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舟向彭德怀问了一些他出访八国的情况，话题就转到这次会议上来。彭德怀问周小舟：“你们小组对于国内形势讨论得怎么样？”
周小舟说：“不怎么样。讨论不容易展开。”
周小舟谈到小组会上发言时，只要一谈缺点和问题，就会被人打断。
彭德怀说：“西北小组讨论得不错。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在小组会上讲，打算把没有讲完的意见，写一封信给主席。”
周小舟说：“你同主席当面谈谈不好吗？”
彭德怀说：“当面谈固然很好，不过我说话总是不容易说完全，又好顶撞。主席对问题的看法很尖锐，看得很深。对问题没有很好研究时，当面谈不仅浪费他的时间，有时还容易引起误会。”
周小舟说：“那你就写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插话加以充实，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彭德怀笑着说：“你当了我的参谋了。”
7月13日中午，彭德怀拿着拟好的提纲，把参谋王承光叫来，口述了他给主席写信的内容，让参谋起草初稿。然后，彭德怀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清，成为二稿。7月14日中午，彭德怀又对二稿仔细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抄清楚后，彭德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5点半左右，王承光奉彭德怀之命，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这就是触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所谓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书的简单过程。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接受批判时，为了保护身边工作人员，一直坚持说这封信是自己花一夜的功夫写成的。王承光在抄信时，把彭德怀信中说大炼钢铁“有得有失”错抄成“有失有得”。毛泽东在批判这封信时，对“有失有得”四个字特别指责说，把“得”放在后面，“失”放在前面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也没有作一句解释和辩驳。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株连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封具有特殊价值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长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的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的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7月14日
信送上去之后，彭德怀如释重负，静待毛泽东的回音。在萌生了写信的念头之后，彭德怀曾对人谈过他在写这封信前的一些考虑：他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谈比较适当。他认为：“如果有意见不讲出来，那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彭德怀估计毛泽东看完信后会找他去谈谈，或把信拿到中央常委会上议一议。但毛泽东对那封信的处理方式，完全出乎彭德怀的意料。
1959年庐山开会时，毛泽东住的“美庐”别墅②，门牌为180号。
彭德怀送去的信，毛泽东看后，没有立即做出评论。两天以后，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对中央常委的几个同志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决定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一周，并且通知留住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立即上山来参加讨论。在电话上还告诉彭真说，如果林彪身体情况允许，请他也一起上山。毛泽东要中央办公厅将会议小组重新划分，由原来按大区编配的6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6个小组。目的是为了各地区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避免同一个地区的人谈来谈去总是一个调子，问题展不开。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他事后在一本笔记中写道，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呢？
第二天上午，《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印发给到会人员。它像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已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层层波澜。原已沉寂下来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人们的发言由研究《议定记录》（草稿）转向集中讨论《意见书》。有些没有讲话的人开始谈出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模糊的观点趋向明朗，会上开始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从7月17日到22日，各组共讨论了6天，完全赞同或明确反对《意见书》的，只有几个人。大多数人是基本上赞同《意见书》的看法，但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上，有些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