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担任斯大林的钦差大臣时，正值大清洗高潮时期。他的前任在6个月内清洗了1937年选举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中70％的中央委员。斯大林为了加快清洗的步伐，就把赫鲁晓夫调去接替他前任的工作。赫鲁晓夫没有辜负他的上司的期望。没有多久，1937年选举的166名中央委员只剩下了3名。他还清洗了地方上1／5的党委书记和数千名普通党员。
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军队入侵乌克兰时，乌克兰人民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把他们奉为解放者，把乌克兰人民从赫鲁晓夫手中解放了出来。1943年德国占领军挖掘出的95座“万人坑”中，发现共有上万具尸体。根据尸体身上的遗物可以辨明，死者是1937年至1939年间政治清洗的受害者。
根据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波兰是被分割的。德国进攻苏联之后，赫鲁晓夫任中将。他没有担任第一线的指挥官而是当政委，其任务是确保执行斯大林的命令。战后他又回乌克兰去处决勾结德国人的伪奸。不多久，他向斯大林夸口说，“那些带头的工人中，一半已经被干掉了。”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但他的影响却没有随之消失。
斯大林时代的教训瞅鲁晓夫意识到，如果他不是处于最高级领导岗位上，或者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他就将成为最高领导手下的牺牲品。智慧给他的启迪是，如果他没有能力去打垮自己的对手，或者同自己的敌手一同去消灭别人，那么他就得同敌手妥协。经验教他懂得了列宁这样一句话的价值：“重要的不是去战胜敌人，而是消灭敌人。”
斯大林去世后不久，立即展开了争当继承人的斗争。赫鲁晓夫在取得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之后，受到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嘲笑。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把他称作“我们的土豆政治家。”众所周知，卡冈诺维奇对于赫鲁晓夫从中尉跃升到显赫的地位是不高兴的。总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斯大林时代的著名外交部长韦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则认为赫鲁晓夫“不称职。”
赫鲁晓夫对这一切都耿耿于怀。他着手利用他得到的职权来治服他的对手，正如斯大林在30年前对付他的对手一样。赫鲁晓夫一方面熟悉党的一套做法，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掌握时机的天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毅精神以及毫不留情地争权夺利的本领，终于在1957年大获全胜。
他战胜了与之争权的对手。其结果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最令人畏惧的贝利亚被逮捕并遭处决。在赫鲁晓夫的事业中起过最大推动作用的卡冈诺维奇在地方上担任一个没有公开名义的职务。被斯大林指定为接班人的马林科夫在西伯利亚管理一家小发电厂。而莫洛托夫，这位斯大林时代的著名外交家，则在蒙古乌兰巴托同外交官们碰杯。
3。5 小丑形象与幽默大师
赫鲁晓夫上台后，西方很多人对他很不习惯。他们对象斯大林那样严肃但秘密地在幕后操纵，控制事态发展的苏联领导入比较习惯。所以，身材粗胖的赫鲁晓夫一跃上政治舞台，使许多人不拿他当一回事。因为他不拘行止，言谈失检，夸夸其谈，完全打破了过去的模式。
美国的《生活》杂志称他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新闻周刊》的一位专栏作家赠与他“庸庸碌碌的公务员，”“一匹普普通通的役马”的绰号；《时代》杂志则称他为“硬提拔起来的人。”意思是尽管他缺乏教养和训练，却是被形势“推上来了。”赫鲁晓夫衣着简朴。他穿的是普通袖口的衬衫和极不合身的外衣。乘车时赫鲁晓夫几乎总是坐在轿车前边，与自己的司机并排，使人难以分辨出那一位是司机，那一位是领袖。而斯大林总是坐在车子后排的长毛绒座椅上，对司机连个头也不点。
赫鲁晓夫喜欢打猎。赫鲁晓夫对打野鸭子的全过程，从坐在船上欣赏水浪轻轻荡击船帮的声音到静待一群野鸭突然展翅起飞他都感兴趣。西方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赫鲁晓夫连给斯大林擦皮鞋都不配，更不用说接替他的职务了。当他首次出国去贝尔格莱德时，他的一举一动很不利于改善他的形象。他粗鲁无礼，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国际社交界中显得格格不入。新闻界喜欢描述他狂饮作乐的姿态，并且写道，同斯大林相比，他只是一个呆不长久的无足轻重的人物。
西方许多人士，包括外交界的人士，乃至一些职业外交官，也都低估了赫鲁晓夫。他们对赫鲁晓夫评价不高，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太贪杯，而且俄语讲得不好。这些观察家们压根儿就不了解，尽管赫鲁晓夫讲起话来句法混乱，衣着很不入时，趣味粗俗低下，但这些都没有使他在成功地担任领导人方面有所逊色。
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是一个俄国克拉霍恩参议员式的人物。有一年“五一节”举行军事检阅时，苏联的高级领导人都脸无表情地观看部队在他们面前通过。后来，当一中队喷气式战斗机在上空轰鸣时，赫鲁晓夫顿时在检阅台上活跃起来，他拍着布尔加宁总理的肩膀，象一个小男孩看到一套新玩具一般高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洛托夫看到喷气式飞机时仍冷冰冰地保持着尊严。赫鲁晓夫不象他，但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在使用这些飞机时会手下留情。
1956年，赫鲁晓夫在访问英国时，他告诉听众说，他在车队行进途中看到有几个人对他的访问表示抗议，还特别注意到有一个人向他挥舞拳头。“我以这个手势回敬，”他说着，为了增强效果也挥动着拳头，“我们互相都懂得对方的意思。”
听众哄堂大笑，但是赫鲁晓夫又平静他说道，“我提醒那个人，过去也有人试图以这种方式对我们说话……。希特勒曾对我们挥舞过拳头，可是他现在已经躺倒在坟墓里。难道现在我们不该变得聪明一些，彼此不要再挥动拳头吗？”
1956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农村时，他乘坐的汽车轮胎瘪了，年已61岁的他，嬉皮笑脸地向59岁的副手米高扬挑战，于是两位领导人在路旁举行起即兴摔跤比赛来。在铁托手下的人修车的时候举行这场逗人嬉笑的比赛，正好给新闻记者们解闷。他们见到这个情景大为吃惊，在发回的电稿中纷纷以两位领导人进行路边比赛作为导语，却未就令人难堪的轮胎跑气事加以渲染。
1959年柏林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时，建议举行外长会晤以解决柏林纠纷。在赫鲁晓夫看来，这种会晤无济于事，因为外长们不掌握必要的决策权。为了说明外长们的地位如何无足轻重，赫鲁晓夫脱口而出对麦克米伦说，如果他要他的首席外交官葛罗米柯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葛罗米柯也不得不照办。
这不是麦克米伦最后一次听赫鲁晓夫说粗话。1960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建议这个国际组织进行几项改革，其中包括将总部迁到瑞士，奥地利或者苏联去。在联合国大会拒绝了他的建议后，他开始对其他代表无理取闹，在他们发言时大声叫嚷并发出怪笑。麦克米伦讲话时，赫鲁晓夫的粗鲁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苏联领导人当着几乎全世界各国代表的面，脱下一只鞋，把它当作木槌一般在桌子上砰砰敲打。
赫鲁晓夫有时吵吵嚷嚷，兴高采烈，豁达开朗，表现出友好和几乎是迷人的魅力，显得幽默风趣；有时则会变得言行粗鲁、暴跳如雷、盛气凌人。虽然他的小丑表演自然逼真，但只是在需要时他才充当小丑。他以举止随便，信口开河为策略。
1959年美国在莫斯科举行展览会，赫鲁晓夫与尼克松在展览厅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他的表现十分幽默而风趣。
当时，赫鲁晓夫登上讲台对着摄影机讲话。他问尼克松“美国已经存在多少年了？300年？”尼克松回答说，美国大约有180年的历史。“那么，好吧，我们可以说，美国已经存在180年了，这就是它所达到的水平，”他说这句话时，举起胳膊朝整个展览大厅挥舞了一下。“我们存在了还不到42年，便再过7年，我们就达到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演说吸引住了，他们喜形于色的表情对赫鲁晓夫起了鼓舞作用。他接着说：“当我们赶上你们，超过你们时，我们将向你们挥手致意。”他以夸张的手势结束他最后这句奚落美国的话，煞有介事地睁大眼睛口头凝视着后方，用他胖乎乎的小手向他想象中正在向远外消失的美国挥手告别。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我意识到，无论花多大精力做准备工作，都不足以对付尼基塔·赫鲁晓夫。此人全然令人难以捉摸。”“他做任何事都预先做好充分准备，在对手面前知己知彼并以此而自豪。
3。6 命运多舛的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后，力图对苏联的体制进行改革，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旧框框。
赫鲁晓夫是农业方面的行家，他的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
他在农业上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一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二是大规模开垦荒地，种植玉米；三是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
1956年，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初见成效。被开垦荒地上的玉米获得了特大丰收，粮食总收获量为12500万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赫鲁晓夫以胜利者的姿态，乘坐汽车、飞机，得意洋洋地到处视察。于是，种植玉米运动一时间成了时髦。
乌克兰成立了玉米研究所；莫斯科展览馆开辟了一个玉米展览室；农业部发行了一本新的科学杂志，刊名为《玉米》；莫斯科开设了命名为“玉米”的专门食品店。人们纷纷来赶玉米的新时髦。
然而，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奇迹”—玉米运动，使许多地区盲目扩种。而这些地区原有的苜蓿、三叶草等传统草类青饲料作物，比玉米成本低得多，但由于统统改种玉米，以至于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
赫鲁晓夫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统统倾注到开垦处女地和狂热的玉米运动中去，使常规的农业区建设受到影响，因而在1958年以后粮食产量开始下降。由于大量开荒，耕作9000万顷没有森林带保护的、开放性大平原的土地，必然带来破坏生态的灾难性的土壤流失，几百公顷的土地为风沙侵蚀所毁。
1957年，赫鲁晓夫一时冲动，提出要在3—4年内使苏联的肉类产量超过美国。从当时苏联的国情看，这个指标是难以实现的。但是1958年，抱有政治野心的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投赫鲁晓夫所好，作出保证，要在1959年使梁赞州地区产量增长4—5倍。1959年1月7日的《真理报》刊登了这些保证。赫鲁晓夫如获至宝，要求其它各州向梁赞州学习，将他们较为保守的指标进一步修改和提高。并私下许诺准备让拉里奥诺夫出任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明眼的人看得出，梁赞州的保证纯属吹嘘。为了完成指标，兑现诺言，拉里奥诺夫下令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宰杀所有的牲口，包括耕牛和种畜。从农民手里强迫买下成千上万的奶牛和猪，而且不给现金，只给票据。这样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只好到邻近的州购买牲畜，最远到达乌拉尔地区。梁赞州的收购员用现金购买了牲畜，偷运回来，再以1／3或1／4的价钱转卖给国家。大批用于农业机械、信贷的资金，被非法挪用来抢购牲畜。但这一切措施远不能达到增产5倍的指示，梁赞州党委又规定所有税收必须用肉类来支付。他们不仅对农庄和农民强行征税，而且所有机关、学校直至警察局都要交税。这样，在1959年12月16日中央全会召开前几天，梁赞州领导人给赫鲁晓夫写信，吹嘘自己完成了计划，将肉类产量提高了4倍，庆祝他们的“胜利”。同时还自欺欺人地说，该州在1960年将卖给国家更多的肉类。
拉里奥诺夫的“卓越成绩”受到了表彰。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颁发了列宁勋章，赫鲁晓夫亲自前往授勋。梁赞州的英雄事迹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然而；纸包不住火。1960年，梁赞州的农业濒临破产，这种局面再也无法掩盖下去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拉里奥诺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由于仿效了梁赞州的做法，苏联其它各州也蒙受了重大损失。
1962年赫鲁晓未进一步改革传统的以区域为原则的党的领导方式，根据生产的需要，把过去统一完整的党分成两个平行的党，一个管工业，一个管农业。在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里设立了中央工业局和农业局。两方都有党的机关，而且还组成了两个执行委员会。过去按行政区划进行管理的原则变成了相互独立的两个部分，产生了近似两党制所潜在的问题。这种新体制导致了党的机构进一步庞大，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两个党组织的工作常常难以协调。州委书记不再享有往日的权威，平时很难分清工业书记和农业书记究竟谁主管一个州。他们各自行使职权。这是赫鲁晓夫所采取的一项最不受欢迎的措施。虽然它在苏联共产党从政治化向专业化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赫鲁晓夫本人来说，这一措施引起了许多州委书记的不满，而他们过去一直是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
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的调整，是赫鲁晓夫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提出必须经常更换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主张，并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写进了新党章。这对于废除干部终身制，增强党内民主因素，防止高层领导严重老化，提高领导机关的决策能力和指挥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但干部的调动，机构的调整，触及到相当一部分干部的切身利益，这就给赫鲁晓夫造成了许多潜在的反对势力。
赫鲁晓夫长达10年的执政，是以其不间断的改革为显著特色。赫鲁晓夫是第一个敢向社会主义旧政治、经济模式挑战的改革家。他的改革虽然只是第一次尝试，而且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对整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