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玉祥接着还提到了下面这件事：
第二天，我去视察驻扎在白市驿的军队。那里的团长给我看士兵的点名册。我发现上周还是满员的，但是现在每个营都少了三、四十人。我问他这其中的原因，这个团长回答说：“新兵从家里出来时，一路上没有吃的。一到这里，他们就猛吃猛喝，结果把自己撑死了”。但实际上，他们是被饿死的。
还有一次是在离重庆十五英里的沙坪坝，这位信奉基督的将军问一名团长他的伤病员都在哪儿。团长把他带到了几英里地以外的一个山村子里，那里有二十多个生病的士兵。
冯玉祥写道：
我进去后发现这些可怜的年轻人都在发烧。他们躺在拆下来当床用的门板上，身下垫着干草。我摸了摸他们的额头，问他们吃过药、喝过水没有。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哭了。他们说：“自打我们生病之后，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们。我们连一口开水也喝不上。”
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他们让农民觉得解放军需要他们，并给了他们一个奋斗的目标。一般来说，共产党军队的战士一旦穿上军装，就能做到不强奸、不抢劫、不欠债，并帮助农民收割粮食。这种对比是十分明显的。
蒋介石对人民的这些疾苦不闻不问，除非有人向他提到某些具体的事例，这时他总要大发一顿脾气。他越来越与世隔绝了。他之所以变得如此难于接近，这与他的独断作风和孤僻性情是有关的。
从1942年11月起四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利用蒋夫人及其姐姐和外甥女访美这段较长的空隙，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以绝对优先的高速度排印出来，于1943年3月10日在重庆出版。
这本题为《中国之命运》的书显然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的回答。
毛泽东的这本书是1940年1月发表的，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了中国的情况之中。人们常说蒋介石的这本书是由一位以前的秘书、前任教授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不管怎么说此人在该书的起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本书很可能大部分是由蒋介石口授的。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对全书的内容负完全的责任，并为它感到十分的自豪。
这本书是蒋介石对其基本政治思想的阐述，在重庆被捧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虽然当时严重缺纸，但这本书第一次就印了20万本，到1943年底重印了200多次。
《中国之命运》在中国的学校和大学里很快就成了一本必读的书，全体军官、公务员以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全体学生和国民党青年团的全体成员都必须读这本书。
时隔不久，蒋介石又推出一本内容短得多的书、《中国经济学说》。同样，这本书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陶希圣代笔的，但是许多经济方面的专业内容则出自一位姓陈的经济专家之手。
在这两本书里，民族主义的调子很重，其中《中国之命运》
比《中国经济学说》更甚。蒋介石把中国的问题毫无例外地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而《中国经济学说》的主要目的则是根据孙中山的教导找出一种中国式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围绕这两本书，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其中之一便是主要的捉刀人陶希圣的身份。在1934年至1937年之间，他在北京大学任中国社会史教授，还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的讲师。1928年，他给蒋介石当过一段秘书，后与汪精卫结为密友，并和他一起逃到了日本人那边。但是，陶希圣后来和汪精卫闹翻，带着汪与日本人签订的一份秘密协定，逃到了香港。
他回重庆被看作是忠实的表现，在那里他住在蒋介石当时的秘书陈布雷的家中，与委员长关系密切。
更奇怪的是，《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竟没有英译本。本来宣布译本准备在1943年四、五月间出版。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过去了，仍不见英译本。
最合适的解释是，英译本的出版计划取消了，因为重庆方面已及时发现这样做不合适，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正在为蒋介石树立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的形象，如果在这个时候，让西方的英语读者看《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那就会对公众舆论起到相反的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因为这本书的调子从头到尾都是反西方、反自由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中国之命运》在中国发行高达1百万册并成为必读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
到了1946年1月份，六位国会议员想要国务院自己翻译的这本书的译本，结果他们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该书属于“绝密”
文件，《中国经济学说》就是这个月在纽约的共产党“前线”
杂志《美亚杂志》上发表的，并附有一篇由美国左翼作家菲利浦·贾菲写的评论。贾菲于1947年将蒋介石这两本书的英译本合编在一起并加了注释。
然而在1943年，广大的美国公众都不知道蒋介石并不是人们听说的那种伟大的民主领袖。
在蒋夫人访美期间，她给许多人作了演讲，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征服了美国的公众。但是在私下，接待过她的人都不喜欢她那种专横的作风。害怕受她“美色诱骗”的罗斯福答应了她要更多飞机的蛮横要求，下令在试飞结束前就马上提供柯蒂期—赖特公司生产的C一46飞机。这种飞机有好几架都在喜玛拉雅山坠毁了。
蒋夫人不在时，重庆传出了委员长与一位姓陈的小姐的风流韵事，说陈小姐与委员长同床共枕，还为他做他爱吃的浙江家乡菜。
这种流言没有依据，但却使蒋介石火冒三丈，在他夫人回来之后，他召集了外国记者、内阁部长、以及工作人员，申明他那高尚纯洁的一夫一妻的爱只属于他的合法配偶，并断然否认了有关他不忠的传言。
这件事发生在1943年3月间，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遭受着灾难性的失败。但是，委员长申明自己清白的消息却一连几天压倒了有关战况的报道。据怀特和雅各比的说法：“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委员长辟谣的抄件”。
总的来说，蒋夫人对美国进行的长时间的访问，为重庆政府赢得了一场宣传上的重大胜利，紧接着舆论界就把蒋介石宣扬成一个战争时期的主要领袖。1943年10月，盟军最高司令、东南亚战区总司令、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来到了重庆。他带来一封温斯顿·丘吉尔写的介绍信，信中称蒙巴顿与他有二十五年的老交情。蒙巴顿外貌英俊，极具魅力，有着非凡的外交天赋和杰出的战略才能。
根据芭芭拉·塔奇曼的尼载，他送给蒋夫人一个上面用宝石镶着她的名字缩写的卡蒂尔梳妆盒，并在委员长面前说自己是个比较年轻的指挥官，渴望“吸取委员长的丰富经验”，这样一来，他很快就博得了蒋夫人的欢心，他此行的目的是和蒋委员长及马歇尔的个人代表B·B·葫墨维尔一起商讨缅甸以及其他抗日战区的战略问题。
然而，蒙巴顿一来就卷入了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纠纷之中，因为他到重庆时正好碰上罗斯福听信了中国政府和陈纳德将军的抱怨，已作出决定将史迪威召回国。
蒙巴顿可不喜欢这样做，他不想失去一位对中国有如此广博的知识的同事，也不愿和一个水平不如史迪威的继任者凑合。
蒙巴顿对史迪咸说，他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条件是只要他向蒋介石道歉认错。虽然心里窝火，史迪威还是听从了蒙巴顿的建议，向蒋介石赔了不是。委员长宽厚地接受了他的道歉，两人很快就和解了。
紧接着，蒋介石在战时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11月份，他作为三巨头之一与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先生一起参加了开罗的首脑会议。
他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正式身份参加此会的，在此之前，他已于10月11日宣誓就职，接替8月1日去世的原总统林森。
三位领导人从11月22日至26日在梅纳大厦饭店开了四天的会。
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对蒋介石个人来说是一大胜利，联合公报记录了三个盟国决定剥夺日本“从中国人那里窃取的诸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所有领土，并将这些地方全部归还给中华民国。而且，罗斯福保证支持1944年春对缅甸日军的海陆空联合进攻，以打破对中国的包围，并为国民党的九十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他还表示在战后将继续支持中国反对“外国入侵”。中美将联合占领大连海军综合基地。这些保证显然是为了防止苏联争夺东北，同时，总统也让蒋介石作出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承诺。
得意洋洋的蒋介石带着从未有过的声望回到了中国。
他不知道罗斯福总统还要在德黑兰（11月27日至12月2日）与邱吉尔和斯大林会晤，在这个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作出了与给蒋介石的承诺完全相矛盾的保证。
的确，美国人没有履行罗斯福在开罗向委员长作出的许诺。1944年罗斯福取消了对缅甸的联合进攻，也没有落实对国民党九十个师的武装和训练。而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没有在战后支持中华民国对付俄国人，尽管他的确作了一次努力，但已为时过晚。然而，有一件事罗斯福坚持住了，即决心让蒋介石兑现他的承诺，解决他与共产党人的分歧。
第十八章 战争结束
让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
高斯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奋力领导中国抗日的伟大领袖，对此高斯评论说：“看看眼前这些冷酷的事实，谁都会认为这是在胡说。”
在一段时间里，罗斯福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
蒋介石说：
“就我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日本，而是我的国家的统一。我肯定你们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打日本，也许要我动用保留在西北对付共产党的军队帮忙，也许不用。在另一方面，如果我让毛泽东把他的宣传扩展到整个自由中国，我们就是在冒险，我们将一无所获，你们美国人也一样。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毛泽东的背后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学说，并且后面还有俄国。”
这些话可以说基本上是委员长讲的，但它的可靠性仍值得怀疑。
这段文字引自法国空军莱昂内尔·马克斯·蔡桑将军写的中国内战史，作者把这段话安排在记叙蒋介石与史迪威讨论的上下文中。
虽然史迪威好象不曾引用过完全相同的话，但这些内容与蒋介石在私下交谈中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它集中体现了蒋介石在二次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时的态度，也为美国为什么对蒋介石火冒三丈作出了最好的解释。
让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的进攻。而蒋介石这一边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他的那些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上对付共产党的军队。
的确，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早期阶段，中国的中央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这时的美国还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地处在中立的状态之中。但是，中国目前已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战争，罗斯福将怎样理解中国政府那种消极被动的做法呢、美国人支持这样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政府，并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这样做对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那些淳朴高尚而只是名为“共产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会利用得更好一些呢？
白宫得到的消息和情况以及美国报界公开的报道有很多很多，而且相互矛盾。其中，有史迪威将军发回来的言词尖刻的电文，里面全是在抱怨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僚是如何的无能，如何的混乱，以及委员长这个人是如何的碍事。还有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高斯写回来的持怀疑态度的报告。有一次，高斯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奋力领导中国抗日的伟大领袖，对此高斯评论说：“看着眼前这些冷酷的事实，谁都会认为这是在胡说。”
1942年10月1日，落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来到了中国。威尔基体格魁梧，善于交际，而且很容易轻信别人。
他被他所看到的情况征服了。战时的首都为了欢迎他，把门面乔装打扮了一番。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蒋夫人那种诱人的魅力以及委员长学者般的派头，冲昏了威尔基的头脑。
他参观了黄河边的“作战前线”，那里摆放着“缴来的”日本人的武器和装备，其中包括头盔（据说这些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就是为了打动来参观的重要人物）。对此，威尔基虽然也产生过一点点怀疑，但又很快打消了。
于是他向蒋夫人建议说：她可以做一名最理想的外交使节，因为她“有头脑，循循善诱，品德高尚，并具有才智、魅力和豁达的同情心以及雍容的仪态和炽热的坚定信念。”后来，蒋夫人把这些吹捧她的话当真，竟采纳了威尔基的这个建议。
除了这种引起人们错觉的事之外，还有许多混淆视听的报道。威尔基属于那种襟怀坦荡的人，但是还有更多的居心叵测的人也在暗中推波助澜。而其他的人，动机比较单纯，他们看到国民党如此腐败，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共产党肯定是好的。
1941年2月，委员长对劳克林·柯里说：他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他派一个深得罗斯福个人信任的政治顾问。但是，柯里却向总统推荐欧文·拉铁摩尔做委员长的“政治顾问”。
拉铁摩尔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后来他曾担任过利兹大学的领导，而当时在他被任命之前，他和罗斯福总统一面都没见过。
九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