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由于整风运动中一度发生的“左”的过火斗争的影响，会议发展为对彭德怀的不公正的批判，从2月到7月，断断续续开了43天。虽然座谈会没有结论，但在会上提出的对彭德怀的一些错误指责，如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一贯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执行王明“左”倾和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等等，在14年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重被提起，使他蒙受了更大的冤屈，构成了那个影响全民族命运的巨大历史悲剧的一部分。
1945年4月，彭德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4月30日，彭德怀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对华北八年抗战作了简要叙述。彭德怀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不断南溃，不半年，华北即沦为敌后。我军深入敌后，在八年血战中解放了六、七千万人口，建立了六大解放区，八路军发展了15倍，达50万人以上。民兵大约有160万余。八年中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91000余次，打死敌人2个中将（整个抗日战争打死敌3个中将）， 毙、伤敌17万余人，伪军十七、八万人。缴获23。7万枝步枪，四、五千挺机关枪。八路军从没有炮到现有炮800多门。华北战场经常牵制敌在华兵力的半数或半数以上。建立了438个“三三制”县政府，9个战略区的边区政府。根据地没有土匪，很少见到乞丐。
彭德怀在发言中总结华北抗战的军事工作说：在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中，锻炼出来一套比较完善的适合敌后犬牙交错的游击战争环境的军事政策，其实质表现为密切联系农民的切身利益，表现在战斗与生产结合，发挥群众性的农民游击战争的特长，而没有被农民的地方性、保守性所限制。既继承了过去10年内战的经验，又有些地方发展和丰富了过去的经验，如军区制的建立、主力军与地方军的适当分工、民兵的作用、武工队的作用、军队的整训等。发言具体阐述了这些经验的内容及其中的教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八路军的时代过去了，但“八路”这一光荣和亲切的称呼，作为中华民族英勇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象征仍然留传。领导和表率全军的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也仍然被人们深怀爱戴地称呼为朱老总、彭老总。抗战八年，在广阔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在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共合作和国共磨擦的复杂历史环境中，彭德怀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展其雄才大略，奋其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精神，舍身忘我，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的功勋，进入他革命历程的成熟时期——从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横刀立马的大将军，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帅才，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物之一。他在这个时期所做的大量演讲，起草的大量文电、报告、总结，具体阐述了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八路军的建设、到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斗争情况和方针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战的壮阔场面与艰险历程，反映了中共中央及其领袖毛泽东的路线方针在华北的具体运用及其伟大成功。
在这场光耀千秋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就彭德怀来说，还有其恒久不变的方面，就是他始终如一地和士兵同甘苦，与人民共呼吸。在延安，辛亥革命元老、抗日英雄续范亭将军见到彭德怀，有感于彭德怀的艰苦卓绝、肝胆照人，题诗相赠：
爽直将军贵姓彭，
志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
粗布征衣半老兵。
在八路军总部居住过的地方——山西潞城的北村，武乡的土家峪、砖壁，辽县的武军寺、麻田……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彭德怀为群众饥送食、寒解衣，为村庄筑堰修渠，替老弱担水挑柴，做了数不尽的好事，表现了他对旧社会苦难人民的无限同情。太行山的群众把他的名字刻在自己的心碑上，即使是以后“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的狂暴，也未能把他的形象从这个丰碑上挖掉。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后，全国大批彭德怀，八路军总部曾驻留过的麻田村支部书记刘米贵被指定去太原批彭，一言未发，回村后忧病而殁。麻田村当年的民兵王福臣，为躲开会卧床不起，不久也抑郁死去。王福臣临终时，把当年“老彭”从自己肩上取下来，披在他冻得瑟瑟发抖的身躯上的旧棉大衣留给儿子做传家宝（按：这件军衣现收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把“老彭”在全国解放后写给他的信和送给他的照片端端正正放在胸前，带向他冥冥不可知的去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老彭”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太行，当年的村干部、民兵、妇救会员及抗日群众不禁痛哭失声。
第15章 临危受命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彭德怀兼总参谋长。至1947年3月，彭德怀一直在中央军委协助毛泽东、朱德等运筹帷幄，决策军机。他胸怀全局，审时度势，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代中央军委起草了许多重要文电，指导推动了有关地区和部队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他一面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运兵，加快内战步伐。蒋介石调兵沿平绥路、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进攻华北解放区。为了迟滞和阻止国民党军前进，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必须破袭运送国民党军和战争物资的铁路交通。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陆续发出了有关指示。彭德怀在8月下旬和10月中旬先后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华北军事部署和破路指示，指出：破路、破车、袭击、阻击，迟滞顽军前进，在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歼灭其一部至大部，这种交通战将是长期的。“在交通线上纠缠顽军愈久，削弱消灭顽军愈多，就可推迟与破坏顽军的大举进攻，便利解放区的扩大与巩固”。要求有关部队彻底破路，歼击沿铁路线向解放区推进的国民党军。
国民党的局部军事进攻受挫后，在1946年1月10日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政府以接收东北主权为名，顽固坚持东北不在停战范围之内，加紧运兵抢占城市与交通线，企图占领整个东北。1月16日，彭德怀拟稿的中央军委致彭真、伍修权①的复电中指出：东北的武装冲突前途是难以避免的。我军必须坚持自卫原则，才能有理；利用时间训练军队，在顽军进攻时给以歼灭性打击才有利。掌握住有理、有利两个原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彭德怀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及其出尔反尔的狡诈伎俩有清楚的认识，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清醒的估计，对于国民党军的进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从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到1月底的20天里，彭德怀代中央军委草拟了十几份指示电，一再强调既要遵守停战协定，又要坚持现有阵地，坚持自卫原则。1月15日致电陈赓①：顽军自14日（按：停战令规定至迟在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各自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后继续向我进攻者，必须坚决自卫，彻底歼灭进攻之敌，收复14日以后被顽军占去之城镇乡村。这一自卫原则必须坚持到底。否则不仅成了无条件退让，丧失人民已得的利益，且内战亦无法停止。
1月17日，彭德怀写了中央军委致中原局郑位三、李先念电，明确指出：“我们的对手是有经验的，而且很狡猾的反动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松消灭我们的企图。”停战令公布后，一方面要开展和平民主的攻势，一方面又要随时提高警惕性，坚持自卫原则，防止对方的突然袭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加紧对中原解放区进行包围和蚕食，伺机消灭中原军区部队。所以该电又说：你们的处境是艰苦的，一切计划要放在克服困难、长期坚持斗争的基础上，不要过多寄托在停战和平的希望上；要放在独立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要过分放在希望外援上。中央军委关于这个对顽固派斗争方针的指示，“为中原我军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指明了政治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国民党当局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在完成战争准备后，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1946年6月，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又一次把人民推入内战的火海。彭德怀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在他拟稿的中央军委电报中指出：“对优势之敌作战，必须从战役战术上去分散敌人，才能取得各个歼敌的机会与胜利”。强调“防御是为着集结主力，消灭敌人”，要以少数兵力防御阻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兵器，击破敌人一点，各个歼灭。只有歼灭战才能培养我军战斗作风，打出威风，提高士气。
中央军委在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尚未被粉碎时，已经着手筹划战略出击，经略中原的问题。1946年11月3日，彭德怀起草的中央军委致薄一波、王宏坤、杨立三⑤ 电即指出：来年春或初夏向中原出击，须预先密筹经费，主要是衣服、油、盐、小菜钱。可否筹10万至15万兵一年的上述经费？1947年1月2日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⑥，明确指出：“根据现在情形，打退敌战略进攻和自己的必要准备，战略出击须在今年6月或更迟一点。但各项准备工作须分别轻重缓急开始进行。”在2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报告了军事斗争形势，指出，敌可能被迫停止全面进攻，我军在六、七、八月就可以打出去一些。后来出击中原的历史性转折表明，彭德怀这些意见和论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远见卓识。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彭德怀以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保卫延安的部署上。1946年10月间，长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集团蠢蠢欲动。为挫败国民党军偷袭延安的计划，10月19日，彭德怀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保卫延安的部署，指出：胡宗南部正积极准备进攻延安，我必须破坏此阴谋。为此，令晋绥军区张宗逊迅即率领两个主力旅开延安，愈快愈好。同时致电陈赓、谢富治：望布置晋南地方兵团在三角地区加紧活动，牵制推迟胡宗南进攻延安。
为了进一步加强战备工作，彭德怀和习仲勋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于1946年12月中旬到山西离石高家沟，主持召开有贺龙、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等参加的陕甘宁、晋绥和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的高干会议。会上研究了加强统一领导，两区的联防部署和密切配合作战，开辟吕梁区工作等问题，以回击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随后，彭德怀即代中央军委拟电规定：陈赓第四纵队的建制仍属刘邓集团，军事指挥暂直属军委。
到1947年2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是箭在弦上，即将进攻陕甘宁边区。2月下旬，彭德怀再次写了关于保卫延安的部署，要求防御部队利用第一线坚固阵地，有利地形，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顽强抗击，消耗疲惫敌人，以利主力出击。在3月上旬写的军委指示里，调整了延安的防卫力量和守备任务。同时令王震率三五九旅及独四旅从延水关西渡，隐蔽集结延长附近，以增强保卫边区的力量。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在彭德怀的具体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以后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政府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8个月之后，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被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71万，被迫放弃全面进攻。国民党军统帅部捏紧拳头，把兵力集中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企图先占领陕北和山东，割断解放区两臂，然后在华北与解放军的主力决战。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把他的西北军政大员胡宗南召至南京，具体部署进攻延安，想以攻占延安来实现其“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的心愿。蒋介石把在西北的34个旅25万兵力组成南、西、北3个集团，以其“西北行辕”的马鸿逵、马步芳和“晋陕绥边区总部”的邓宝珊军在西线和北线钳制配合，以第一战区①胡宗南主力从南线突破，夺取延安。其意图是，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在延安及其附近围歼西北解放军，或逼解放军东渡黄河，由胡宗南部与黄河以东的国民党军夹击而歼灭之。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为蒋介石嫡系亲信。早在30年代，他就在陕西、甘肃一带担任“剿共”军务，红军在长征北上和西征中都和他交过手。抗战初期，胡宗南曾参加淞沪战役。但从1938年秋后，他就脱离抗日前线，率第十七军团驻防陕甘地区。名为防日军西渡黄河，实为包围和封锁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以后胡宗南的官越当越大，升任为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归他指挥的部队越来越多。胡宗南部也由数万人扩充为二三十万人的庞大军事集团，对日本侵略军消极避战，却对边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蒋介石这支养精蓄锐的王牌军，现在就要对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采取“犁庭扫穴”的行动了。
1939年初，彭德怀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后路过西安，为解决国民党反共磨擦问题，曾与胡宗南有过接触。当时，胡宗南方30出头，颇负盛名。彭德怀回到前方，有人问他对胡宗南印象如何？彭德怀回答：此人志大才疏。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尽管过去对胡宗南有“志大才疏”的四字评价，此时，他绝无轻敌之意，在枣园日夜研究着来自前方和地下工作者发来的一切有关胡宗南的情报，分析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兵力配备和部署。
3月8日，延安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