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两国都不应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标。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特当然听得懂这个坚强的矮个子的弦外之音。他这次来华，尽管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却不准备在会谈中提出原来准备的“倒联络处”（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湾设联络处）方案了。
会谈时，福特告诉邓小平说：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须推迟至1976年大选后再照日本方式采取行动。在此之前，准备把驻台美军削减一半，即从2800人减少至1400人。他还一再强调说，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解决问题以外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期待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所谓“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个原则，美台间的民间贸易方式可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邓小平还表示，在美国接受三原则之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正常化问题。
福特总统一行抵达北京的次日（12月2日）下午4时1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了福特总统与基辛格国务卿，邓小平、黄镇与布什也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和客人一一握手后，请大家入座。
毛泽东先问福特：“你好吗？”
福特点头并致意：“我很好，希望你也很好。”
毛泽东指指胸口又拍拍双腿：“我不好，我有病。博士好吗？”
基辛格笑着说：“很好。我很高兴来到您这里。”
像过去毛泽东亲自掌握着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详情一样，毛泽东虽然已经疾病缠身，仍然很详尽地了解了邓小平与福特会谈的具体内容。寒暄过后，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还是明知故问：“你们谈了些什么？”
没待邓小平开口，福特抢先说：“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形势。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泽东亲自掌握着中美关系的进程，拿尼克松与福特相比，是对福特的对华政策甚为不满。他眯缝着眼睛望着福特，以其特有的幽默略带讽刺意味地说：“我们没有本钱，尽放空炮。”
福特没有领悟出毛泽东是在含蓄地批评他放空炮，就说：“我不相信这点。”
毛泽东继续用幽默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是骂娘，我们还有点本钱。”
在座的中国人都忍不住笑起来。翻译成英语后，美国人才笑了。福特笑过后，领悟了其含意，这才露出了尴尬，说：“（骂娘）我们也会。”
毛泽东机敏地说：“你们也会？那就达成协议。”
福特说：“我们可以以很有力量的语言来反对某一个捣乱的国家。”
毛泽东笑了：“不错，又达成协议。”
屋里的气氛很轻松了。毛泽东举起手来指着基辛格说：“总统阁下，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福特与基辛格都紧张起来，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他不准我去见上帝。”
福特与基辛格这才松了一口气，基辛格不无得意地说：“我们坚持这一点。”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不让去。”
基辛格佯作惊讶说：“要是你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毛泽东已经十分习惯与基辛格进行幽默的对话，就很高兴地说：“博士阁下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我和上帝的关系，真是厉害啊！我拿他也没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0RDER。”
福特有点疑惑地问：“他是给上帝下命令吗？”
毛泽东反应敏锐地回答：“博士是向我下命令。”
毛泽东与福特的会谈，虽有轻松、幽默友好的气氛，但却掩盖不了这次高级会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对于福特此次访华，中共党史专家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评述说：“与先前的尼克松政府所作的承诺相比，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个退步。由于美国政府不能作出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的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化被推迟了。”美国的美中关系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在其专著《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中也评述说：“福特在北京的会谈气氛很友好，但却平淡无奇。一位与会者回忆道，这次首脑会议是他所参加过的最索然无味的会议。但表面看来似乎一切进展顺利。当福特和毛会谈时，竟有半个小时无话可说，他们只是在履行日程而已，并非在昭示世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和谐。”
虽然福特访华在消除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障碍———台湾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仍然有助于保持和扩大中美两国在四年前开始的实现关系正常化方面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势头。福特再一次告诉中国领导人，他们要等到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才可以期待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不久，福特在总统大选中败于卡特之手，中美建交便与他无缘了。
然而这次会见，其实邓小平的心情已经十分复杂了。当时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家与中国问题分析家们，根据这些年北京政治气候的规律，已经判断邓小平“大权旁落，又开始处于极为难受的状况”。外电报道邓小平在12月初与到访的福特总统会谈时，“显得心事重重，大概是在考虑一旦周总理病逝，将会对自己产生多大的影响”。福特总统在回忆此次与邓小平的会谈时说，“发觉邓显得彬彬有礼却又坚定固执”，似乎“并不急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也不急于要求美国解除长期以来对台湾承担的义务”。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霍尔德里奇分析说，有鉴于当时中国正值“四人帮”横行，邓小平说话有保留之处是不足为怪的。
1976年元旦一过，邓小平真的就突然闲下来了。除了被他视作同志、战友和兄长的周恩来的病危令他心情沉重之外，一股矛头对准他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急了，如今他只是“专管外事”了。但最后的两次外事活动，一次是元旦那天中午，会见并宴请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就是1月2日上午，会见了以共和党众议员玛格丽特·赫格勒夫人为团长、民主党众议员帕奇·明克夫人为副团长的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全体成员。之后，他就又“靠边站”了。
本来，从1974年底到去年初以来，毛泽东是一直支持邓小平出来全面抓整顿的。毛泽东将邓小平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还支持邓小平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称赞邓小平“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是后来在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四人帮”便高兴得恨不得立即就将邓小平打倒。但是，毛泽东有自己的打算，他很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便提出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很希望像邓小平这样有威信有影响的人物出面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从而达到两人继续合作并同时堵江青等人的口的目的。然而，邓小平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绝不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后来，邓小平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但毛泽东还留有一点余地，让他“专管外事”。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告状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这封信是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的。毛泽东认为刘冰“写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批示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有百多名老干部与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越喊越高，邓小平露面就越来越少了。在1976年1月2日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但在“消失”两星期之后，邓小平又突然露面了！———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的时候，电视镜头中出现了身穿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大致悼词。
不久，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而基辛格也因为福特的竞选失败而离开了白宫。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基辛格对邓小平说：“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再次见面已经是3年后的事情了。
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美。和尼克松一样，基辛格自然也成为邓小平访美要会见的人物。在总统卡特举行的盛大国宴上，邓小平在宴会的答词上说：“我们两国曾在30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邓小平同样没有忘记这位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努力的博士先生，称赞其所做的巨大贡献。
也就是在1979年的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盛传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称邓小平为‘令人讨厌的小个子’，对此，基辛格矢口否认。上星期，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基辛格告诉记者他对邓的印象：”很显然，他非常能干，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当我1975年见到他时，邓对外交事务还知之不多，但学得很快。总之，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邓小平在离开华盛顿之前的2月1日，也就是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的这天早晨，他与基辛格博士共进了早餐。后来邓小平在西雅图参观访问时，他们再次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基辛格风趣地对记者们说：“我们同意使中国同我本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基辛格的话，引得哄堂大笑。
此后，基辛格多次访问中国，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亲切会见。
1982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召开不久，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基辛格。
邓小平告诉基辛格说：“我现在把自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面去了，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退到了二线，就是说让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第一线来。我退到二线这样的事要早安排好。”
基辛格对邓小平如此高风亮节的行为大加赞赏。他说：“我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的领导人这么有远见做出安排。”同时，基辛格还愉快地向邓小平介绍了他所看到的中国的发展变化和在中国访问的感受，兴奋地告诉邓小平说：“现在人们的思想更加丰富了。我注意到人们穿的衣着比过去好多了，消费品也比过去大大丰富了。”
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农村。农民收入成倍、数倍的增长。我们‘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见效了。城市也有了变化，主要是人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增强了，对党和政府更信任了，这将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这样的会谈自然离不开中美关系问题。尽管基辛格已经不在白宫做事，但仍然为中美的友好事业努力着。邓小平说：“这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总体上来说是好的，但近两年发生了一些波折。就中国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政策的延续性。我们重视同美国发展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向前发展。”
在谈到国内情况时，邓小平还回忆说：“实际上我1974年主持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主持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年时间我就垮下来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这10年的波折启发了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十一大’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过去的‘左’的政策和思想，所以有两年的徘徊。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肯定了‘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并将继续加以贯彻。‘十二大’的最大特点是人事安排体现了三中全会政策的连续性，包括对外政策。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解决干部老化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继续做下去，但要有耐心。”
基辛格对邓小平的意见表示同意。他还对邓小平说：“我看到了你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在世界上所有的领导人当中，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谈话能取胜于她的人。”
邓小平笑着问道：“她也同你谈过？”
基辛格略带自嘲地口气说：“她把我完全‘毁灭’了，我是受害者。我看了你们的那次谈话，很受感动。”
三年后的1985年11月，基辛格和邓小平这两个老朋友又见面了。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