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后来他曾担任过利兹大学的领导，而当时在他被任命之前，他和罗斯福总统一面都没见过。
九年之后，当时已放弃共产党信仰的美国共产党前任主席路易斯·F·比登兹在泰丁斯委员会作证说，拉铁摩尔当时是美国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后来，他在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里成了反蒋派的领导人。
有关任命他的前前后后的详细情况，都记录在参议院1952年7月2日归档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报告里了。实际上，统一战线时期左派作家把蒋介石大大吹捧了一番之后，就有人在四十年代开始进行歪曲的报道。这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问题，即使那些进行错误报道的人也没有接二连三地给蒋介石冠以种种罪名，那些可悲可叹的事实也是不言自明的。
错误的消息来自对共产党的国中之国田园牧歌式的描述。
这种宣传又被罗斯福的另一位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天真浪漫地向前大大地推动了一步。从6月21日至24日，副总统和委员长进行了四次长时间的会谈，委员长听着华莱士大讲他精心编织的有关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农业改良派”的理论，以及论述中共的马列主义的“危害性”和“正统性”的老生常谈。华莱士坚持要访问延安，起初委员长拒绝了，但后来又改变了态度。从延安返回后，华莱士果然说共产党人的确是“农业改良派”。当蒋介石再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时，他确实是支持这样做的。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1944年再次被迫还击日本人，因为日本又发起了新的进攻。对中国来说，这一年是漫长的抗战中最可怕的一年，日本人在攻打了十五天之后，靠施放毒气才夺取了湖南省北部的常德。
这座城市几乎被日军炸平，10000幢房屋只剩下30幢，全城的人都逃离了。而中国的增援部队七天之后才赶到，这时日军被迫撤退。很快人们便发现，这次进攻对日本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太平洋，日本人在各岛屿上的战斗进行得很糟糕。日本最高领导层最担心的是，美国的远征军会在中国大陆的南方登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美国人在空中便会得到陈纳德将军的第十四航空队所建立的一系列基地的全力援助。因此，日本必须完全控制整条京广铁路，以达到将中国一分为二，孤立重庆的目的。由于有苏日中立条约，而且俄国正忙于对付欧洲的强大敌人，所以日本不必担心苏联人的进攻。因此，他们在1944年3月把“满洲”的十个师调往湖南。
1月份，毛泽东和他的同事接受邀请，派出代表与国民党会谈，以全面解决两党的分歧。毛泽东紧接着又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观点，要求给予共产党平等的地位。
一个月之后，美国共产党以及同情延安政府的人发动了一场宣传战，呼吁美国施加压力，迫使重庆允许一个美国使团访问延安，打开国民党的封锁。
3月份，俄国人的飞机轰炸了新疆。4月2日，苏联政府指责新疆当局向外蒙古派兵，并声称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难民。这些无中生有的指责是为苏联的飞机轰炸找理由。五月中旬，驻重庆的苏联大使被召回莫斯科，苏联的军事顾问也随之全部回国。
此时，国共双方已在西安进行了几次会谈，当共产党坚持要求政府承认共产党控制地区以及作战部队的自治权时，会谈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当时，日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他们有180万人的进攻兵力。这些并不都是他们的精锐部队，最好的军队大多在别处的前线，但是他们装备精良，指挥有方，而且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蒋介石的六百万兵力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在这六百万军队中有许多都是食不果腹、指挥不良、装备落后，无心恋战的部队。
从长江以北的河南省又传来了大饥荒的消息，这次饥荒是灾难性的，情景十分悲惨。这个消息是在1943年2月由《大公报》首次披露的，这份报纸为了保持其独立性克服了种种困难。
该报全面报道了当地人民的悲惨遭遇。由于这是首次报道，报纸被扣发了三天，后来审查部门把这些消息从报上删掉了。西奥多·怀特把他的亲身见闻写成了一篇令人难忘的报道。他认为，在收成很差的1942年，政府把绝大部分粮食以税收的方式征走了，第二年又遇上长期的干旱，结果造成了饥荒。灾民的救济严重不足，由于情况较好的邻近省份的竞争，再加上地方上心狠手辣的囤粮商的破坏，救灾工作无法进行。估计有200万到300万人背井离乡，逃荒到外省，大约有同样多的人死于饥饿和疾病。
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发起了进攻。日军进攻时，中国的一位指挥官汤恩伯竟不在河南，也没有来得及回来抵挡日本人的突袭。汤恩伯是国民党军人中名声最糟的一个。
根据冯玉祥的记载，汤恩伯指挥的军队每个单位都缺编，这样，军官们就可以把付给并不存在的士兵的军饷装进自己的腰包。冯玉祥的这个记载不可不信。
更有甚者，汤恩伯和他的军队与敌人的生意做得十分红火。
他们从河南边界的界首购进日货，然后运到内地出售。回来时又把中国的产品卖给日本人。这种往来为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了便利条件。汤恩伯不在前线只是国民党防守河南时严重失职的例子之一，当他们为内部矛盾争得不可开交时，日本人已夺取了省会。
中国的第十二、第十三军相互攻击，推迟了撤离时间。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将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
在这个灾难性的时刻，罗斯福总统却给了中国重量的一击，他要求中国抽调国内防御急需的兵力。他一直缠着委员长，要他向缅甸西北部派遣由美国训练装备的Y军，因为在那里，日本人的进攻威胁到了边界那边印度的英帕尔。
蒋介石根据开罗协议，两次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协议规定由史迪威率领他的中美陆军部队在缅甸公路北段向日本人发动进攻，配合缅甸南部50000英军的海陆空联合登陆，以夺取仰光。
邱吉尔虽然同意这个计划，但显然不很热心。因为这个计划与英国的战略没有多大关系。蒋介石支持这个计划，他有各种不同的理由。他警告总统说，他预计那个时候日本人会在中国东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提醒总统不要忘记在开罗所作的承诺。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最后，蒋介石却莫名其妙地答应了罗斯福的恳求，同意在4月14日将美国训练的部队派往缅甸。
不出几天，局势的发展就证明了蒋介石的担忧是有根据的，5月，日本人在湖南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进攻，这个月下旬，长沙失守。在此之前，薛岳（小老虎）曾三次夺回长沙，可是这一次又被日本人赶走了。
在这一年里，日本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11月底，他们控制了广西，夺取了第十四航空队在衡阳、零陵、桂林和柳州等基地。至此，侵略军距重庆直线距离仅有二百英里，中间只剩下贵州的山岭将日军隔开。
国民党仅在湖南南部的衡阳作了一次抵抗，薛岳将军尽管得不到增援（也许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仍在敌军兵力大大优于自己军队的情况下坚守了四十天。
在记述这些失败时，蒋经国写道：“父亲对桂林的失守十分痛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桂林的防御工事坚固，粮食弹药充足，各种电讯设备和武器都用上了，可没打到一天就败下阵来，太让我痛心了！”
桂林和柳州的失守是有原因的，有一位军事史学家谈到此事时说：
中国的军事当局在这种突然袭击面前，完全没有准备。他们一直以为，日本人担心美国会从东海岸登陆，因此不会再向内陆推进。桂系军队主力都在省外。
桂林市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的商人不赞成卫戌部队在城市周围打仗，他们怕这座城市会被毁掉，另外，衡阳在英勇抵抗后仍免不了失守，这也挫伤了桂林和柳州守军的士气。
在这灾难性的几个月里，蒋介石为了抵抗日军，调集了一切能调集的军队。其中，有一些从黄河两岸步行了2000英里，还有一些是从缅甸前线空运而来的、到1944年12月，这批国民党军队终于在贵州省挡住了日本人的进攻，并把他们赶回了广西。这是这场长期战争中的转折点。
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场上，蒋介石没有看到中国可悲的现实。是因为这些情况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呢？还是他那极度的自信使他不自觉地忽视了那些应该引起重视的消息？这很难说清楚。
他自己并没有腐化（如果不算权力腐化），但其他一切都具备了：由于他容不得反对意见，喜欢浮夸胜过喜欢实话，而且不愿听到与他的乐观态度相矛盾的事实。所以他的周围都是些唯唯诺诺的人。还都之前，在重庆许多人都说当时他的助手常常伪造报纸上的社论和新闻，告诉他一切都好，让他放心。没有人告诉他物价飞涨，食品短缺，也没人汇报普通人每天受苦受难的悲惨生活。
社会底层的公务员、教授、老师和学生都在饥饿线上挣扎。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中产阶级，和更低层的人们一样，愿意承受战争带来的牺牲；但是，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周围的人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聚敛财富，自然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
国民党的官员，有靠山的人以及发战争横财的人，享有很大的特权。
因此，很多知识分子都支持民主同盟。他们不一定是亲共产党的，但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政权。
国民党秘密特务的所作所为也让人厌恶，他们捕风捉影，随意逮捕政治嫌疑犯。实际上，这些特务根本不讲究所谓的“秘密”，他们往往是露自己的身份，以使周围的人害怕他们。
对于局势的日益混乱和人民日益的不满，视听闭塞的委员长也一定略有所闻，也许是为了讨好美国人，在1944年底，他为了提高效率，作了一些调整。腐败无能的孔祥熙终于被撤下去了，由他的大舅子，对他十分轻蔑的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离开外交部造成的空缺，蒋介石让温和谦逊、工作勤勉的王世杰填补。就连根基深厚的何应钦将军也靠边站了，他在军队方面谋取私利所造成的混乱可与孔祥熙相比。接任他军务部长职位的是精力充沛而又能干的陈诚将军。但是，何将军并没完全失去把军队的战斗力搞得不能再低的一切权力，他还是个总参谋长。
一旦宋子文身居要职、委员长对那些眼不见为净的事就不能不管了，因为他的这个读过哈佛大学的大舅子坦率直言，是中国很少的几个敢于在最高上司面前陈述自己思想的人之一。
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蒋介石曾向马歇尔将军说过，一般的经济规律无法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产生作用。
孔祥熙印钞票，是因为这是推动国家运转的最简便的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这样做能起作用。
尽管宋子文努力苦干，忙得不亦乐乎，他仍无力克服委员长存心设置的障碍，政府对国家预算的胃口越来越大，到1947年竟占用了高达80％的国家预算。这样，宋子文也只好去印钞票。
在缅甸，当贵州的战役还在进行时，史迪威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艰苦而又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绝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手下的中国部队。
到1945年1月底，缅甸西北部的利多公路已与通往昆明的老缅甸公路部分接通，这样，日本长时间的封锁终于被打开了。1月28日，首批陆上运输队的500辆卡车到达中国。为了表示历史的公正，蒋介石将这条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
然而，史迪威将军并没有享受到这一迟来的荣耀，他当时已离开了中国。1944年夏天，他与委员长的长期争吵变成了一场危机。从罗斯福总统拍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可以看到矛盾的激化过程。
在一段时间里，总统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这是宋子文造成的，尽管他在当时的国内事务上能直言不讳，但出于谨慎和他自己的外交策略，他不让蒋介石听到白宫的直截了当的抱怨；在翻译罗斯福的电报时，他把可能惹蒋介石生气的段落全部删掉了。史迪威曾通过他的保护人马歇尔将军提到过他的老论调，暗示唯一让中国全力投入战争的方法就是让他（史迪威）取代蒋介石做最高司令，统帅中国境内的中国和美国的部队。
1944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个建议，罗斯福于7月6日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认为史迪成是“有权协调所有雇华盟军，包括共产党部队的人。”为了防止别人改动这封电报的内容，电报由重庆的一位老资格的美国军官费里斯将军亲自送交蒋介石，并带上大使的一等秘书，众所周知的反蒋派人物谢伟恩当翻译。
电文十分直率，但是蒋介石在读这份电报时很平静，脸上还象往常那样带着微笑。让人吃惊的是，两天之后他回信表示服从。但他要求美国派一个“全权的”调解人来调整他和史迪威的关系。蒋介石只是在一个问题上表示了他的不快，他建议今后总统给他的来信，都应委托孔祥熙博士转交。
罗斯福总统很高兴，但是他的有些顾问却认为事情太顺利了，简直不像是真的。果然，他们想对了。
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了三条以前没有提到过的条件，他说：
共产党的军队当然可以由史迪威指挥，但他们必须事先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他与史迪威的关系不应再出现权限不清的情况；中国政府应全权控制租借物资。
为了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他指示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博士宣布，当他提到中国军队时，他只是指那些已经由史迪威指挥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
总统被弄糊涂了，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和蒋介石一致的，即任命一个权力很大的调解人。他选中了陆军准将帕特里克·赫尔利，他是个身材魁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