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艺工作组”，是以深入敌后开展文艺工作的名义，陪同卡尔逊深入华北游击区的。在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人员，并亲笔给八路军各级将领写了介绍信。文艺工作组于1938年5月15日离开延安，经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冀南、鲁西北、豫西北直至8月6日在郑州与卡尔逊告别为止，历时85天，行程6000余华里，之后返回延安。可贵的是欧阳山尊先生当年记下了非常珍贵的日记。
在这篇名为《三月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尔逊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7月16日。这天天气不错，是个晴天。卡尔逊他们是下午“五点抵南宫，住在一个烟草公司内，有楼，地方很大，极像西安的大旅馆。这里市面热闹……休息了一会，徐向前司令和邓小平、宋任穷二位政委都来了。大家谈了一会就一起吃饭。……”
而邓小平让卡尔逊“目瞪口呆”的事情就发生在第二天。7月17日，“早上下了一场大雨，可是不久就停了。上午徐向前师长来为我们谈冀南游击军区的情形。直至下午二时吃了午饭才去。我们出去买东西，这里的东西很便宜。我们都买了些。卡尔逊买了三件雨衣送给我们，每人一件，每件八元（中途林山因脚伤留在晋西北、金肇野留在晋察冀工作而离开）。买完东西回来，邓小平政委正找我们，要和我们谈话。他向我们谈了一二九师的三次大战斗的情形。卡尔逊问了他很多有趣而又奇怪的问题。邓政委都非常巧妙而准确的回答了，一直谈到吃过饭九点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向卡尔逊提出了美国将废钢铁出售给日本，让日本制造武器侵略中国的问题。这天晚上，“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来了，谈了很久，九点半钟才分别。送了我们三个人五十块钱路费。”7月19日上午八点钟，天仍然在下着雨，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和卡尔逊话别送行。
这一年，卡尔逊42岁。旅行中，他一直称呼比他小近20岁的刘白羽和欧阳山尊叫“YOUNG BOYS”。
□卡尔逊说：“我经过考虑后的意见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视作是过去美国外交上从未有过的一大错误。”历史已经证明卡尔逊的远见卓识。
在1938年4月，卡尔逊再次到八路军敌后根据地旅行。这次去的还有爱泼斯坦和荷兰拍纪录片的先驱乔里斯·伊文思和另一个摄影家罗伯特·凯帕。这次旅行有三个成果，一是拍了著名的纪录片《四亿人》，一个是卡尔逊写了《中国的双星》，还有是当时不被外界所知的———卡尔逊给罗斯福总统写了许多个人的报告。这也是罗斯福总统委托卡尔逊到中国考察的，报告送到白宫后由罗斯福总统亲自审阅。据说这些报告现在仍保存在纽约的罗斯福博物馆里。
在1939至1940年间，国民党摇摆于抗日和打内战之间，当时日本还未向英美开火，英美政府曾打算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日本妥协，制造“远东慕尼黑”。而卡尔逊毫不犹豫地按照他在中国形成的信念为人做事，公开宣布他的信念———对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抵抗。然而美军不让他如实地宣讲在中国看到的实际情况，不准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蒋介石的腐败，更不允许他说美国继续把废钢铁卖给日本制造武器来发动战争侵略中国。为此，忠诚的卡尔逊毅然辞去美军职务。
回到美国后，他就预言：日本在侵略远东之后，必将在海上与美国决战。果不其然，一年后发生了几乎让美海军全军覆没的偷袭珍珠港事件。这种情况下，卡尔逊再次穿上军装，组成了由他自己领导的海军陆战队突击营，这就是著名的“卡尔逊突击队”，运用和借鉴在八路军那里学来的军事管理和作战经验理论，在所罗门群岛岛屿中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梅金岛一战全歼日军3000余人。这个胜利的消息震憾了美国。后来卡尔逊在战斗中负伤住进了医院，为此罗斯福总统在逝世前的一个星期还亲自去医院看望。
罗斯福问他：“你愿意做什么？”
卡尔逊回答说：“我要到乡村退休。”
罗斯福说：“我也想像你一样退休乡间，不过，我希望战后你继续到中国去做你的工作。”
谁知一个星期后，罗斯福就倒在了卡尔逊曾经为他做过侍卫官的温泉公寓里。而两年后，卡尔逊也与世长辞。我们可以从1944年3月2日罗斯福给卡尔逊的信中，读到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总统与一个中校之间的信任和情意。
“我亲爱的卡尔逊，……关于中国，我想我们正经历一个过渡时期，特别是关于华北部分。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劝阻中国某些领导人不要对八路军领袖们采取更激烈的反对行动，但这似乎使委员长很为难。然而，我确信，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需要你回到那儿去。”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卡尔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是何等的真诚。据卡尔逊的夫人蓓姬回忆说，卡尔逊如实地说了中国共产党的话，却被美国一些人攻击为共产党。在病中还关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1947年4月，卡尔逊在病榻上看到《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消息，报道中共已经突破对延安的封锁圈，大军正在进驻东北时，他顿时拍案叫到：“老天爷作证，共产党人18个月之内肯定会控制全中国。”卡尔逊的预言又实现了。遗憾的是他在说完这句话的一个月后就离开了人间。而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全中国的日期与卡尔逊的预言只差几个月。
二战战后，卡尔逊已经是一位准将，他像史迪威一样，确信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也损害了中国及两国的长远关系。这时的卡尔逊再次———因为在战斗中负重伤，他不再在部队服役而主动退役了。———以他独立的品格和忠诚的姿态站了出来1946年11月17日他又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我经过考虑后的意见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视作是过去美国外交上从未有过的一大错误。”
无疑，历史已经证明卡尔逊的远见卓识。美国在经过22年对新中国的孤立和“卡死”均是无效的努力之后，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1972年，尼克松来到了北京，中美关系全面解冻，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个美国石油大亨与“东方小个子”的握手
———邓小平和哈默
让我们把眼光回溯到上个世纪1979年的中国。
那个时候的中国，可谓是百废待兴，中国的“新长征”还刚刚起步，“改革开放”的口号也刚刚贴到墙上的宣传栏，中国的百姓大多数人家还没有什么电器，甚至有人戴个手表也是稀罕之物。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教等各方面犹如初春刚刚苏醒的大地上还留有一层薄薄的霜冻。刚刚实行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还没有吸引大洋彼岸蓝眼睛的目光，外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商人或者政客们，仍然是抱着一种观望的态度。
然而，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一架私人的波音727飞机越过浩浩渺渺的蓝色波涛，从太平洋的东海岸，像一只报春的燕子缓缓地落在了北京。
这位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美国石油巨头，带着20多位专家一起，第一个打破中国经济开放之初的坚冰，进入了充满无限诱惑和美好未来的中国，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中国之行。
他就是亚蒙·哈默。
□大名鼎鼎的石油巨头为了见到邓小平，竟然略耍小技骗过了美国特工，混进了宴会。哈默与邓小平一拍即合成了好朋友，也成了邓小平访美的一个意外收获。
哈默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世界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1898年，他生于纽约，父亲是个医生。而当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时，他不仅拥有了医学博士学位，而且还拥有了百万家产。
哈默与邓小平的相识，说来颇具戏剧色彩。
在本书的《邓小平与卡特》和《邓小平与布什》中，我们已经知道，邓小平1979年初访问美国时，在2月1日早晨与基辛格共进早餐之后离开华盛顿，前往亚特兰大访问，并在那里计划之外地去了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墓地献了花。之后于2日上午离开亚特兰大飞往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进行访问。
当时，得克萨斯是个“发展快得近乎发疯”了的城市，财富让这座西部城市成了摩天大楼的试验室，27座高楼大厦很快就矗立了起来。邓小平知道得克萨斯的石油和财富是美国有名的。担任过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就是在这里开采石油而发财的。而到访之前，中方就事先得到可靠情报，估计反华势力要在这个城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邓小平在参观了美国林肯·约翰逊航天中心，并登上航天飞机模拟座舱之后，在市郊的西蒙顿参加了一个盛大的烤肉宴会和一场牧人的驯牛竞技表演。这个盛大的宴会和演出，是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巨头们专门为邓小平举办的。
作为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哈默早已经是世界名人了。他经常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在全世界到处旅行。但他也一直关注着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幻。自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到后来的福特等开始的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趋势和一系列对华政策的出台，一直到这次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哈默为此感到高兴，他知道机会来了。当年世界头号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让他走上了经商之道，并让他成功了，今天，面对世界上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哈默自然不会放弃。他像一只精明的老鹰发现了新猎物一样，发现了中国有他需要的东西。他向往着中国。
然而，让哈默难堪的是，这次宴会美国政府并没有邀请他参加。这对哈默来说，是一个很意外却又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1921年，哈默从大学毕业后，听说苏联乌拉尔地区正在流行斑疹、伤寒等传染病，于是他就决心前往苏联，帮助那里根治流行病。他花钱买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队物资中的野战医院设备，运到了那里，希望能在真正的医学实习前，多学到一些医疗知识和获得实践经验。谁知，让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从此他走上了经商之道，成为世界的富翁。
在苏联开办医院期间，他很快发现，当时的苏联迫切需要的不是医药，而是粮食。于是他就找到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告诉他们说：“我可以用船给你们运来粮食，只要你们往船上装上能在美国出售的货物。”
这个不太高的条件，立即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同意。于是他立即给苏联运来了百万蒲式耳小麦。
也就是在这一年，列宁接见了这位年仅23岁的美国青年，并建议哈默接受一两项国家的特许权。于是，哈默萌发了经商的念头。他选择了制造铅笔的石棉开采等两项贸易，建立了进出口机构，同时成为38家美国第一流大公司在苏联的总代表。
从此，哈默在苏联居住了9年，期间多次受到列宁的接见。并在列宁的帮助和支持下，哈默一步一步地成了西方著名的企业家。而哈默的商务活动，对当时困难中的苏联提供了难得的帮助，此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届苏联领导人都与他保持了一种极为友好的关系。
要知道，邓小平访美的这个时候，是1979年，正是中苏两国处于一个对抗的时期，双边关系极为紧张。邓小平这次访美不论是与卡特总统会谈，还是在国会两院，多次要求美国不要与苏联签订限制军备的有关条约，在苏联称霸世界这一点上，中美两国都负有责任。而且邓小平还向他们公开透露，中国将出兵被苏联拉入其霸权主义阵营的越南。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鉴于哈默与苏联及其领导人有着非常良好的商务和私人关系，担心哈默会成为中国人、成为邓小平所不欢迎的人，因此没有邀请哈默出席有关邓小平访美的所有大型活动。自然，也包括这次宴会。
据哈默先生后来回忆说：“当中美关系在70年代开始好转并出现了更加开放的贸易前景的时候，我就想成为进入北京的第一批美国商人之一，激励着我的不单是那广阔的新市场和商业机会所具有的诱惑力，我同时还希望能为我们世纪最令人振奋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之一做出贡献。引导我去敲响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皇宫大门的浪漫主义理想，乃是东西方和平共处与和平贸易的理想。吉米·卡特由于他继续和扩大了由里查德·尼克松、亨利·基辛格和杰拉尔德·福特等人所开始的同中国和解的政策，而应当受到极大的称赞。然而，他的政府却不积极热情地为我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
然而，对于哈默来说，他是一定要参加欢迎邓小平的活动的，哪怕一次也行，不在华盛顿也行。而这次安排在休斯顿的活动，参加者大都是哈默石油界的巨头同行们，哈默自然更不肯放弃，他“不停地敲打那扇紧闭的门，直到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渐变得令人过于难堪”的时候为止。哈默的努力终于有了一点结果，经过他在白宫的一个朋友也是总统的特别贸易代表鲍勃·斯特劳斯的疏通，哈默在华盛顿的办事处在最后关头得到了斯特劳斯的电话通知，哈默夫妇终于得到了出席在得克萨斯州为邓小平举行的这次盛大集会的入场券。
这天（1979年2月2日）傍晚6时，当邓小平从下榻的宾馆到一楼大厅准备出门乘车赴会时，却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件。当时中国的警卫人员走在邓小平的前面和两侧，后面几米远的地方跟着美方的安全警卫凯利。据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先生在回忆录《我随邓小平出访美国》中回忆说：“我的位置就在凯利的后面。突然有一个人插到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只见凯利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把那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人捉住了。邓小平在我方警卫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走了。”后来据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