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中旬，彭德怀写完了这封长达82000字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
6月16日，彭德怀去中南海，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杨尚昆。并附送了一封给杨的信：
尚昆同志：
我阅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后，实事求是地作了检讨，不符合事实的我也作了说明。唯时间长，问题多，加以写得了草，不便于中央同志审阅，请饬铅印多份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为感。谨祝健康！
彭德怀
1962年6月16日午
杨尚昆根据彭德怀的要求，把信打印多份，分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员。
彭德怀这封以后被称为《八万言书》、《翻案书》的长信，共分五个部分：“关于庐山会议问题”：“关于高饶联盟问题”：“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关于军事路线问题”。
彭德怀在这封长信的开头，对中央为克服国民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而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措施表示满意，说：“这些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这些具体措施”，“今后形势可以肯定会一天一天地更加好起来。”
彭德怀坦率地表白：“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和讲话的绝大部分是拥护的，就连对我错误进行切合实际地批评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诚心接受的。可是我对少奇同志对我错误的不符于事实的夸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请求中央能派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和审查，我是诚恳的感激。”
这封长信，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分内容已于1981年12月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披露。在第二部分“关于高岗饶漱石联盟问题”中，彭德怀详细叙述了他和高岗的往来后说：“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首先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如果说这就是‘高、彭联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联盟’，而作为一个当事者的我，是有点想不通。”
长信的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中，彭德怀在详细叙述了他9次与外国人的接触情况后说：“为了便于查对事实，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识外国文字的人，这就给查对事实的工作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有翻译同志跟随着。……总之，是有充分条件来查我是否‘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
9月，彭德怀得到中央的一份通知，要他不去出席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和10月1日的建国13周年活动。彭德怀淡然处之，认为早该如此。
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七千人大会后，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为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中受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短短三四个月，几年来被错批判、错处理的人，绝大多数获得平反。尚未得到平反的人也敢于提出申诉。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彭德怀的长信，更被毛泽东视为非常，他不时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啊！”“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啊！”毛泽东把甄别平反工作称之为“翻案风”。
8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点到了彭德怀，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十中全会上，除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还添了两个冤案。一是批判中央主管农业工作的邓子恢所谓刮单干风，二是“揭发”所谓“高岗余孽”习仲勋“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
在这次全会上，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3人的冤情被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事件。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中央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习仲勋二人进行全面审查。
专案审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的秘密审查。但审查却是彭德怀期望的，也是他曾经要求的。
在递交《八万言书》之后，十中全会以前，8月22日，彭德怀曾因等候了两个月没有得到中央的回音，再次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信中说：
“我阅读了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于6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和中央，想蒙审阅。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彭德怀重申：“我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但是，我诚恳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丑恶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复辟活动。”
彭德怀在信中“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了。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做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实际上，在十中全会召开前二日，即9月22日，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的审查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对彭德怀的审查开列了如下五个问题：一、历史上的问题；二、篡党篡军问题；三、里通外国问题；四、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五、大国主义问题。主要是所谓“里通外国”和“小集团”问题。
与彭德怀希望洗雪其莫须有的罪名相反，从专案人员的笔记中可以看到，审查的目的不过是要论证其“罪名”。笔记记载的第一次专案人员会议精神说：彭德怀向中央写了两封信，非常恶毒，把《决议》和自己的三次检讨全部推翻，是新的进攻，很猖狂。这个进攻不打退，党内过去有些反党分子、尤其是他的反党集团成员也露了头。
专案组成立后，彭德怀“旧账”升级，“新账”再添。连1961年的返乡调查也成了反党活动。1964年专案组成员去湘潭又进行了一次详细“调查”，凡在彭家围子与彭德怀有较多谈话的可查的来访者，都被一一查问，对66个被查问者做了“取证”。最后，向中央作了《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
在这个“调查报告”中，彭德怀的乌石之行被说成“别有用心、满腹牢骚”；他与社员的谈话被说成是“笼络人心、争取同情、散布毒素、混淆视听”的“反党言论”。与调查者的愿望相反，从专案组留下的近千页材料和“取证”中，再现了彭德怀当年和群众在一起的许多生动对话和场面，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农民疾苦的关怀，也使读者今天能获知彭德怀乌石之行的真实情景。
十中全会后，彭德怀不再收到中央发来的文件或通知。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加严，荷枪实弹，高度戒备。哨兵记事本上写着三条任务：保证安全，不让反革命分子杀掉，不让他跑掉；彭德怀出去要跟紧，不让他接见外人；在国内有重大变化时，特别要注意他的动态，了解他经常接触的人员，谈了些什么，及时记录下来。他实际已沦为吴家花园里的政治犯。
彭德怀对这一切视若无睹，毫不在乎。每天仍然是早上拿起他的锹和水桶在院子里翻土、播种、锄草、浇水。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了，染成青色的旧军装也打上了补丁。
到了年底，他又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对加诸他头上的所谓篡军问题、所谓篡改军史问题、关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所谓企图以后勤部作篡军基点问题、不同意军事博物馆塑毛泽东像问题、所谓收买人心等问题，一一做了说明。
他没有得到答复，他的信只是作为新翻案罪证又送到专案组去了。此后3年，他没有再给中央写信。
彭德怀在挂甲屯吴家花园，石砌的围墙和严密的警卫没有把他和村里的群众隔开，他现在和群众都熟了。
彭德怀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而且一定要走出村子。他散步又偏爱走田埂小路。村外有一座小桥，他常在桥上倚栏四望。田野、村庄，唤起他一些什么回忆呢？遇到社员在地里干活，他就爱去帮助干一会儿。转一大圈回村，顺便又拐到社员家去看看、问问。挂甲屯80多户人家，差不多他都了解。至今，老人们仍然记得他刚到村见人就说的一句话：“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啊！”日子长了，人们不在乎他“犯错误”，倒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好心的老头了。
吴家花园饮水靠村里的一口小土井，天旱井干，雨天井满，实际是用不洁的雨水。国务院管理局决定在园内打口机井，彭德怀提出要打井不能只给他一人用，要村里人也能吃上机井水。机井在吴家花园西北角打出水后，彭德怀站在大门口，招呼村民进院接水，看着人们笑盈盈地把水挑走。
十中全会后，门卫不许村民入院接水，彭德怀大发一顿脾气。可卫兵是奉命，彭德怀也就不和战士多说。一天，彭德怀把景希珍叫到大门口来，说：你去找水管子，由我出钱把井水引到墙外去，再在下面垒个水池，不就行了吗？几天以后，大墙外水池前担水的人排起队，阵阵笑语。彭德怀每次路过，遇上有小孩子打水，少不了还要上去帮助一下。
吴家花园两邻的居民没有安电灯，每到夜晚，园内灯光明亮，园外一片昏黑。彭德怀又想帮助邻居办电。时值困难时期，大家都摇头——没钱，没材料。1961年夏天，彭德怀自己花了五六百元，买电杆电线，把电引到了两邻14户居民家里。
这年夏季多雨。一次暴雨连夜，凌晨4时，彭德怀突然翻身下床，披上雨衣，冲出大门，趟着深水，直奔村民卢兴院里。这时，卢兴家的两间老房正在暴雨中颤摇，卢兴一家8口畏缩在上漏下灌的危房内，听天由命。彭德怀站在院里大喊：“快走！都到我那里去！”卢家执意不去。他又冒雨跑回吴家花园，叫哨兵搬来芦席，自己手执电筒，像指挥战斗一样，指挥哨兵给卢家苫房。随后，彭德怀在雨中逐户查看，把住危房的人家都叫到吴家花园来，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坐满了老人和孩子，彭德怀把热姜汤一碗碗送到挨淋的人手中。
十中全会以后，彭德怀不管哨兵的劝阻、跟随，在外出散步后，仍然不时往挂甲屯那些熟悉的人家中走访。由于他的帮助，突患半身瘫痪的民兵队长李文林得到救治，恢复了健康。在李文林住院期间，李的妻子为给丈夫治病筹钱，让大孩子退了学，把刚满8个月的孩子忍痛送人。彭德怀得知此事，连忙给李家送去奶粉、白糖、饼干。自己订的鲜奶也不喝了，叫给婴儿送去。又给李家的大孩子送去书包、袜子等物，劝李妻把婴儿留下，让大孩子复学，由他来负担李文林的医疗费。公社领导得知，为李文林解决了医疗费问题，李妻几次对彭德怀哭道：“是您救了我们一家子啊！”吴家花园内有几户工作人员家属，也是彭德怀经常关心的对象。园内、园外，每遇到谁家有难处，他就帮助。说：“我看到这样的事，不能不管！”
彭德怀自己的生活标准却一再降低，常叹气说：“目前国家这样困难，我在这里吃闲饭，难受呀！”罢官以来，彭德怀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我不能白吃人民的东西。”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整整住了6年。6年中，彭德怀像当年在太行山一样，为自己“驻地”的群众做了许多好事：问疾送医，扶难救危，解决水、电，指导生产……他认真当起挂甲屯的一个村民，遇有红白之事，他常常要去为婚者道喜，为生者祝福，为死者致哀。
1965年10月24日，彭德怀即将离开吴家花园，中央专案组派人前去挂甲屯调查，写出一份《彭德怀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报告，结尾一段这样写道：“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安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人们学习解放军战士雷锋助人为乐、为人民做好事；一贯助人为乐、为人民做好事的解放军元帅彭德怀却因此而增添了罪名。
彭德怀常说自己“没有崽”，他把全部父爱给予了在抗日战争中被国民党杀害的两个弟弟留下的8个子女。5个未成年的，在他的抚育下都已长大成人。大侄女彭梅魁和丈夫张纯一常带着3个孩子到吴家花园来，小侄女彭钢从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毕业回京工作，也住在吴家花园。彭德怀亲自为他们张罗饭菜，为彭梅魁的孩子洗澡，舐犊之情更深了。
彭梅魁至今保存着一张充满辛酸回忆的照片。那是1962年秋天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摄于吴家花园怀馨堂门前。
这天午饭后，彭梅魁全家都来了。彭德怀把3个孩子揽进怀里，逗了一会儿。彭梅魁提出，要孩子们和阿公一起照张相。彭德怀站在屋外台阶上给3个孩子摆好位置，彭梅魁拿起了相机，一看，伯伯转身藏到纱门后面去了。彭梅魁叫：“快来呀！伯伯。”彭德怀说：“现在我的名誉不好，孩子们还小，要让他们健康成长，不要因为我给他们造成影响。”彭梅魁听了一怔，眼泪跟着涌出来，忙按下快门。留下的这张照片，孩子身后模糊可见一个人的部分身影，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彭大将军。
晚上，彭梅魁给伯伯补衣服，彭德怀又嘱咐她：“我几次告诉你们别来了，你偏偏还来，现在我背着‘里通外国’的罪名，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