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两个都沉默了，我们的心情一样沉重。后来，我脑海里自然而然地响起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这句口号，所以就自作聪明地问了一句：“那，林副统帅，还健康吧？”他一听，灰白的胡子明显抖了一下，好像吓了一跳，接着便大笑起来，笑得我骨头缝里直发痒。他终于不笑了，神情倒变得温和下来，问：“你说的是林彪吧？林彪坐着飞机叛逃，叫周总理一枪打下来了。”这下子，我再也不敢张嘴了，我大汗淋漓，又羞又怕。这真是“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呀！这时我们对面的院门里跑出一个小女孩，冲我们喊：“爷爷，吃饭。”老头子站起来，走了几步，回头问我：“来喝口水吧？”我没客气，跟着去了。我进了院门，没忘记自己是要饭的，在门内，靠着门廊蹲下来。“给他舀碗饭。”老头子喊。过了片刻，老头子又喊：“没听见呀！给他一碗饭。”这时，从院子斜对面的屋里出来一个个头很高的男人，一手端着一碗冒着白气的热饭，一手捏着筷子。他个子实在太高，虽然低着头，弓着腰，走得十分小心，碗里的汤还是撒了一路，十几只鸡从四处冲过来，抢食撒在地上的东西，有些还预先等在他脚前面，被他狠狠踢了一脚，这一踢，碗里的汤撒出更多，把两只鸡烫得咯咯乱叫。我站起来，迎了几步，接住碗。他快快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害羞，我心里一惊，因为他的目光像一个熟人的目光。他没有眉毛，头发稀少，是麻风病人最常有的样子；不过，他脸色红润，未见溃烂，这有点奇怪。他转身走了，他走路时脖子一缩一缩的样子，更令我吃惊！因为，只有伏朝阳才是这样走路的！这个人的长相、身高、目光，没一样不酷似伏朝阳！我的心跳一直没有减弱下来，实在是恍如隔世，就像过了300年我们又投胎转世了，碰到一起了！又好像我们是在阴间遇着的，我们还是原来的样子，还是原来那颗心，但显然又是另一个人。
我几口就扒完荞麦面条，我忘了自己是要饭的，应该打个招呼，搁下碗转身走人。我端着空碗横穿过大院子，向拐角那间屋子走去。
听见脚步声，他弓着腰出来了。
他接住碗，做着是否还要一碗的手势。
他双唇在动，但没有张嘴。
他的表情像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
他不会说话，一定是伏朝阳了。我还想要一碗，但我用力摇了摇头。因为，我需要快快转过身去。我一转过身，就眼泪汪汪了。同时，我舌头发硬，就像是误舔了什么毒药，毒汁正漫过整个舌头，又向全身流去。
我万分庆幸，他没认出我。
他如果认出我是杜仲，会怎么样？
我特别固执地想着这个问题，我不由自主地想像着各种可能，奇怪的是，我完全不相信他会打我一顿，或者会杀了我！我甚至觉得，他和我像亲兄弟一样抱头痛哭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自己也说不清。
秧歌（2）
锣鼓声已经近在眼前了，就在那几间歪歪扭扭的瓦房后面。还有口号声：“拥护党中央，打倒‘四人帮’！”等等，我大胆迎着锣鼓声和口号声走去，我想，一个要饭的人有什么可怕的！我拄着棍子，大大咧咧地走过去。拐过路口，就看见他们了。几十个大红大绿的男男女女正在扭秧歌，虽然每张脸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那种欢快的神情却是掩饰不住的。我也深受感染，也丝毫不紧张了，我慢慢走过去，发现他们其实顾不上关心我，只是随着锣鼓声扭呀扭，扭一扭走一走，我看见了他们身后的标语：“狠批‘四人帮’，生产打胜仗！”“心向华主席，心向党中央！”后来，锣鼓声停下来，一个大雪那么大的男孩走出来，双手掬在嘴上，说：“我给大家来一段《四人帮，吹喇叭》。”
嘀嘀嗒，嘀嘀嗒，
四人帮，吹喇叭。
多来米，梭拉西，
我捧你，你夸他。
小丑扮菩萨，
凤凰变乌鸦。
叛徒特务充左派，
姓张姓江冒姓马，
真不知害臊，
真不嫌肉麻。
正确路线红旗手，
工人领袖理论家，
统统是屁话。
嘀嘀嗒，嘀嘀嗒，
快来看，快来瞧，
狐狸的尾巴露出来啦，
都是流氓、坏蛋和恶霸！
男孩一边唱一边舞，我总是不由自主把他看成大雪。我太对不起大雪小雪他们了，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把他们带出蝴蝶谷，让他们也像现在这个男孩一样又跳又唱，享受人间的幸福。男孩退回去后，欢乐的人群又开始移动了，他们肯定是这样一路唱一路跳一路走来的。我闪在路旁，然后不由自主地跟在人群后面。快到老大爷家门口时，队伍又停了下来，大多数人又开始随着锣鼓扭秧歌。我自己也被人拉进去了，一个胡子拉碴脏不拉叽的陌生人竟然也在扭呀扭，这让大家更兴奋更来劲了。渐渐，大家把我重重包围了起来，扭秧歌和“忠”字舞我都会一点儿，我不管是什么乱扭起来，发挥得好极了。但是，很快，我的老毛病来了，我尿湿了裤子！10年不见了，它又来了！我对密集的脚步声是过敏的！现在我在人堆里又扭又跳的，它能不回来吗？它根本就没好，它根本就好不了，它藏起来，就是为了冷不丁教训我一下。任何病我只要得上了，就断断好不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还是原来的我。好在我穿着棉裤，没人看见我丢丑了。
我只好破罐子破摔，更疯狂地扭起来，引来阵阵笑声。后来，我看见老大爷了，他拉着孙女从自家院里出来了。紧接着院门又闭住了，我看见门内有人影闪了一下，高高的一个人影，那肯定是伏朝阳。老大爷加进秧歌的队伍中了，他的孙女却怯生生，红着脸不敢进来。老大爷开始扭了，扭得又笨拙又可爱，边扭边向孙女招手，还喊：“小鸥，小鸥，来呀，快来呀。”“小鸥”这个名字好耳熟，回到蝴蝶谷给小天鹅说了，小天鹅才告诉我，伏朝阳的那本日记上反复出现过一个名字：周小鸥。小天鹅还说，她隐约能记起照片上那个女孩的模样，一只手背在后面，一只手捏着腰带。
小鸥始终胆怯地站在外面。
她脸上不知什么地方很像伏朝阳。
她发现我在观察她，更不自在了。
后来大家终于散伙了，我问老大爷：“你儿子怎么不出来？”他答：“我儿子怕热闹！”我问：“为什么？”老大爷坏笑着说：“你去问问他。”我说：“他好像不爱说话。”老大爷拍拍我的头，手心里含着赞赏，说：“对了，他想说也说不了，他没舌头，舌头让人割掉了。”我故作吃惊地问：“让谁割掉了？”老大爷想也没想地说：“红卫兵呀！还能是谁？”我愣了一下，说不出话来。老大爷邀我再去他家坐坐，还说住几晚上都行，我动心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决地走掉。我继续装成要饭的，回到村中央，我的目的是找个合适的人聊天。我想知道伏朝阳为什么在此处？更想知道伏朝阳的麻风病是怎么好的？一个老婆子告诉我，麻风病现在能治好了，吃上三五天药就好了，最重的，一年半载也能治好。我问：“药是什么样的？”老婆子说：“白片片，和感冒药没两样。”我问：“中国人发明的，还是外国人发明的？”老婆子坚决地说：“当然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还能是外国人吗？”对一个麻风病医生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真想马上飞回蝴蝶谷，让小天鹅尽快知道这个好消息！老婆子还告诉我，全寨子的人都姓黄，伏朝阳现在的名字叫黄爱毛，黄爱毛是老头子打柴的时候碰着的，老头子有个傻女儿，刚好嫁不出去。老头子把黄爱毛偷偷带回来，藏在一个山洞里，找人给他看病，把他救活了，然后又偷偷让他和傻女儿成了亲，生下几个孩子，孩子既不傻，又没有麻风病！最后，我想起了那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我用别有用心的语气问：“那，黄爱毛的舌头是什么人割掉的？”老婆子也是想也不想，出口就答：“是红卫兵割掉的。”我问：“听谁说的？”老婆子说：“大家都这么说。”
秧歌（3）
这一趟，我真的没有白来。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不去韬河县城了，我要快快回蝴蝶谷，快快把小天鹅他们带出来。
小公马老了，跑不动了。
我也好久没这样哼哼过了：天空在下雪我们在赶路……
黄爱毛
读者朋友，1986年秋天，我到过黄家寨。我太想见到了，我对此人充满好奇。我要写这部小说的创作冲动，甚至主要来自黄爱毛。我那时候对小说对文学的认识还很表面，认为越是“传奇”的，越是文学的。因而，我相信，对黄爱毛（伏朝阳）的采访，将是我准备写的一篇或若干篇文章中最出彩的部分。
一个文革中的红卫兵领袖，得了麻风病，被割掉舌头，而今隐姓埋名，生活在一个名叫黄家寨的寨子里。距离他出生并战斗过的韬河县城不过20公里，而他的父母兄弟，同窗好友，包括恋人，大多数人都还健在，在韬河县城或在别的什么地方过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活。他们全都相信他死了，在那场莫名其妙的大火中，和所有麻风病人一同死了。然而，事实却是，他还活着！“天网恢恢，又疏又漏”，他丢掉了舌头，保住了性命。一篇写“文革”的文章，是不该放过这个好素材的。
但是，面对像孩子一样爱脸红，张嘴只会“啊啊啊”，走路时总习惯于偏着头，盯着路边，做出找寻状的黄爱毛，我有一个极为强烈的感受：写作是可耻的！写作这个行当应该被禁止！我不能诱骗他“说话”，哪怕是“说”一个字。我最好不要向他显示出我是从韬河县城来的，最好不要让他发觉：我知道他是谁！我应该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他的沉默，还有他的羞怯。我突然深信，没有什么东西，是高于他的沉默和他的羞怯的。于是，我真的什么也不问，什么也没了解。我假装我是一个对风景感兴趣的外地人，去村子外面的树林里，拍了几张照片，拾了几片树叶，就回到韬河。
他的父母，还有周小鸥，我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对他们，我同样三缄其口。周小鸥时任韬河县百货公司的经理，有些微微发胖，是韬河县城常能看见的最具魅力的中年妇女之一。我有个好朋友结婚，需要一辆飞鸽自行车，我托人找到周小鸥，她答应帮忙。她带话，让我去她办公室拿票。说实话，我不想见她，不想跟她近距离地说话。但朋友的婚期越来越近，而且，我已经答应给他搞一辆“飞鸽”了。于是，我见了她。她确实很漂亮，身上不多不少有些官气，对人有一种程式化的亲和力，又有种漂亮女人特有的柔情。我发现，和她说话时，我总是不由自地把自己当作伏朝阳，我的眼睛是伏朝阳的眼睛，我打量她的时候，不是用自己的目光，而是用伏朝阳的目光。我们没说几句话，我有失礼貌，很快就走掉了。推着那辆崭新的二六型“飞鸽”车子时，1986年的阳光附在明亮的车把上，刺得我眼睛有些不适，我好像做了对不起伏朝阳的什么事情，心里很不是滋味。
大火
在韬河教书的那几年，关于麻风院的那场，我做过粗略调查，90％的人认为，那是一场纯自然纯意外的火灾！99％的人从来没有疑问过，那场火灾有没有其它可能？为什么烧得如此彻底？竟无一人幸免于难？
或许应该换一种说法，由于被烧毁的是一座麻风院，死者又主要是麻风病人，因而，大家对它的关心程度大大降低。很多人甚至说：“烧得好，烧得好！”有人还回忆，听说麻风院被烧毁，麻风病人悉数被烧死的消息后，心里一下子觉得清净了。起码，不用再担心，某天早晨，几十个麻风病人突然坐在大街上的事情了。
离开（1）
杜仲回来时天黑了，我们等他等不来，正焦急万分。他一进门就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没说完就眼泪花花，我也忍不住哭了，我猜着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老百年了！在我们韬河，“老百年”就是死的意思。我哭了两声就躺在地上，打着滚哭，我真的很伤心，很难过，我觉得我对不起毛主席，我滚来滚去地哭，还觉得没把心里的难过哭出来。哭着哭着，我和杜仲又抱在一起哭，抱得紧紧的，快喘不出气了，像两个突然没娘了的亲弟兄一样，好像只有这样才觉得自己不是孤零零一个人。哭得又轰轰烈烈，又实实在在。至少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才看见蝴蝶和五个孩子睁大眼睛，一声不吭地看着我们。吃完晚饭，杜仲又说：“麻风病能治好了！”还说和感冒一样，吃几天药就能治好，病情严重的，一年半载也能治好，我不相信，总觉得麻风病是不可能治好的。
三天后我们就离开了蝴蝶谷。我们去给蝴蝶的爸爸和妈妈上了最后一次坟，等蝴蝶跪在坟头哭够了，然后关好小木屋的门和窗，牵着小公马离开了。我们没办法把五间小木屋带走，小木屋里面的大部分东西，也没办法带走。
杜仲说：“以后再回来取东西。”
杜仲没忘记背上他的药箱，我也悄悄带上了那身戏服。我的腿不好，我骑着小公马，怀里抱着年龄最小的小雨和大寒，杜仲牵着马，蝴蝶和三个孩子跟在后面，就真的离开了蝴蝶谷。我们走得很慢，快出森林的时候，歇了一晚上。第二天接着走，第二天走得更慢，我们的孩子从来没走过远路，脚都磨出泡了。出了大森林之后，我就把自己的脸蒙住了，怕人家认出我是麻风病人。虽然知道麻风病能看好了，麻风病人没那么可怕了，但我还是怕得要命，怕我的样子把人家吓着了，怕一只老鼠害了一锅汤，石头瓦块突然落在孩子们头上。一路上碰着了很多人，基本都是成群结队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所有的人都敲锣打鼓，喜气洋洋，看见我们也都是和和善善的，还主动给我们吃的喝的，有人问我们从哪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