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仍然未接受：“我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想去边疆搞农业。”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然后，毛泽东谈起了往事：“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谈话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一夜工作之后，还没有休息，也没有吃早饭，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位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倦了。彭德怀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告别。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的心情还激动不已，立即提笔把和毛泽东的谈话追记下来。他感到毛泽东的谈话是诚恳的，支持他工作是诚心诚意的，态度是坚定的，他深受感动。在以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写的“交代材料”中，彭德怀提及此事，还写道：“主席谆谆教导使我终生难忘，去西南工作亦不便再拒绝了。”
然而，他的心头也被投下一些新的阴影。
毛泽东在送别彭德怀时忽然问道：“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吧？”
彭德怀迷惑不解，为何又来了这样一个大转弯？况且并无此事。彭德怀在一份回忆中写道：“反反复复回忆了两天两晚，睡眠时间很少，实在记不起有这样的事情。即或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能说这就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整个会见的气氛仍旧压倒了临去突然这一问。彭德怀开始为结束吴家花园的生活、投入新的工作做准备。
10月6日，总书记邓小平请彭德怀到中南海怀仁堂，告诉他，等刘少奇从东北回京，还要召集西南区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负责人开一次会，要彭德怀为去西南工作先做些准备。邓小平对彭德怀说：“业务上大家都是外行，政治上照主席说的，要互相信任。”
邓小平谈话后，彭德怀到杨尚昆家里，请他帮助办理离京前的事务，并向杨尚昆辞行。面对老战友，彭德怀一掬肺腑，说：“这次到西南，我很难过，我不想去，想要搞农业，担任王震那个角色。有人（因此）说我对毛主席这样仇恨，其实我只是对主席思想跟不上。……”谈话中，彭德怀怆然泪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由江青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直接主持、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执笔的文章，把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为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精神于1959年6月开始酝酿，1960年写成的一个剧本《海瑞罢官》，硬和1959年7月在庐山出现的彭德怀被罢官一事联系起来，说成是替彭德怀翻案。在中央安排彭德怀去西南大三线工作的同时，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也加紧进行。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办公室写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并进行了讨论：“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上是审查反革命，审查他们的反党、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要这样来写（审查报告）”，“审查委员会的任务不是证明谁正确，不是审查他们的翻案有无根据，而是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罪行”。
当天边向彭德怀透出一角希望之光的时候，在他的身后，正酝酿着一场席卷全中国的、以批吴晗为罢官海瑞——彭德怀翻案为发端的政治大风暴——“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一致支持彭德怀出来工作，对他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彭德怀带着“真理也许在你那边”的莫大宽慰和“毛主席没有给我平反错误”的隐隐不安，准备离京赴任。他的情绪看起来越来越好，他已经67岁了，他的身体还健壮，内心仍然像一团烈火。只有为他许身的崇高理想燃尽自己，他才能得到永恒的安宁。
行前，彭德怀把即将去三线工作的事告诉浦安修。从彭德怀再上书八万言之后，浦安修也处境日艰，搬到师大去住，他们已两年多没有见面了。浦安修从师大回吴家花园和他话别，彭德怀问妻子对今后生活的意见，浦安修说，等他去成都工作上了轨道，她可转到成都去工作，和他团聚。
还有一事使彭德怀颇为踌躇：小侄女彭钢在他走后住到哪里去呢？吴家花园就是她的家。左思右想，彭德怀才提出在他去成都后，希望组织上能给彭钢找一间住房，还不安地说：“我一辈子没有为个人私事向组织上要求过什么，这次破了例。”
1965年11月28日，开往成都的33次列车一声长鸣，从北京站驶出。彭德怀身穿染成黑色的军呢大衣，端坐在一节车厢内，吴家花园2250日如历史的一页轻轻翻过，他的心又跳动在新的战场上了。
第37章 三线梦
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抵成都。
他终于又工作了，心中积聚6年的工作热忱迸发出来。他决心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国防重地的大三线军工建设上做出贡献！
刚到成都永兴巷7号住地，彭德怀就对接待他的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说：“明天就开始工作。”杨沛说：“一路辛苦，休息几天吧！”彭德怀说：“我已经休息多年了。”
从第二天开始，大三线各局负责人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大三线建委主任李井泉的指示，逐个向新上任的副主任彭德怀汇报情况。彭德怀对照挂图仔细记录、询问，最后发现，对他所关心的军工生产建设情况谈得很少，或避而不谈。
两个月前，彭真在人大会堂和他谈工作分配时，他表示不愿到三线去，说：“工业生产我是外行，到西南去能做什么？”彭真说：“军工生产你不是很熟悉吗？”彭真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彭德怀和左权亲自筹划建立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成为我军第一代军事工业。 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接替了兵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此后7年中，兵工生产从常规到尖端、从原材料到成品、从军用到军民两用，都由他主持开会作计划、研究布局、批准产品定型。他跑遍全国各地的重要军工厂。就在他被罢官前，还研究过在成都、西安增建飞机工厂的计划。他原是新中国军事工业包括尖端工业的开创者之一。
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他到成都前，西南局就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情况不让彭德怀了解；有关这方面的会议他不能参加；还不能让他参观军工厂。他外出时，得有一名局长陪同，以便“了解”他的活动情形。
彭德怀仍然认真听汇报。汇报中，建委第一、第二副主任建议彭德怀分管煤炭和天然气生产的后勤工作。这说明，确实不让他接近军事工业了，他心头一阵不悦，没有表态，来人就未谈下去，分工没确定下来。以后，建委不再提这件事。他和李井泉谈话，李不提分工问题，他也不问。
安顿下来后，他翻阅来成都前后积压未看的报纸，看到11月30日（正是他到达成都的那天）《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于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看着看着，他一下把报纸摔在桌上，盛怒难当，说道：“简直是胡说八道！”思索了一会，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不管它，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12月10日，彭德怀在给彭梅魁的信中，表露了他孤独一人在远方迎接挑战的心情：“我即将外出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属于我的时间己经不多了，实在遗憾，我将珍惜时间，以慰晚年。”他把这些不快和不安抛到脑后，马上出发到工厂矿山参观、做调查。
12月12日开始第一次外出，到重庆参加三线建委政治工作会议。会后去内江、自贡、威远参观天然气和煤炭生产情况。1966年元旦刚过，政治风暴卷压而来，围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指名地、但越来越明白地把“海瑞”——反党分子——彭德怀作为目标。不久前，1965年的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按：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德怀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成都参加1966年1、2月间在锦江饭店举行的生线建委年度总结计划会，他在会上很少发言，但对三线建设充满了希望，在笔记本上写道：“只要今后不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样大的主观主义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成绩来，这应为我国经济建设前途庆幸。”会议结束，彭德怀即起程第二次外出，去渡口参观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沿途视察了修建成昆铁路的现场、西昌专区、石棉县石棉矿。又特地去红军长征时抢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和他曾率红军攻打过的会理县城。
2月30日，彭德怀到达渡口市。渡口市原是金沙江畔一个只有7户人家的小村，时正兴建西南地区最大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彭德怀在山上山下仔细参观，走得汗流浃背，看得振奋不已，连说真是好地方，毛主席决断非常正确。
在参观建设中的宝顶山煤矿时，彭德怀不禁感情激动。他十分熟悉这些“乌金” ，曾身受掘洞挖煤之苦，一再嘱咐陪同参观的渡口市委领导人说：“巷道支撑一定不能马虎，要绝对保证工人生产安全。”
渡口市火热的建设景象，使彭德怀这个不写诗的人也诗兴大发。他并未把写的诗给别人看，只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为今天的读者留下了他当日的满腔豪情：“天帐地床意志强，渡口无限好风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尽宝藏。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党给人民力无穷，众志成城心向党。”不想匆匆的渡口之行，惹出了两件是非。
3月25日，彭德怀在石棉县安顺场渡口，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渡河，不禁缅怀当年英勇抢渡的红军战士和舍出身家性命为红军摆渡的船工。红军胜利北上了，当年的船工呢？听说只有一位老船工帅仕高还健在，彭德怀很高兴，特地看望他，详细询问他解放后的生活状况。听出老船工生活上还有困难，临别时彭德怀送给老船工10元钱。
这件事后来被“揭发”，作为彭德怀“是伪君子，施行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例证，那位老船工也无辜受累。这使对老船工倾注了无限感激之情的彭德怀无法忍受，大声喝道：“人家是拚着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得了啊！”3月28日，彭德怀参观西昌螺吉山彝族畜牧场。牧场地处高山区，彭德怀为了解彝民的生活，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回到西昌，彭德怀一打听，去了10个人，一共付了两元饭钱。彭德怀说，那是人家的血汗生产的，付这么少的钱不好，即写了一封信给畜牧场的干部。
田同志：
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两角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每斤七角，即四元两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两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彭德怀3月28日这件事，连同他在其他一些场合的一些表现：如对造价每平方米为150元（高出当时一般建筑造价一两倍）、每位客人占用60多平方米的招待所不以为然；对许多县市专区和工矿企业竞相修建高级招待所、特别是对四川省用西昌建设下马的钱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锦江饭店更为不满等等，都被指责为“借此吹嘘他是一向主张艰苦朴素”。
1966年4月19日，彭德怀第三次出行，视察川南煤矿。这次川南之行，他了却了一桩历史上的心事：长征中，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命令彭德怀从红三军团中抽调三、四百人，由得力干部率领，到川、滇、黔边开创新根据地。彭德怀选派了400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率领前去。以后，这支队伍与红军失去联系，最后杳无音信。事隔数十年，彭德怀仍然挂念着这批指战员的命运，特借视察之机到琪县打听这支部队的下落，方知他们于当年（1935年）转战数月，只余数十人，最后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彭德怀听后，为之停署减食，痛悼不已。1965年到1966年岁末年初，当彭德怀奔走于巴山蜀水之际，在遥远华北的太行山，有一个人默默地注视着他，深深地怀念着他。这就是和他一起在庐山被黯的黄克诚大将。
1965年11月，以相同的原因，在相同的时间，彭德怀被下放到西南，黄克诚被下放到山西省任副省长。抗战初期，黄克诚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山西是他战斗过的地方。黄克诚重访太行、太岳，想到26年前阎锡山发动十二月反共事变中，彭德怀从洛阳冒险回前方，路过高平县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