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可以把真相告诉他们呀！”
他说：“真相？什么是真相？”
我说：“你堂叔讲的，你还是不相信吗？”
他说：“信与不信没有区别！”
我问：“为什么？”
他没有回答。
英雄
想不到，县广播站把我的事情播出来了，连着播了三次，大意是：杜仲当年报名去麻风院，是了不起的举动，再从大火中死里逃生，在深山老林里像野人一样待了10年，如今回来，一时难融入社会，应该受到社会的关爱，而不应该冷眼视之。关于我的病，说得很细，什么“怕听密集的脚步声”，什么“怕闻煤烟味”，什么“神经脆弱”、“怪病缠身”，诸如此类，能把人羞死！总之，正像干爸所说的，我不小心成半个了，一个被“文革”和“四人帮”损坏成“半人半鬼”的英雄。“半人半鬼”是我从广播的语气里听出来的。其实就差明着说出来了。从此我更加不敢出门了，更怕见人了。
全县城的人都认识我了，见了我都免不了要朝我底下扫一眼。由于我的存在，全县城的人都染上了窥阴癖。全县城的人都在窥视我的生殖器。有些人知道掩饰，不经意地看一眼就行了，有些人，比如一个傻子，竟然歪着头，明确向我表示他在“偷看”什么，嘴里还嘿嘿嘿的，还做出一种捉着东西撒尿的手势。连一个傻瓜都敢这样，说明我活到什么份上了。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换脑筋想了想，让我当个傻子，也比夹不住尿好。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还得顺应民意，装成被损坏的样子，走路有气无力的，脸上随时挂着病歪歪的表情。我发现，很多成年人见了我，对我确实有些敬意，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甚至点头哈腰。也有人见了我就躲，就好像我是个怪物，近不得，疏不得，还不如早早躲开了事。一次和一个小学的同桌碰了个满怀，同桌就像撞见鬼了一样栽了个大跟头。我把他扶起来时，明显感觉到，他的身子在抖。我还碰见过一个长着兔唇的女孩，有十五六岁，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我，我走哪儿，她跟哪儿。我停，她停。我故意转了个大圈子，快到城外时，回头看，她躲在远处的一棵大树后面。我突然来了勇气，向她走去。她定定地站着，后来突然蹲下来蒙住脸哭起来。我问：“小姑娘你怎么了？”她不吭声，只是哭。我说：“有什么事？告诉我。”她只是哭只是哭。我走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来了个老头子，喝斥我：“喂，你他妈的干什么？”我说：“我没干什么！”他过来狠狠推了我一把，还揣了我一脚，我倒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睾丸疼，疼得很厉害。那一脚踢在我的睾丸上了，我这才知道。不过，人家是不是故意的？我说不准。我想，为什么不踢得更狠一点呢？为什么不完全踢坏呢？老头子把兔唇姑娘拉走了，她不停地回头看我，我看清，她一脸粉刺。我想呀想，终于想明白了：在一些人眼里我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说白了，就是个神经病，完全有可能引诱甚至欺负一个长兔唇的女孩。
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晚上，我们刚吃完饭，就听见有人敲门，来人竟是踢了我一脚的老头子，手里提着不少东西，一来就做出“罪该万死”的样子，点头哈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母亲和蝴蝶他们一头雾水，我也一样，但很快我就明白了，我就急忙显出和“我的身份”相符的样子，说：“没事没事，坐吧，坐吧。”老头子就诚慌诚恐地坐下来，怯生生地看着我，说：“我不知道，实在不知道！”我对他笑着，我能感觉到，我的笑容多宽广。母亲问：“不知道什么？”老头子被母亲的话吓了一跳，急忙转身对母亲，说：“不知道，不知道他就是鼎鼎有名的杜大夫。”母亲又问：“杜大夫怎么了？”老头子变得结巴了：“杜大夫，就像广播上说的那样！”我一听就来气，我站起来，平心静气地请他走。他不走，说：“杜大夫，我真的不知道，要是知道，我不会——”我大声说：“你快走吧！”他站起来了，我把东西提起来让他带走，他吓得直往后躲，说：“你让我拿走，说明你不原谅我！”这话还真起作用，我又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就留下他的东西，送他出门。在门外他又央求：“杜大夫，不知者不为过，你千万要原谅我呀！”为了让他快些走，我只好说：“好吧，我原谅你！”他走了，我的舌头凉飕飕的，原来，我在体会我说“我原谅你”时的快感呢！
接着我不由地仰天大笑。
母亲跑过来时，差点摔倒，面色灰黄，母亲肯定以为我疯了。这表明，母亲担心过我会疯掉。母亲的态度也提醒了我，原来，我有疯掉的可能。但是，我好像并不怕疯。我甚至还在向往。我相信疯掉大概比遗尿好受一些。
行为疗法
我没有疯，但是，我变得越来越敏感，我甚至害怕听见和看见“水”呀“湿”呀“尿”呀这些字眼，包括含水的字句，比如：乘风破浪，万水千山，来龙去脉，浪潮，汹涌，肆意，哺育，跋涉——还包括含水的人名字，比如江青、王洪文、张春桥、郭沫若——所有含水的或能让我“联想”起水的字和词，我都好坏不分，一概害怕。可是，当时的广播报纸里，潮湿的字句好像特别特别多。“王张江姚”这四个字，你听，流淌的感觉多强呀！“郭沫若”这个名字，当时出现的频率不比“王张江姚”少，他那首词我还记得几句：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当时，广播里老有人学江青说话 ：我给—你们—送材料—来了，我是—和工人阶级—划等号来的，我向—老帅—问好来了。这娘娘腔，多让人受不了。
一天晚上，月亮光光，夜凉如水，我漫不经心地从外面回来，一抬头看见了月光下蜿蜒摆动的垂帘，帘子上面的拼花就像湖面上的浮萍一样，我一下子就不行了，尿了。家里用水必须去柳树巷那边的水站上挑，水站离我家至少500米，我当然不去挑，挑水的事，总是由蝴蝶、大雪小雪他们干。每次挑来水，给水缸里面倒的时候蝴蝶总是很小心很小心，生怕我听见水声。偶尔被我听见了，我就要给她挂脸子，搞得她比我还敏感。有一次，晚上，月亮很圆，大寒站在院子里撒尿，撒着撒着，我听见大寒问蝴蝶：“妈妈，我能把尿尿到月亮上吗？”蝴蝶说：“使劲宝贝，使劲就能尿上去！”我一听就不对劲了，我还没吭声，就听见蝴蝶在外面“呸呸呸”，直打自己嘴巴。有一天，母亲带着蝴蝶小雪小雨几人去浴池洗澡，回来时，每个人头发都湿湿的，散发出浓浓的香皂味，几个人大大咧咧地进来了。最后一个进来的是蝴蝶，蝴蝶一进门，我就发现，她背进来一条宽宽的瀑布，雾气腾腾——我硬忍着不吭声，蝴蝶坐下来，开始用梳子一下一下梳头，整个脸包在又黑又湿的头发里，头和手配合得相当默契，头向后一歪，犁在头发里的梳子就向前一推，一歪一推之间，一大捧沉甸甸湿淋淋的黑头发就变成了扑面而来大江大河，细浪相逐，涛声阵阵……我终于忍不住了，冲着蝴蝶大吼：“快去给我剪了，再也别让我看见！”蝴蝶留了20多年的长辫子从此就消失了。小雪和小雨也一声不吭把各自的头发剪短了。你问直接看见水怎么样？噢，那倒罢了。怕的就是“似是而非”，是明明不是水而联想起水。
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天津医生，所有的医生里面，就他一个有兴趣问我的病史，老头仔细听完之后，下了个当时我认为八九不离十的结论：这是神经性遗尿，行为治疗比药物更有用。噢，对了，“遗尿”这个词，就是从天津医生那儿学来的。我讨厌“尿失禁”这个词，这个词太学究气了，像个大病的说法，而“遗尿”听着就舒服多了，小毛病罢了。接着说天津医生吧，他当时指出“行为疗法比药物疗法更重要”，确实比其他医生高出一筹，不过，他应该说得更具体一些：“你应该学会不胡思乱想，你的毛病就是总爱瞎联想，看着一想起二，看着白想起黑，看着山想起水。”
你说是不是这样？大阅兵那次，看见女兵们满脸汗珠子，个个奶头跳来跳去，把吃奶的劲都用上的样子，我想他们的爸爸妈妈要是和我一样，也在现场，该多心疼呀！神经这么一来一回，一摇一晃，身体就出问题了。而煤烟味呢，总是和一对双胞胎的死联系在一起。“张春桥”这三个字让我想起的总不光是“狗头”，还是美丽的春天和小桥流水。“哺育”的“哺”总让我想起那种躺在太阳底下有两排奶头的母猪婆。“普天同庆”总是让我想起“普渡众生”。“打倒四人帮”，总是让我想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粉碎”总是让我想起“粉碎性骨折”。“自杀”，总是让我想起“畏罪自杀”。“伟大”总是让我想起周总理，还总是让我看到一对大奶头，其中一个奶头上还睡着一个婴儿。“大时代”总是让我想起“勿须乎”，还总是让我看到一副其大无比、塞满破铜烂铁的肠胃。“跋涉”总是让我看到两股人在“拔河”，某一刻绳子总会从中间断掉，绳子断掉的过程也总是十分清晰，总是像花一样缓缓松开，还会散出几缕轻烟。“肯定”总是让我想起“恳求”，总是让我看到麻风病人统统向我跪下的一幕。打饱嗝的人总是让我想起“吃不了，兜着走”。“骨头”总是让我想起“贱骨头”。
以上这些还算是有谱的，很多时候，干脆就没一点谱，任意两样东西，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都有可能突然“串通”起来，吓你一跳。当然，光是联想丰富神经过敏倒罢了，所有的联想和过敏后面都还暗藏着或多或少的慌张、疑问、自责和不安，大阅兵那次，联想到女兵们的父母时，心底下其实是不安的，其实在自我怀疑：你这样胡思乱想是不是有问题？你狗日的是不是思想不端正？对煤烟味和枪炮声的敏感里也含着同样的疑问 ：你狗日的是不是对人民解放军有意见？你狗日的到底想干什么？事实上，绝大多数时候，所谓的慌张、疑问、自责、不安，完全是孩子气的——为什么是“孩子气”的？噢，你想一想嘛，哪个孩子不是在“狼来了”的声音中长大的？正常情况，孩子很快就会知道，这是家长的口头禅，不用怕的。但是，我，我永远觉得狼就在不远处，我一动脑筋，狼的影子就来了。就好像我自己既是孩子又他妈的是狼。或者说，我自己即是老鼠又是猫。孩子是自己，狼也是自己。老鼠是自己，猫也是自己。可恨的是，越是想洗心革面，越是想重新做人，联想就越丰富，神经就越敏感。既然这样，治愈此病，自然别无良方，除了不走神和不联想！说穿了，不就是死吗？哪有比死更好的行为疗法？这个道理我是后来才明白的。
涂黑
说到这儿，我突然记起一个梦。
还记得父亲每次开家庭会议都要闭紧门窗，生怕被外人听见，每次唠叨完，父亲也不忘安顿一句：“这些话，你们听一听就可以了，出去不许乱说。”每次父亲的目光总是特别在我脸上多盯一会儿，好像我出去必然会乱说。
我敢肯定，我不会乱说！
不过，“不乱说”，这大概成了我的一个心理负担。于是，有段时间我老做一个梦，梦境总是很简单，一成不变：早晨，一进校门，就看见校门口有张桌子，旁边站着一个人，有时是校长，有时是班主任，桌上摊着一张类似花名册的大纸，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个方格子。你认为自己在过去的一天里，是诚实的，就把格子涂成浅灰，如果是半诚实，就把格子涂成深灰，如果是不诚实，那就要让手中的铅笔使点劲，把格子涂成浓黑。每次，我都吃不准把格子涂黑的程度，拿铅笔涂的时候总是很心虚，好在“浅灰”“深灰”和“浓黑”三者之间，界限并不是十分明显，每次我总是硬着头皮轻轻涂两下，每次都是“铤而走险”，而且总能“蒙混过关”。有人只是用目光冷冷地盯我一下而已，并不像心里担忧的那样，喝斥一声，让我重来，当然代价总是有的——只不过早晨起来才能发现。我一直想不通，梦里面，用来涂格子的铅笔，为什么总是一色，而不是三色？比如，“诚实”用红色，“半诚实”用黄色，“不诚实”用黑色。这样，选择笔的时候，就要拿定主意，容不得半点犹豫。
梦醒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对梦境中的“考勤”方式做些改良：要么一个名字后面有三个格子，分别代表诚实、半诚实和不诚实，用铅笔在相应的格子里打个钩就行了。要么就准备好三种铅笔，同样很明确很省事。改良之后，梦里面肯定会更痛苦一些，但一定有助于我“不遗尿”。因为，越是微妙的含混的首鼠两端的情况，越有可能遗尿。
我的建议却总是不被采纳。
于是，我相信自己的梦对自己是有私心的。于是，每次在梦里面，我都窃信自己总能蒙混过关，便总敢铤而走险，绝不涂黑！
春天
那个报道起了大作用，我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工作安排在了卫生局下属的防疫站，“身体状况”没有好转之前，可以不上班，只领工资。我还一次性从卫生局领到了补发工资2360元。入党问题甚至也有解决的可能。蝴蝶和五个孩子的户口也一次性登记了。防疫站站长是谢局长的老婆，姓习，40多岁了，但看上去很年轻，说话和风细雨的。我去报到的时候，她对我很友好，口气里含着几分谨慎，她说：“10年前，你报名去麻风院工作，我就知道，当时我就很佩服你的勇气，这几年你肯定没少吃苦，身体不大好，那就不急着来上班，等病好了再说，这么大一个防疫站，养活你一辈子也没问题。”她的话没一点出格的地方，但是，我心里很难过，羞愧难当，不知不觉就遗下尿来。幸亏我裤裆里垫着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