茨发怒了融入微软中国并不是唐骏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业绩问题。唐骏清楚：微软让他当总裁，就是要他将业绩做得比前任好。业绩问题背后是盗版问题。只要大家都用正版，唐骏的业绩会好到天上去，但唐骏清楚，他在任期间不能“过分”地打击盗版。过分地打击盗版，他的下场会跟他的前任一样。不过分地打击盗版，这是唐骏与他前任——杜家滨、吴士宏、高群耀最不同的一点：他们都是打击盗版高手。唐骏认为：“我很难评价我的前任处理盗版的方式和方法，但我不会加大力度来告诉人们盗版横行。”“过分地强调盗版会导致反感。”唐骏将心比心地说，“中国人不喜欢被强迫，中国人喜欢将心比心。话讲清楚了，说明白了，事情就好办。”他所谓的事情好办，是指不会遇到他的前任在中国那么大的阻力。唐骏认为，打击盗版不应由微软这样的商业公司推动。盗版对中国软件产业的影响更大，国家不会任其发展。微软最明智的做法是配合政府的行为。“对中国软件企业来说，盗版毁了他们前程，将他们扼杀在了发展期。”以前数任总裁的做法是这样的：微软划定游戏规则，政府、产业界、企业跟着微软制定的规则走就行，只有这样，中国的软件产业才有机会。微软俨然是个领导者。在美国微软是领导者，它带动了美国软件产业的崛起，而美国软件业的崛起，则产生了盖茨这样的美国式英雄与微软这个美国式传奇。微软谆谆教导：学习微软，中国就能产生美国式的英雄与微软式的传奇。唐骏则很聪明：中国不能复制美国式传奇，中国有自己的规则。唐骏对微软总部说：微软在中国的角色就是配合政府，安安分分地做一个企业公民，不能速成，只能缓进。比尔·盖茨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喜欢盗版，我希望他们盗版我们的软件，到时我就能向他们收钱。”这句话后来被演绎成：“让中国人去偷吧，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作家方兴东后来在《挑战微软》一书中又反复提及这句话，并被渗入道德因素。这句话还被译成：“只要他们想偷，我们希望他们偷我们的。”因为用户会上瘾，因为他可以算出未来十年的收成。这句话甚至被简化成：“中国人是小偷”。比尔·盖茨说话直率，此话用商业标准衡量没有问题。后来由于渗进道德情绪，这句话演变成微软中国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公关危机之一。一个坊间笑话是这样的：比尔·盖茨刚到中国时很兴奋，因为有上亿人使用电脑，电脑里都装着Windows；接下来他很纳闷，为什么这么多人用微软的东西，微软在中国却没有营收呢？等他弄明白时，他开始愤怒了，因为人们一边免费使用微软产品，一边大骂微软。坊间笑话没有史学价值，但却准确反映了微软的困境，唐骏得想办法突破这样的困境。前有微软 后有盗版唐骏需要说服微软总部，对微软中国区的总裁考核不重在业绩上，特别是短期考核。这样，他才有做事的空间。唐骏是这样说服微软美国总部的：盗版对微软营收的影响并不大。2001年，即唐骏任微软中国区总裁的前一年，微软全年共赚了158亿美元，合1400亿人民币。对于微软来说，在中国丢掉一个亿（美元），等于全公司放假半天。短期不注重业绩，并不代表长期不注重业绩。微软当下的任务是让中国人用微软的产品，等产业环境变好了，微软自然就能收到钱。与盖茨的原话相比，唐骏的话不含道德批判，不会对中国企业、中国人造成情感上的伤害。事实上，中国软件产业界也明白：任由盗版横行，受伤的除了微软外，还有中国软件产业。唐骏之后，中国的企业，包括金山、用友等中国本土企业也开始呼吁打击盗版、净化中国软件产业环境。在这些企业之后，加入打击盗版行列的是中国政府，然后是产业界的知识分子。微软、企业、政府、知识分子四股力量，最终推动着中国打击盗版事业缓慢向前，微软一进中国就开始了这项事业，但唐骏最先考虑将这四股力量结合起来。
唐骏领导下的微软中国对待盗版的态度与前任不同。他不主张依靠打击盗版来作为业务增长的手段，他希望通过教育来引导，加强人们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盗版对微软的损害并不是很大，只是一点点利益的损害，1％也不到。但盗版及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会危及中国软件发展的根本利益。唐骏的话，这在2001年已成中国软件产业内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唐骏对中国企业、中国政府、中国媒体讲：中国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软件发展资源、人才和市场。发展软件产业的关键是树立人们的软件消费意识——即保护知识产权意识，这个意识对于软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不保护知识产权，做出来的东西没人买怎么发展？谁还会再投资做研发呢？那样中国的软件如何进步呢？保护知识产权这是最起码的软件行业规矩！在中国，“挑战微软”的除了方兴东的书外，软件产业界还有两个公司试图挑战微软：一个是金山软件公司，这家公司推出的办公套件WPS被视为微软办公套件Office的替代品；一个是四通利方，微软视窗Windows需借助其产品《中文之星》才能在中文环境中运行。前者的领军人物叫求伯君，后者的领军人物叫王志东。他们是中国优秀程序员的代表，在与微软的角逐中，他们先后失败。他们的失败，因为微软，更因为中国盗版横行的软件产业环境。但失败成就了他们，王志东后来进军门户网站，求伯君后来进军网游。新浪与金山先后成功上市，作为中国程序员的代表，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编写出优秀的软件，而是因为避开了与微软的正面竞争。这是一代软件人的悲剧。求伯君、王志东、王江民（程序员，江民科技创始人）、鲍岳桥（程序员，中文平台软件CCDOS创始人）、刘迎建（工程师，汉王创始人）等一代中国软件人，他们无不感慨：前有微软，后有盗版。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台了几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文件，让唐骏感觉很好。也有言论称，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过分了。但他认为：“如果认定一定要与国际接轨，那长痛不如短痛。”不改善产业环境，中国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内软件产业始终发展不起来，二是无法与国际接轨。尽管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正在形成，但唐骏依然不敢将希望寄托在这方面。在他看来，打击盗版是政府的事情，他帮不上什么大忙，他要做的不是打击盗版，而是帮助中国将软件产业做大。微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