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的政府向凡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并且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打破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
在国民党政府自己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政府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出联合国而不是被驱逐。然而，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台湾逐渐被孤立的形象。
联合国投票表决的结局是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华的结果。2月27日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冗长却缺乏解决问题的实质性东西，不过，公报里有这样一段话！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毫无异议。它再次表示关心的是，中国人民自己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基于这种认识，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回全部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以减轻地区间的紧张局势。
这些话是一个明显的通告：从现在起，蒋介石政府要“靠自己”了。然而，公报还有许多含糊其词的语言，美国既通告解除1954年与台湾签订的《安全条约》，并且在近期也不发展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1974年9月，我在台北与一位国民党要人（由于诸多原因，我不便披露他的姓名）讨论了这一形势的影响。他作了这样的评论，我当时逐字记录下来了：
“蒋介石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顽固。他失去了中国。
如果他还这样顽固下去的话，他也将由于不承认现实而失去台湾。他甚至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存在，如果他承认的话，我们将有两个美国大使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
台湾当局鼓起勇气对这一新形势作出了反应，别出心裁地通过开设“贸易中心”和“文化中心”作为公使馆和大使馆的场所，井以此获得友好国家的外交承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它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突然改变了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尽管美国政府本身没有作出这种转变，但美国的行动促使其他政府在这方面有了转变）。台湾在马德里开设了一个“孙中山中心”，西班牙也在台北开设了一个“塞万提斯中心”。这种形势一直在继续。
然而，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尽管他在1972年5月接受了第五次连任总统的职位，但从体力上来讲他已经不能继续履行他的责任。据说这不是年老所致。但身体老化的无情现实确实落在了他的身上。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蒋介石于1975年4月15日逝世，享年87岁（应为88岁一译者）。
几个月以来，他几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4月9日，在瞻仰他的遗容时，他的灵枢上方摆放着他的遗嘱（该遗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秦孝仪为他题写的）。
4月16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300多名国外要人来台北参加了葬礼，其中有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
权力的转让是按照宪法规定有秩序进行的，年逾七旬的副总统严家淦博士于4月6日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
出于对形势的考虑，掌握实权的人物蒋经国提交了辞去总理的辞呈。
但这一辞呈很快就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冒险故事的悲惨结局，是命运的野蛮捉弄，是一场终未实现的梦。
第廿四章 对蒋介石的评价
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
蒋介石属于那种少见的、非同小可的人物：这种人的勇气、工作能力、个人意志及其精力——全部耐力——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这种人对他们的时代和后世的不同影响取决于他们从事活动的政治背景、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以及他们国家的大小、国力或重要性。
我们大家今天还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影响。希特勒曾给他那一代人带来过巨大的灾难。丘吉尔由于打败希特勒这一贡献使他在未来的岁月里留下了烙印。佛朗哥和铁托改变了他们国家的面貌，就象穆斯塔法·基马尔从前改变了一代人一样。
历史的偶然使蒋介石不得不和另一个更加独特的人物——
毛泽东共同统治中国并在这个国家里决一雌雄，这是蒋介石的不幸。
这也就是说，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
他的运气糟糕透顶，同样，他的错误也的确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蒋介石就是蒋介石，因此他做什么都要做得彻彻底底。
按男人、军人、作家和思想导师、政治家和领袖等不同身份对蒋介石进行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就象不能这样研究戴高乐一样）。动机、失败和成就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令人难分难解。
蒋介石无疑将以一个“失去中国的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而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叙述这个重大失败的背景，以便寻找其原因。
事实上，我在叙述过程中就特别强调了蒋介石所犯的疏忽和失职所造成的错误，我也指出了围绕着他的种种不幸，不管这些不幸是否影响到他避免错误的努力。现在，若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加以考虑也许是有用处的。
蒋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错误也许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潜在缺点、以及幼年时期受教育很少的缘故。
由于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却认为他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革命的含义包含很重要的几个方面：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外国在华特权；通过重新树立对传统和儒家思想的尊敬来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
尽管他也有社会理想，但与其他目标相比，这些理想被置于次要地位。
他擅于挑动一个人或一派人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派人，但他的观点是狭隘的军事观点。他企图依靠强力来实现他的权威，他对付反叛者的办法是惩罚而不是改造。在他看来，最大的罪行莫过于不忠。在他的性格中存在着三处矛盾，其中之一是虽然他能够对敌手残忍地进行报复，并常常采用立即审讯及处决的办法，但他缺少彻底地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暴君所具有的那种残酷的性格。
蒋介石的头脑过于简单。从宣传角度讲，这种简单化是有意义的，但从政治决策角度来讲，过于简单化就是缺少创见性。
在20年代，蒋介石曾有一段时间把中国共产党叫做“傀儡”，但在共产党自我证明他们独立于莫斯科之后的很长时间，甚至是在60年代中苏大决裂以后的时间里，他仍然这样称呼他们。
一个假的标签会很快破坏贴标签者的信誉，看来蒋介石对这种问题缺乏认识。
蒋介石用惩罚或将予以惩罚的警告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培养人们对他的忠诚，出于这种想法。他不允许任何不愿执行其命令的事出现，并且一定要使他的政策得到忠实的贯彻。
他曾表示，这样就足够了。如果发现他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他就会大发雷霆，下令枪毙一两个或者进行讨伐。但是并没有群众机构来确定政策对人民的影响是否已达到了预期效果，也许在这一点上和毛泽东明显地不同。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毛泽东无疑也占了上风。
深入地研究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拜者；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反宗教的力量；列宁主义作为革命的策略，却是不容否认的。
毛泽东看到了接受马列主义的可能性，并使之适应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实际情况。他还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潜在吸引力，而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根基。
相比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却疏远知识阶层，使他们无路可走，只有靠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正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接受苏联代表如鲍罗廷的建议，按照共产党的路线改组国民党。
蒋介石很欣赏从他开始的一切权力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
但是，毛泽东赢得了农民，而蒋介石却听信地主残酷地对待农民，而且很久没有解决土地改革的问题。
从苏联原有的模式中，蒋介石引进了无孔不入的秘密国家安全机关，大量使用间谍手段、告密和恐怖措施。但是仅这样是无法维持他在大陆的统治的。
他认识到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但他试图创立的新观念却让人难以接受，最后终于流产。
他的“新生活运动”没有激起普遍的热情，尽管半法西斯主义的“蓝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党”积极推动这次运动，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
这一次，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又略胜一筹，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尽管被当作官方经典大力推广，但没有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大多数人对它一无所知。
必须说明，蒋介石面临巨大的困难：在孙中山革命失败之后出现了普遍的混乱局面，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支持者的挑战，以及日本的入侵，还有他的盟友们不小的判断错误、欺骗行为和对他的背叛。
但我们却不能站在他一方说他的困难要比共产党初期遇到的困难大。
毛泽东作为一个处境艰难的少数党的领袖，在强大得多的政府军包围下，好几年得不到苏联的援助。不过，最后苏联的援助对共产党取得优势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蒋介石却失去了相应的外援。
蒋介石犯下的第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最致命的错误是在1926年至1928年间向北进军途中他所产生的征服中国的幻想。在国民党的史书中，这次进军叫“北伐战争”。蒋介石经过充分的准备，正式接受军阀们交给他的领导大权，这是一种惩罚的标志，也是蒋介石的权力膨胀的象征。
对蒋介石来说，这种权势转移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因为蒋介石希望用简单的方法达到这个目的。
也许，这是因为他别无选择。一些军阀，例如阎锡山和冯玉祥，力量很强，能够发动正面进攻。蒋介石一心想迅速取得成果，他不想把这些军阀赶出他们的据点，也不想用他选定的人来代替他们。他希望结束北伐，使之告一段落，以便腾出手干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消灭共产党”。
在大陆的其余时间里，蒋介石则往往由于草率从事而自食其果。
在军阀看来，他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已——但无疑是最大的、最有权力的军阀。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无条件地把他当作领袖，甚至当他在1928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时，他们也依然如此。当有利可图时，他们会派军队支持蒋介石，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拒绝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与蒋合作，在日本侵略时情况是如此，在内战期间也不例外。
我曾指出蒋介石最大的判断错误是在1931年日本入侵时指示张学良不要抵抗。
从军事角度上讲，蒋介石有很充分的理由作这佯的指示。
日军在装备、训练、纪律和指挥上都大大超过中国军队，蒋介石的抗战部署尚在开始阶段，他希望能在对日军进行反击之前完成这些布置，以弥补军事上的不足。
首先，在对付日本人之前，如果进展顺利，他希望能“消灭共产党”。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于1931年制定的政策都是惨重的失败。这就给广大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以及军阀一个明显的印象——蒋介石不准备抗日，他只想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正因为如此，少帅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很不光彩的获释以及周恩来戏剧性的出现使得蒋介石永远不肯原谅张学良，因此把他无休止地囚禁在屋子里，这也是蒋介石犯下的一个大错。
虽然蒋介石常常是阻碍他自己成功的最大敌人，但他还有些真正可怕的“合法的”敌人。
他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计划使红军在江西的实验成为泡影，但是毛泽东突破了他的严密封锁，率领红军和他们的追随者行军6000英里，到达了中国西北的陕西省。他们不仅在那里继续战斗而且彻底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
对蒋介石来说，第五次“剿共”战役无疑是一个胜利，但从长远看，红军长征的意义冲散了蒋介石的胜利。因此，这也必须算作蒋介石失败的原因之一。在胜负的评估表上，这应该算是他的对手得分而不能算他丢分。
“围剿”计划的全面失败和西安事变中的惨败使蒋介石除了抗日之外别无选择，尽管他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准备时间。
我曾经和日本军事作家未至磨争论过，我认为蒋介石以大撤退争取时间的战略是正确也是成功的，但却带来了长远的对他不利的政治后果，使得大片土地由共产党游击队渗透，并表现出抗日的英雄主义气概。
而此时国民党却听凭人民遭受日本人的践踏。除个别地区，例如“模范长官”阎锡山领导下的山西外，国民党在大部分地区都未能建立起训练有素的、成功而坚强的游击军。
结果，抗战结束时，毛泽东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蒋介石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的战略上，而且很关心中国之外的大国政治，因而忽视了“微型战争”，而正是这种战争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实现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尽管蒋介石的战略从军事常规的角度以及在陷入困境的日本高级将领看来是正确的，但在国民党方面却有一种深深的灾难性的感觉。
虽然，面对残忍的侵略者，他们在转入内地的过程中经受了种种艰难困苦，但在战争初期——从1937年夏到1939年初，士气一直很高昂。从1939年初开始，一种腐败现象出现了。
国民党在重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