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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的指责（17）
多年来，笔者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将电视频道锁定在“中央一台”。笔者忘不了那个残疾姑娘。她是硕士研究生，对生活有过美好的向往。但在婚姻面前，她不得不因自己是残疾而降低择偶标准，“屈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可以说，两人在现实生活面前是因“优势互补”而走到一起，两人心灵深处的冷漠和隔阂正在彼此的宽容和理解中不断消除和淡忘。但在崔永元看似不经意布置的陷阱中，两人生活的隐私和情感的疤痕暴露无遗！
屏幕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崔永元竟然近乎残忍地问：“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你丈夫？”在他的诱导下，硕士脱口而出“是”！当谈及双方后来的接纳和好，崔永元又评判式地问：“你是不是在降低标准？”面对如此戳人伤痛的问题，除了圣贤又有谁会回答得圆满呢？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其丈夫的时候，他只是难堪地笑着，痛苦地笑着。笔者难以想象这对夫妻走下屏幕后将如何“面对”，他们会不会因这次被邀请参加“实话实说”而产生新的隔膜？笔者也曾经掉进崔永元设置的陷阱里。
那种难堪，那种窘迫，并由此而带来的心灵创痛，也许一生也抹不尽，挥不去。“嗑巴”历来是被国人取笑的。笔者偶尔着急时也有“嗑巴”的时候。为了避免“嗑巴”，笔者走进（笔者是被邀请的17位左撇子之一）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演播厅前做了充分的心理和话语准备。节目正式录制前，崔永元说“谁说话前请举手示意我”，这样笔者心里就更踏实了。没想到正式录制时，笔者却是现场惟一没有举手而说话的人！
崔永元突如其来的“引语”和举来的话筒，使笔者结结巴巴谈起过去因书写不流利对高考带来的不便，没想到崔永元插话取笑（也许他自认为是幽默）说：“考播音系呀！”他的话音刚落，现场发出一片笑声。当时，笔者脑海一片空白，心里本想慷慨陈词一番，嘴上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只好以“行了行了我不说了”作罢。笔者以为自己的“谈话”录像应该会被剪辑掉，没想到播出时这些镜头全部“展览”了出来。笔者深深地感到这是平生最难受的时刻！这以后的日子里，笔者天天被这样一些问话包围着：“你是嗑巴呀！”“你上电视怎么那么嗑巴？”
《实话实说》有一期节目叫《感受坚强》。那期节目印象很沉重，因为节目的关键人物，一个叫张穆然的少女在节目播出的头一天撒手人寰。好在那节目有赵本山、水均益、白岩松、方宏进、敬一丹等众多名人雅士支撑，然而崔永元也给观众留下了“整事儿”的嫌疑。当崔永元把话筒举到水均益面前时，水均益一时没站起来，崔永元便说：“站起来说，坐着不礼貌。”提示站起来很正常，但对水均益似乎没必要强调礼貌问题。
但崔永元偏不。这期节目播出后，笔者身边的同事都说崔永元“爱耍点小把戏整事儿”。这种结果是崔永元意想不到的，也是笔者所不希望看到的……
其实，调侃与玩笑的分寸与尺度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同样的玩笑开在这儿可以，开在那儿不行，这个人可以接受，那个人或许不能承受。那么，分寸与尺度在哪儿，很显然，在对方那里。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玩笑如何，对方不能接受那就是不合时宜，所以，入乡随俗其实是文明的一个至高境界。我曾经宽慰过，因为自己想通了这个道理。《实话实说》是即兴谈话，脱口而出，为了不出口伤人，我在日常状态中磨练自己，绝不讲黄色笑话，绝不开过火的玩笑，这样久而久之，才能让自己处在自然通达的状态。现在看来，我的修行水平远远没有达到理想境界。一个电视节目，有笑声意味着放松、灵动、可视性强。但比起人的尊严来，这些要素一钱不值。祝先生，对不起，请原谅。
口吃患者（18）
我们收到了两封口吃患者的信。
信上说：“因为口吃，我们受到无尽的歧视，我们甚至想到了死。”
“下雨天，我扇自己的嘴巴。”
“看到相声演员拿来我们来逗乐，我们伤心和愤怒。”
我们邀请这两位口吃的朋友来做节目，他们婉言谢绝。
后来，口吃患者郭桃和言畅来到演播室和大家一起交流。
摄像邹德隆说，真没想到有这么严重，重来我们所有人都该反思从前的做法。
言畅因为不愿面对公众，坐在了我们特为他搭制的毛玻璃房内，观众只能模糊地看到他的轮廓。
既便如此，言畅仍然难以摆脱沉重的心理负担，他口吃的程度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厉害。
相比之下，郭英的表达流利多了，问她决窍，她说自己用的是发音法。我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不足场谈话，自始至终，郭桃英的嘴角都微微地颤抖。显得易见的是，她在用种方式控制着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看来平平常常的张嘴就说对他们对讲真的很难。
言畅隔着那层模糊了他面容的玻璃，费力地表述着，有时候一句话要开3次头，才能断断续续地说完。
我们和中央电视台网站联动，很多网友也在参与这场讨论。
“口吃不算病，但是要人命。”
“其实口吃的人看着很老实，可他们的脑子是很聪明的。”
“告诉你一招，说不出话的时候，可能拍拍耳朵。”
“口吃是众多生理疾患难与共的一种，它并不能阻拦你迈向成功的脚步，也不能成为你不成功的借口。面对它，战胜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做完这个节目，我更知道自己一句不经意的玩笑对祝先生的伤害有多深，我真是后悔极了。
很多口吃的朋友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勇气来参加这个节目，他们写了信，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表述他们的观点。一位姓王的先生提醒我们：在同口吃患者交谈时，应该集中他们说什么而不是如何说上。请改变你说话的速度，慢此，并在每句话中设置几个暂停，请专注并放松。如果他们卡壳时，不要看别处，同时也不要死盯着他。不要打断他们的话，也不要帮助他们完成句子。诸如“慢些”，“放松”，“吸口气”之类的建议是没帮助的，反而会加重紧张导致更严重的口吃。
1978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
中国湖北武汉，老天和朴实的胡厚培一家开了个玩笑，老胡家这天迎来了呱呱坠地的儿子胡忆舟，却被诊断为唐氏综合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先天愚型。
舟舟的纯净（19）
舟舟常出去走动。公交车司机、售票员、附近商场的营业员都认识舟舟。舟舟不缺吃不缺喝。吃完喝完，舟舟模仿模特走一圈猫步，逗大家一笑。
舟舟喜欢音乐团排练和演出，喜欢拿一根筷子模仿乐团指挥。
乐团里的小提琴手刁岩发现了，他想，或许音乐可以开启舟舟的智力。
刁岩开始有意培养他，很长一段时间，舟舟不回家，住在刁岩那里。
舟舟终于登台演出了，穿着燕尾服，扎着领带，神气活现他指挥专业团队演出《拉德斯基进行曲》。动作潇洒、刚劲、富有节奏，一曲完毕，场内掌声雷动。
一位到乐团访问的德国指挥家看到了这一幕，老人很激动，他把自己的指挥棒送给了舟舟。
人们陶醉在神话中，此时的胡厚培却显得异常冷静和清醒、他说，舟舟会什么指挥，那是艺术家们配合他，哄地玩。一语道破天机。
这个爱心故事被湖北电视台张以庆编导全程拍摄，纪录片《舟舟的世界》打动了无数的观众。
2000年的春节，策划海啸、虎迪决定请舟舟全家和乐团进入《实话实说》演播室，重新讲述和演绎这个动人故事。
舟舟来了，噘着嘴，因为刁岩叔叔送他的呼机在旅途中丢了。
舟舟一个劲地说，烦死了。虎迪灵机一动，这不正是接近舟舟的好机会吗？
听了虎迪的话，我们买了一个彩色的寻呼机，买了舟舟最爱吃的鸡腿和可乐送上门去。果然，寻呼机一下响，舟舟就抱着我说，你真是好人，我喜欢你。
这一幕在节目录制结束时再次出现，舟舟抱着我说，你真是个好人。
舟舟不掺假，把我们也衬托得很纯净。实际上人们人之间交往就这么简单，都直来直去，能免去很多麻烦。舟舟的爱和僧是摆在桌面上的，不用你花心思主揣度。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弯弯绕还要留一手，一来二去，大家绞尽脑汁，头上生出不必要的条发。
春节期间，屏幕上挤满了色彩缤纷的晚会。这样一个非黄金时间播出的节目，还惹恼了一位天津的大爷。他在信上说，大过节的，播这个干啥，这不是一少部分人吗？
大爷，您听听辜鸿铭先生的说法。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或许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理应属于弱势群体，与这群人惺惺借惺惺。在我看来，许多方面，他们其实更健全，更强壮。
人生变化无常。孱弱，通常是暂时的孱弱，健壮，大体上也是一时的健壮，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一时一事去自卑和高傲。
在我们离开世界之时，有人喜欢分一分，有逝世，去世，死了，完了之分。
而我们没离开的时候则都是一种状态，活着。
民以食为天（20）
关于吃，民间有两条标准，吃饱吃好。吃饱在前，吃好在后。
由于工作忙，我回家看母亲的时间并不多，一进门，母亲洗手入厨房，忙碌起来。端上桌，看着我狼吞虎咽，母亲躲在一边垂泪。桌上摆的菜像双簧演员唱的那样：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
我最喜欢吃的只有两样东西：白菜，粉条。
许多朋友冬天都惦记着去我家弄一顿酸菜炖粉亲。热气腾腾，锅一开，雾气直抵屋顶。东西没进嘴，还不知咸淡，气氛已经先挑起来了。
其实，就目前家里经济条件而言，弄个百鸡宴不成问题，但，属于我的餐桌为何这样清淡？母亲一语道破：这孩子的胃，是困难时期打的底。
穷有穷的吃法。
按理说，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摆脱困境。况且，我还花去一年时间长牙，不至于食不果腹了。长大后，我站在自己的角度观察与思考，我的姐姐、哥哥经受了饥饿，在吃上是不挑不捡。尤其是大哥可怜，基本上荤腥不沾。大年三十，全家聚餐，餐桌上美味佳肴，大哥依然是一碟咸菜，半个咸鸭蛋。衬托得侄子、外甥们吃相可憎，像一群饿狼。
而我的吃高雅不起来，一是受兄长熏陶，分不清好坏，进入了吃的误区；二是想想当时情况，高雅也高雅不到哪去；第三点可能是乍富还贫时，捡好的吃，没节制，吃顶了。
天下的母亲首先觉得对不起孩子的就是吃，依次下去才穿和玩。所以母亲讲起吃来，很像《红灯记》里面的李奶奶痛说革命史。1960年，父亲在部队挣的钱不少，到了北京站，3个孩子看见卖鸡蛋的挪不动脚（那时没我），父亲掏出一张大票去买鸡蛋，却被告知要排队，而且每人只卖一个。于是父亲就一次次排队，第一个孩子吃时，第二、第三个孩子看，第二个孩子吃时，第一个孩子已经吃完，连同第三个孩子接着看，父亲排得大汗淋漓，让每个孩子都吃了两回鸡蛋，而父亲、母亲却没舍得吃一口。
我开始对吃有印象是在1970年。林彪说要打仗，必须疏散，一声令下，我们被车拉到燕山脚下一个三面环山的村子里，和朴实的农民成了邻居。
他家的吃，让我着了魔。树上开的花可以吃，叫槐花；嫩树权也可以吃，叫香椿；面条是灰色的——杂面；米是红色的——高粱。加上红薯、南瓜，桌上一摆，五颜六色，正合饮食的色香味。
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家的饮食如此单调，忿然罢吃。急得母亲捧看雪白的洼面去邻居家讨换乌突突的杂面。几顿下来，我明白了一个便道理，吃起来容易拉下来难。
难吃归难吃，关键还是怎么吃。比如防空演习的时候，一伙孩子钻进地窖里，脚下磕磕绊绊的，摸起采像是吃食，塞到嘴里，有时是白薯，有时是萝卜。
房东大娘的那点宝贝让我们啃得七零八落，大妨还缺着牙慈祥地笑，每到傍晚，大娘家是一天中的正餐，总是听她高声训斥憨厚壮实的女婿：“吃菜，就知道吃菜！弄点白菜心都让你王八蛋吃了，看看，吃一口馍，就两口菜，王八羔子！”农村里，1970年，菜以稀为贵。
那女婿吃起来嘴很大，吃法是往里面划拉。骂声不绝于耳，他像没听见，抽空还冲我咧嘴笑。
疏散了几个月，就记了个吃。
那时我还小，整日无事，常被部队炊事班的叔叔招呼去玩。
吃在军营（21）
炊事班出了两个神人，一个有用少量鸡蛋做大锅蛋汤的绝技，看着蛋花满眼都是，想盛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于是下令在全团推广。另一个战士的绝技有点像现在的气功，简称“一刀死”，猪被捆好后一刀下去，喊都不喊，顿时毙命。表演那天，蛋花汤一举成功。
杀猪的战士上场了，先敬个军礼，回头逼到猪的近处。眨眼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