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发言人希赖恩·布朗说，该杂志考虑的其他提名人有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被监禁的反种族主义活动家纳尔逊·曼德拉、摇摆舞筹款者鲍勃·丢尔多夫及“恐怖分子”。邓小平成了该杂志每年评选的第59位新闻人物。该杂志宣布：“（邓小平）今天当选是因为他在中国实行了10亿人生产力的全面经济改革。”该杂志说，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允许中国农民爱种什么就种什么或从事程度有限自由企业活动。它说：“如果行之有效，世界将会面貌一新。”《时代》周刊还说：“（邓小平）在比世界其他领导人更大的程度上大大改变了本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而世界其他舆论也认为：《时代》周刊的同事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凡到当地看过中国目前巨大变革的人都知道，中国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取得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的，那就是世界其他国家如果能取得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增长率就很高兴了。凡考虑到这个国家拥有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人，都会赞成把邓小平誉为“对世界大事的进程产生了最深远影响的人”。那里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从来就没有过特征明显的资本主义。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以及对外开放，使这个国家进入了无人涉足过的历史新领域。
1986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关键时刻，面对复杂纷纭的国内国际关系，邓小平这位82岁的老人，该如何决策中国的未来？
到了这年的9月2日，新华社突然发布了一条短得只有100个字的消息———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别看这消息字数不多，然而却令全世界所有记者都惊羡不已。记者们一方面羡慕华莱士能够采访到邓小平，另一方面更关心的是华莱士采访到邓小平什么了？
邓小平到底说了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新的声音？显然官方没有透露任何细节。而华莱士本人也是守口如瓶。
这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好奇。一些新闻记者们就像削尖了脑袋似的想从中挖出独家新闻，哪怕能得到一点风声也好。
9月2日这天是星期二。而华莱士主持的“六十分钟”节目的时间表是固定的，只能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黄金时间播出。也就是说要等到真相大白还得4天时间。
作为同行，华莱士也只能跟他的各国记者朋友不无遗憾地说：“在这次谈话播出之前，我们不会透露任何内容。我相信你们能理解。”
这对于关心中国关心邓小平的人们，甚至全世界的政治家们来说，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兴趣。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了让自己的独家新闻造成轰动效应，也算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中国方面的沉默，美国方面的封锁，使这次采访更加增添了神秘的面纱。
尽管如此，华莱士也按捺不住成功采访邓小平后的激动和喜悦。他有些骄傲和自豪地告诉那些穷追不舍的同行们说：“邓小平在谈话时很幽默，看起来在休假后很健壮。邓小平在接受采访时，非常乐于提供消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人们期待着星期天的到来。
1986年9月7日，当精神矍铄的邓小平那慈祥的面孔出现在美国的电视台时，人们从这张熟悉的满脸春风的面孔上，再次领略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和超群智慧。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负众望。美国轰动了！世界轰动了！
华莱士在全球掀起了“邓小平热”。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世界所有重要媒体的舆论都集中到邓小平身上，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邓小平与华莱士的谈话。
一时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话成了热线，许多电视台要求购买该谈话的播放权。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接受一对一的电视采访。也是继6年前他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后又一次对自己智慧、才能和勇气的“考试”。
邓小平多年来一直是中外记者追逐采访的对象。许多记者都以能采访邓小平为一种光荣。此前，要求邓小平接见的外国新闻记者的名单已经排成了长队。但这样的机会是非常少的。邓小平一般情况下是不接受记者采访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那种“少说空话，多干实事”的人。
而这一次，邓小平之所以接受华莱士的采访请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借这个机会同美国人民见见面，使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了解中国。说了解他，其实就是通过他了解中国。祖国对邓小平来说，就是母亲。
而为了能成功地完成采访邓小平的任务，华莱士事前就做了精心的准备、仔细的研究。为此，他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材料，其中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写她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的《在江西的日子里》，从女儿的角度回忆父亲的坚强、忍耐和坚定的信仰，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同时，为了制作节目，展示邓小平峥嵘的斗争岁月，华莱士还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提供了一些有关邓小平的革命经历和工作、生活方面的影视资料。而为了增加节目的收视率，他还细心地要求中国方面把采访地点定在中南海，而不是邓小平通常会见外宾的人民大会堂。因为中南海无论在国外还是中国国内都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一方面也借此机会让广大观众看一看红墙内中国领导人日常办公的所在地，另一方面可以欣赏到富于中国传统的古典建筑。
□邓小平巧妙地把戈尔巴乔夫踢过来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球”又踢了回去。
1986年的9月2日是一个好天气。真可谓秋高气爽。
这天上午10点钟，邓小平特意换上了—套新制的黑色中山服，合体大方，脚穿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位于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
邓小平从北戴河海边度假刚刚回来，黝黑的脸庞发着亮光，两眼炯炯有神，一看精神状态就特别好。
早早在此等候的华莱士迎上前去。邓小平同他握了握手，两人就一起走向座位。一边走，华莱士一边高兴地对邓小平说：“我把今天同您的交谈看成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像你这样的人物，我们记者不太容易得到专访的机会。”
邓小平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说着，两人微笑着面对面坐了下来。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从桌上的一包“熊猫”牌香烟中抽出了一根，和蔼地对华莱士说：“我抽烟可以吧？”
“可以。能给我一支吗？”华莱士一边说，一边欠身向邓小平伸出一支手。
邓小平递给他一支，微笑着说：“我这个是他们为了对付我，特殊制造的，过滤嘴这么长。”
“噢，过滤嘴比香烟还长。”华莱士接过烟仔细地看了看，惊奇地说。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小时对您是有趣的。”68岁的华莱士，说起话来仍然是典型的西方风格。
“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国内提倡少讲空话。”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坦率质朴，又平易近人。
“您有没有接受过一对一的电视采访？”华莱士又问。
邓小平说：“电视记者还没有，与外国记者谈得比较长的是意大利的法拉奇。”
华莱士马上说：“我读了那篇谈话，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问了您不少很难答的问题。”
邓小平稍稍停顿了一下说：“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给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人。基辛格告诉我，他被她剋了一顿。”
“是的。我采访过法拉奇，但我也问了一些她很难答的问题。”华莱士的话除了有一丝同行相轻的自信之外，是否也在暗示邓小平，他的采访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呢？
采访就在这样亲切的娓娓交谈之中展开了。
华莱士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政策和中苏关系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表示愿意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改善关系。在中苏关系上，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意依照中国的意见谈判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9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8000人的兵力；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等等。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这个讲话在世界引起了一些震动，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中国，看一看中国领导人是一个什么回应。其实戈尔巴乔夫的目的就是想把中苏关系的这个“球”踢给中国，以解脱其在国际和外交上的被动。邓小平冷静观察之后，中国方面简单明了地就此事作了一个评价式的反应———“有新意，将仔细研究”。
显然，这次华莱士开门见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希望邓小平代表中国做出一个正式答复。他问邓小平：“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什么看法？”
看样子，华莱士的提问确实是经过观察思考和研究的。
处变不惊的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邓小平确实是政治高手。他绝没有那种政客哗众取宠的外交辞令。他始终是冷静的、清醒的，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
华莱士接着问道：“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谈到这里，华莱士突然转开话题，问道：“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华莱士将话题一转移，一下子急坏了在电视监视器前“督战”的节目制作人。他站起来，皱起了眉头，认为华莱士应该接过邓小平的话追问对方准备怎么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但又不好中断采访，只能看华莱士的发挥了。
邓小平说：“越南这种表示至少有100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决。”
“所以，就您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华莱士说。
邓小平进一步说：“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就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
华莱士又问道：“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
“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邓小平的回答非常直率而又深刻。
就在这个时候，正好摄像机内的录相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的片刻休息时间里，节目制作人就赶紧对华莱士提出要继续关注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态度。
换好录像带之后，采访继续进行。
华莱士就马上问道：“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历史的必然中总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起着意料不到的作用。或许正是这次录像带调换和节目制作人的提醒，才有了这次采访最为精彩的段落。
邓小平平静地说：“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老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邓小平还说：“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
邓小平的这番话，敏锐地抓住了要害，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战略胆识。这段精彩的讲话成为后来被新闻界评述最多的一段话。因为中国领导人愿意前往苏联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这在中苏关系破裂2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邓小平的讲话给戈尔巴乔夫一个响亮的回答，既没有改变中国的一贯立场，强调了中苏首脑会晤的前提条件，又给戈尔巴乔夫出了题，让他回答，实际上就是要求苏方在改善两国关系上拿出新的实质性的东西来。
用当时法新社的评述，说：“戈尔巴乔夫通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取得了重要的几分，但是，80多岁的邓小平的这次讲话却已把球挡了回去。”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评论说：“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