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总兵员不超过人口的2％ ， 党政民工作人员不超过1％ ，总脱产人员不超过3％。这凝聚着对人民生活深刻体贴之情的百分比，对密切军民关系，共度敌后艰难岁月，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负担政策上，彭德怀主持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改革田赋制。为实现合理负担，各根据地进行了田赋税收的整理。从整理田赋中，发现田赋按亩摊派，表面上似属公平，实则由地主富豪操纵，很大一部分负担，被转嫁到地少或占有薄田的贫苦农户身上。
1938年秋，敌后抗日根据地丰收在望，彭德怀决心使占乡村人口多数的贫苦农民真正享受到丰收果实。在秋收征赋前，他向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朱德建议废除田赋制，改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经中央同意，在根据地内全面推行。由阎锡山最先提出的合理负担的口号，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得到具体实现。
华北敌后抗战是一场以军事为中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全面战争，敌人称之为“总力战”。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与敌后军民的反封锁，敌人对全华北的经济掠夺与敌后军民的反掠夺，构成了一场生死攸关的经济战。
斗争是从货币战、贸易战开始的。彭德怀在挂帅经济工作之初，并没想到他要学做生意。
一接触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彭德怀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十分混乱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除国民党的中、中、交、农（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外，有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发行的省钞，有县银行的县钞，还有一些地方银号、商号以至当铺发行的票子。各类杂钞纸质低劣，有的发行人已经逃之夭夭，信用不保，群众不敢使用。华北的汉奸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币“联银券”乃乘机打入市场。日本侵略军一面用伪币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面用伪币吸收根据地的山货土产、粮食、棉花。中央军也经过太行山区大量走私日伪货物。这些都严重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稳定。
为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在1939年2月向毛泽东建议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作为冀南和太行地区的本位币。在建议中，他请求中央派遣懂行的干部来前方进行筹建工作。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当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发行了冀钞。
冀钞的发行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也引起根据地一些人的不解，为什么不用法币而要自己另发行本位币？彭德怀说，这是研究了晋察冀区发行地方流通券和山西第三、第五专署发行上党票的经验而决定的。因为地方本位币没有外汇，敌人不能利用它套取外汇，可以保护根据地的贸易。发行地方本位币后，根据地内禁止法币流通，个人的法币可向银行兑换不受损失；而敌人不能吸收根据地的法币，我们手里的外汇就不会丧失。在根据地内只许单一的本位币流通，我们就可严格控制发行数，平稳物价；可以用本位币发放工农商业的低利贷款，以扶植根据地的经济。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敌后的经济看，发行本位币是形势必需，也是成功之举。经过多方研究，彭德怀提出，把冀钞的流通量，限制在不超过根据地人口人均3元之数。1942年后，敌人开展疯狂的粮食掠夺，彭德怀又提出统制粮食，使粮食这一农村中的主要商品、战争中的主要物资，成为冀钞的有力的准备，巩固了冀钞的币值，形成了独特的以粮食为本位的币制，使冀钞长期保持稳定。太行山物价之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他区所不及。冀南币币值亦高。太行山物价上涨指数，始终低于货币发行上涨指数，与国民党政府区和敌占区物价的飞腾，适成鲜明的对照。日军在华北占领着城市和交通线，掌握着工业生产技术条件。八路军恢复了广大农村，掌握着物产资源。根据地为军需民用，不能不设法到敌占区城市去采购必需的工业品，土产也要运到城市市场去销售以获得资金。由于敌人自“速战速决”的美梦破灭，就转而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加紧了对华北的开发掠夺。以后又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进行经济封锁，致根据地内工业品价格暴涨，敌占区即可以少数工业品换取山区廉价的土产。敌人还利用群众怕“扫荡”损失物资的心理，在收获期间，压价收购农副产品，扩大工农产品的价值差，掠夺根据地的资源。敌我之间，开展了一场复杂、持久的贸易战。
早在1938年秋，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第三行政专署和戎子和领导的第五行政专署，首先建立了贸易统制局，征收出入口税，公布禁止出入口的物资，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肯定了二、五专署的做法。但他认为，对统制贸易的认识不能简单化，不能把统制理解为关闭政策——只要敌人要的就不许出，抗战不需要的就不许入。这样做，断绝了华北地区间传统的资源与市场，会严重损害人民的生计。他举例说，过去曾因蛋清、蛋黄是工业原料，就不许出口，结果打击了群众的养鸡业；有的地方怕生铁被敌人吸收而忽视铁业生产，又使河北平原和西北各省民用铁器缺乏，等等。这都是要重新考虑的办法。
在根据地，曾以合作社经济取代传统商业，来收购土产与城市进行交换。经过一段时间，这种作法也出现了问题：排斥商人活动，本意是要减少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结果合作社成了官办，不能深入山区村户组织土产出口，进口的货物也多系机关部队的需要，反而助长了走私活动，苦了农民。走私活动还助长了奢侈品的入口。
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彭德怀提出在根据地边境建立关税制，实行对外统制贸易和对内贸易自由，并制定了一套原则：出入口货物对我利大者、对敌利小者轻税；对敌我均利者，斟酌需要及缓急，课以较重之税；对敌利大、对我利小者，则课以重税50％一100％ ，直至禁止入口。
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恢复商贩的活动，保障商品所有者的财产权，取消苛捐杂税，允许自由经营；但坚决反对一切利敌行为，如走私、贩毒、套取外汇等黑市活动。
彭德怀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指挥这一场对敌贸易战的指导思想：通过统制贸易，用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有机结合，组织物资去冲破敌人的封锁，开展对敌斗争。1942年夏，彭德怀在回顾太行区5年来贸易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敌占区亦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群众，和敌占区完全断绝来往，是不可能而且是有害的。敌占区只是某一段时期为敌暂时占领，这不可能根本改变华北各地区经济的历史关系和相互依赖的历史规律。我们应当通过贸易战，有计划地组织对我有利的物资交流，维护群众的经济利益，去发动群众来反对敌寇的经济掠夺，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政策。他反对关门建设和以封锁对封锁的做法，说：这种做法造成的根据地财富的损失，比人们容易见得到的敌“扫荡”造成的损失，还要大许多倍。
人们很难想象叱咤风云、决战疆场的彭大将军，为解决八路军的供给，建设根据地的经济，付出了多大心血。1937年秋，彭德怀往来于同蒲、正太、平汉各线，跋涉于恒山、五台山、太行山之间，他的目光就不限于战场。他留意到，民众在日军的肆意劫掠下，将手中物资纷纷拍卖，换取现金逃难；富商大贾先将存货转至山区乡村，见政府军不断撤退，又争先抛售，因而山区物价反低于战前，货源也较战前丰盛。当年12月彭德怀回延安开会，途经临汾南下，又见汾河两岸农民争售粮棉，棉花每斤八、九分钱，1元钱足可购得12斤新棉；粮价比棉价还要贱。随行的人说，山西真不错呀，东西又多又便宜。彭德怀说，山西固然比陕北富庶，但粮棉如此之贱，却是反常现象。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意在速战速决，政府军对支持华北并无信心，群众对战争又没有经验，注意力都不在物资上，倒是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
从风陵渡换车到西安，彭德怀马上给朱德、任弼时、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准备从八路军经费中挤出10余万元收购粮棉。其后，又嘱咐部队在用兵之际，注意收集粮食储藏于山地，以备持久。
1938年春，日军在占领较久的冀中地区征购战略物资，散驻之敌开始四出掠粮。朱、彭于指挥东路军作战、戎马倥偬之际，注意到敌人这一动向，立即下达命令，要八路军各师“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路两旁之粮食搬入山地”“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特别是提醒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区“在由娘子关到门头沟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储存各种军需品”指示一二九师刘伯承，务将储存战略物资的山内公路销毁。
1938年，华北全区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虽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由于八路军先敌一步，使大批社会物资不致落入或毁于敌手，而支持了华北敌后军民的抗战。这一点，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阎锡山的晋绥军或其他进入华北的抗日军队，是既没想到也做不到的。
从现存的电稿中，可以看到经济问题是怎样牵系着彭德怀。
1939年2月，彭德怀为解决“磨擦”问题赴河北。24日晚，由陈赓部护送，通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线，进入冀南。就在中央和总部都在等候他安全通过封锁线的消息之际，彭德怀却利用行路时间筹划着一件事。进入安全地带，他就报告延安和总部：估计4月份敌将大举进攻长治，须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提前春耕，免受损失。又建议组织医院、学校、工厂、机关人员利用时间开荒。他计算可能增产瓜菜15万担（150万斤），马料50万斤。如此，在困难时不发马料、菜金亦能坚持战局。
3月，彭德怀在从冀南返总部途中，又将他一路上反复考虑的问题向毛泽东提出：一、在年内组织50万军队轮训，改善装备；二、利用晋东南地形复杂，煤铁硫矿丰富等条件建设军事工业；二、加强抗大分校培养干部；四、筹设冀南银行。
同年10月，国民党军事反共迫在眉睫，彭德怀赴陕与阎锡山会晤，沿途部署应付突然事变，仍不忘了解经济形势。他发现各地物资紧张，即电总部“在同蒲路东速购粮盐100万斤，棉50万斤”，并催促根据地“筹办织布、纺纱、肥皂、牙粉等生活必需品工厂，要克服一切困难开工”。在洛阳和西安，他独自跑上街去观察市面，打听商情，警卫人员着急万分，四下寻找。他已对国民党区物资医乏的严重形势有了更深的感受，当即去电向朱德、杨尚昆报告情况，请总部加意敌后经济建设、军事工业和物资储备，“万不可轻视”。
旅途，行军，是彭德怀思考问题、计划行动、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他从不放松机会亲自打听当年收成好坏，群众负担轻重，物价高低，以至货币比值，流通情况等，一一记在心中。可能是长期军事生活形成的习惯，彭德怀说他一生不喜欢用笔记本，他的口袋里没有干部通常不离的小本子，但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计划设想，各种情况数字，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在向干部作报告的时候，脱口列举，其精确程度，常常令专管财经工作的干部吃惊。
第14章 心碑
在敌后，生死存亡的最后一仗是争夺粮食。
从1942年秋季以来，太行地区少雨少雪，一场持续的干旱无情地袭击华北。枯焦的庄稼，龟裂的土地，干涸的河床，给刚刚有了转机的敌后战场笼罩上一层阴影。
抗战己进行到第五个年头，敌后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己学会了怎样在战争中生存。敌人发动“扫荡”，情报会通过各种抗日组织传到每个村庄、家庭。大家迅速埋藏好物资，设下地雷，布下暗哨。然后，民兵配合部队打击敌人，老弱妇孺上山进沟。生于斯，长于斯，太行山的一峰一壑，群众都是熟悉的，不愁藏身无所。敌人兵力有限，在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仍然不得不撤走。房屋被烧了，窑洞还在；门窗被毁了，用草帘遮风。只要土地上长出庄稼，群众就能守住家园。
但是，干旱却是无法躲藏的。特别是三、五年一旱，本来就缺水的山区，历史上一次次灾荒，留下悲惨可怖的记载和回忆。清末光绪年间，辽州大旱，“所存凋残遗黎，仅有平时三分之一”，连吏役也“因饥馑逃亡无踪”。
抗战第五周年——1942年7月7日，八路军总部在麻田举行纪念大会，追悼左权和其他在5月反“扫荡”中牺牲的烈士。漳河水只剩下潺潺细流，宽阔的河滩作了会场，白底墨染的巨幅烈士画像，从左权开始，一个接一个，悬挂在岸壁，“为左权参谋长复仇”、 “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唯有胜利能告慰死者。无论敌人扫荡、奔袭、蚕食、封锁多么厉害，都摧毁不了根据地。但能不能熬过灾荒呢？在河南省，严重的干旱加上贪财的国民党将军汤恩伯的搜刮，赤地千里，上百万人已开始逃亡，涌向收成较好的陕西。彭德怀沉入思索中，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变激昂的号召为实际行动。
会终人散。深夜，彭德怀还在翻阅着大叠的情报。一个月前，他曾下令部队帮助挑水抢种，但许多地方己经无水可挑。彭德怀提笔向延安毛泽东、朱德报告旱情。此时此刻，对党中央，他毫不掩饰自己无限焦灼的心情：“太行山、太岳、冀南均大旱，至今未下雨。不仅秋苗未种，且许多地方饮水亦甚缺乏，人心惶惶，粮价大涨，前途不堪……”
灾荒使敌人更加残酷。1942年秋，敌人计划在面临饥饿的华北征收2000万石粮食，以供其侵略战争的需要。从10月开始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即以夺取粮食为重要内容。敌人在其占领区实行全面的物资统制和粮食配给，强买强征；对根据地，则是赤裸裸地毁割庄稼，抢劫粮食。11月2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朱德报告：“根据地粮食大成问题。”“目前（敌）在太行山‘扫荡’中，表现最毒辣者为抢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