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因为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说“中国的一位大人物来到了联合国，今天要发表演说”，会场内外和观众席上都挤满了代表和观众。许多华侨携带子女在观众席上就座，人们的脸上也显出兴奋的神色。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特别注意观察这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矮个子。从那敏捷深邃的目光和坚定的步伐中看，邓小平是个性格坚毅顽强的人。邓小平的复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此前，基辛格专门看过美国驻华联络处和中央情报局分别呈写的有关邓小平的材料，知道这是一个经历坎坷、身世不凡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就曾多次代表中共与苏联打交道，使另一个矮个子赫鲁晓夫深感头疼，为此令毛泽东大为赞赏。显然，此次毛泽东让他代表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表明他就是周恩来的继任者。
邓小平健步走向联合国讲台。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他个子不高，身穿黑色中山装，精神抖擞。宽敞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响彻了他那坚定、明朗、清晰、自信又带四川口音的中国话。他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两个超级大国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同第三世界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着这个或者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侮。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联合国大会召开时，一般不鼓掌，很少出现中断的场面。邓小平30多分钟的讲话，中间被多次热烈掌声所打断。结束时掌声更为热烈，响彻了整个会议大厅。中国代表团席位前排起了长龙，几十个国家的大使或者团长向这个中国矮个子表示热烈祝贺。大会因此中断了好些时候，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邓小平的风光多少让这位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基辛格博士羡慕到有点嫉妒了。基辛格目睹着这个热烈场面，心里却酝酿着该怎样与这个中国对手进行第一次见面的会谈。多年以后，基辛格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月14日晚上8时05分，邓小平与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国务卿见面了。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会谈。会谈是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基辛格的套房中举行的。乔冠华副外长陪同参加了会见。《基辛格秘录》一书就曾详细披露了这次会谈的细节。
在记者进房拍照之后，邓小平先拿出一盒烟来，问基辛格能不能吸烟。
基辛格：我不会抽烟，早就听说您抽烟是很有名的，当然也不反对您抽烟。
邓小平：你不会抽烟，那你就缺了点什么。
基辛格：我不抽烟，可我有其他的坏毛病。……
邓小平：你同苏联打交道已经有了许多年的经验。
基辛格：是的。好多年了，那总是使人疲劳的事情，同时也总是千篇一律。一开始，气氛很愉快，等到第二天，就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一天，在还有两小时我们就离开时，他们看到我们不放弃最终的立场，于是又变得迁就和愉快起来，每次都一样。
邓小平：我也有不少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根据我的经历，我们从来都不能和他们达成协议。
他们走进了饭厅，先谈了一阵中东问题之后，基辛格端起茅台向邓小平敬酒。在场的温斯顿·洛德开玩笑说：我相信我们用茅台可以解决能源危机。
邓小平接过话头幽默地说：那我们也能解决原材料危机吗？
基辛格也以美国式的幽默答道：我认为只要喝了足够的茅台，任何问题都能解决。
邓小平马上接着说：那我回国后一定采取措施增加茅台产量。
基辛格说：我们一如既往地把保持良好和朋友般的美中关系看做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同毛主席、周总理会谈时所说的，我们力图寻求使我们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邓小平：这个政策和建立在这个政策基础上的原则，是得到毛主席本人支持的。我相信，在你同毛主席的两次长谈中，你会明白这一点的。我想，你上一次和他谈了有三个小时。
基辛格：我们谈了许多细节……以我们的经验，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
在基辛格与乔冠华干杯的时候，邓小平说：博士，即使喝掉所有这些茅台，你明天的讲话也会是第一流的。
基辛格：真令人感动不已！我大约应该好好抨击一下超级大国。我很高兴副总理肯定了乔副外长在北京已经对布鲁斯大使说过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动。
邓小平：我读过你同毛主席谈话的记录。非常坦率。你们从战略的观点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有些谈不拢的是，关于苏联的战略重心到底放在哪里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些分歧，但这些分歧不算什么，因为事实将表明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基辛格：是的，不管第一个重点在哪里，下一个重点却是明显的。如果重点是在欧洲，那么下一个重点就是中国。如果重点在中国，下一个就是欧洲。如果重点放在中东，那么下一个也是明摆着的。……
邓小平：为什么对“水门事件”那么吵吵嚷嚷？
基辛格：这是一连串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在吵嚷的包括很多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反对总统。
邓小平：毛主席告诉过你，我们对此并不感到高兴。这件事无论如何不应影响我们的关系。
基辛格：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水门事件”怎样，我们一直在执行着我们的政策，我们也将继续执行这个政策而不受“水门事件”的影响。
邓小平：我们对这类事情并不太关心。
基辛格：我们的外交政策仍然得到非常广泛的美国公众的支持。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我曾说中国是一片神秘的土地。现在美国自己似乎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地方。
邓小平：这种事对我们来说真是不好理解。
基辛格介绍了“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谈”的计划后，说：无论我们和苏联人做什么都是双边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约束。美苏间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计划，我预测不会达成一致。
邓小平：我也觉得在这方面你们不可能达成协议。就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而言，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东部边界，情况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在军事部署上没有变化。
基辛格：我想，有一点变化，但我不能肯定。我认为他们现在已经增加了三个师，但我还得查一下。
邓小平：主要是他们没有改变什么。
基辛格：这也是我们的印象。
邓小平：在我们非常长的边界上，他们部署了100万军队，分散在整个的边境地区。他们用这种办法吓唬神经衰弱的人！我想毛主席在同你谈话的时候说过，100万军队既不够用作防守，也不能用于进攻，他们必须再增加100万。
基辛格：那取决于他们想做什么。如果他们想占领全部中国，那是对的，这取决于他们的目的。
邓小平：如果他们占领了边境的某些地方，那将意味着什么？他们就真正陷入了泥潭。
基辛格：我没有估计到他们有这样的企图，但可能是那样的，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试图摧毁你们的核设施。我不是说他们已经确定地计划要那样做，但我认为这是可以想像的。
最后，邓小平主动提出了台湾问题。当时，身陷“水门事件”困境中的尼克松为了避免在政治上招致其国内亲台势力的攻击，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倒退。1974年2月间，尼克松以快得异乎寻常的速度任命了高级外交官列昂纳德·安格尔为美国驻台新任大使，而没有采取本来可以用一位代办可以负责的方式。同时，还允许台湾在美国开设两个新的领事馆，并再次向台湾出售潜艇和先进的军事装备。邓小平已经注意到了尼克松的这些做法。
邓小平问：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可以做什么吗？
基辛格：正如我告诉你的，我们正继续减少我们的存在。我们正在考虑怎样使上一个公报所表达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得以发生效力的方法。我们还没有形成整个的想法，但我们愿意倾听你们的任何意见。
乔冠华副外长：我在想这个问题，我明白问题的实质。我参加了公报的起草，拟定了它的语言。其基本含意就是毛主席告诉你的。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中日建交以日与台断交为前提）为基础。其他模式都不可能。
邓小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两点。第一，我们愿意这个问题解决得相对快一点。第二，但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心急。这两点毛主席也告诉过你。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给基辛格的感触颇深。据与基辛格有过接触的英国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思（曾任英国驻中国大使）在其著作《邓小平》一书中说：“从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领域。邓立刻显露出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风格丢掉了。从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台湾问题的承诺。”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我们没有任何手册，只有小米加步枪。博士阁下可以研究我们的大炮。”
其实，福特这个总统并不好当。尼克松辞职后，他是未经选举而接任总统的，其政治地位自然很脆弱，加上他只有剩下的两年任期，接着就是1976年的大选，其大部分的精力将用于竞选。福特接任总统后，不擅长外交的他尽管知道舆论界对尼克松让老朋友罗杰斯将国务卿职务让给基辛格的做法甚有非议，但他还是要重用基辛格。以至于吉米·卡特在竞选总统成功后就曾评价福特说，这一届共和党政府虽然冠冕堂皇，气势不凡，可就是抓不住实质，“就拿对外政策来说，基辛格先生已成了这个国家的总统，福特先生已表现出缺乏领导才能，掌握不了这个国家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基辛格在福特接见时，就向福特建议，在上班的第一天要接见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福特采纳了基辛格的建议，在上班第一天就会见了黄镇。福特表示，他将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奉行中美两国签署的《上海公报》，并说要在自己任期内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福特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称其政府没有比“加速”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更为重要的事了，基辛格国务卿应当访问北京，讨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细节。黄镇心里明白，这是福特总统上任后在对华问题上作出的两个姿态，当晚就发电报向北京作了报告。
福特出于其国内政策的考虑，在1976年大选获胜之前，他是无法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只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拖的办法。因此，他在访问了日本、韩国和苏联之后，才同意派遣基辛格在返程途中顺道访问北京。这次，善长于搞地缘政治的基辛格耍了一点并不高明的“小聪明”，竟然同意在中苏边界上的城市举行美苏首脑会谈，然后紧接着再访问北京，以强调美苏关系缓和对中国利益的影响，从而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政治目标。这恰恰说明基辛格并没有充分了解中国人，他的做法只能使中国人忿然，中国领导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原则。这也注定了他要在北京碰软钉子。
1974年11月25日，基辛格在海参崴美苏最高级会谈结束后乘专机来到北京。这次，基辛格全家都来了，包括夫人南希以及儿子和女儿。基辛格在首都机场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乔冠华在握手拥抱时说：“博士，你过去来北京，都是从南面或者是从东面来的，你这次是从北边来的。”乔冠华的话自然有弦外之音。
基辛格很敏锐地回答说：“我从西、南、东三个方向都来过中国，所以这次就试着从北边来。”
乔冠华说：“不知道博士是否知晓，影响中国天气的西伯利亚寒流都是从北边来的。”
基辛格抵达的当天晚上，就携带全家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去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周恩来请基辛格给患病的尼克松捎去问候，却并没有说给新接任总统的福特捎去问候。
接着，在11月26日、27日、28日，邓小平与基辛格连续进行了四轮会谈。中方在场的有外长乔冠华，美方有新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
第一轮会谈开始时，基辛格为了缓和谈判气氛，指着摆在面前厚厚的三大本提要手册，说：“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手册，从头到尾给你念一遍。”
邓小平幽默地说：“博士，你这几本手册有几吨重？”
基辛格故弄玄虚：“有好几吨重。还准备了不少，这仅仅是开场白。”
邓小平机敏而坚定：“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