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疯狂- 第214部分

也是，现在能够出任这些官职的人，连秀才都很少，基本上都是童生，甚至有些也只是识字罢了。他们在原来明朝的官员体系中，根本没有担任任何官职的可能性，所以对于这种杂牌的不能够再杂牌的官职，他们也是重视得不得了。这官本位制确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啊。

而汝宁军现在能够说得上的唯一缺憾也就是官员的学历太低了。邓启帆作为唯一的一名举人是鹤立鸡群。不是吴世恭控制的地盘内没有其他举人，而是他们都看不上汝宁军的野路子出身，不想到汝宁军这里来任职。

甚至连张学斌写信给自己的族中，让族中再派些子弟来汝宁军中为幕僚，此信最终的结果也是石沉大海。汝宁军的实力还是太小，对这些文人没有吸引力啊！

而在召见的时候，也出了一个花絮。这次冈萨雷斯这些军官中，一批国语学习得比较好的也外放成为了带兵的实职武官了。当然，他们大多数都是高职低配。例如：冈萨雷斯就是正团长待遇，但是他是一个步兵团的副团长实职。吴世恭暂时还不会放心让他们单独领军的。

应该说，冈萨雷斯他们这样的授职有些违反汝宁军的官员提拔升迁制度的。不过因为冈萨雷斯他们肚子里确实有货，以前又是孙元化那时的辽东军的教官，所以这些人的任命也没有产生什么异议。

不过对于这个任命，吴世恭总有些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想法。而汝宁军上下，也对这些葡萄牙人成为他们的带兵武官没有什么抵触情绪。这倒让吴世恭也有些奇怪了。

了解下来才明白，明朝当时人们，他们的民族观其实是很独特的，也是让现代人也很难以理解的。他们都认为：虽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这里的族并不是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以是否信奉儒家学说为分界线的。信奉的就是我们天朝上国的文明人，不信奉的就是蛮夷。

此外，明朝人也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全天底下的人都是中国人。无非是文明人和蛮夷的区别罢了。至于冈萨雷斯这些人，也就是长的怪一些的中国人罢了。既然是中国人带兵，那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了。

反而冈萨雷斯这些军官，他们倒有些自认为异族人的感觉。因此，他们为了尽快地融入汝宁军，就加倍努力训练、按照汝宁军的规矩做得是一丝不苟，这也让他们在汝宁军中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不过当吴世恭接见冈萨雷斯他们的时候，没想到冈萨雷斯很诚恳地向吴世恭提出了一个请求。原来冈萨雷斯他们知道了基金局将会为他们这些军官制定福利的时候，希望吴世恭亲自与所有的军官签订书面契约，以保障那些军官以后的利益。

听了此请求，吴世恭心中就有些好笑。这些外国人倒也够直接的啊！吴世恭本来就没有想食言，再说他也很明白外国人比较讲究契约精神，因此，也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不过从此以后，汝宁军也养成了这样一个规矩，在发布命令和采购汝宁军需要的物资的时候，不再是只是口头上说一声了，还会签订条款详细的契约。而这个习惯后来也逐渐地流传到了民间，这也从侧面上促进了汝宁军商业和工业的大发展。

而在这段时间内，吴世恭也阅读了大量的邸报和各种山川司收集的各地情报。吴世恭出征登莱一年多了，偏于一偶消息是相当的闭塞。所以趁着此次有空闲的时间，要好好地补上这么一课。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吴世恭新任命的摘录和汇总情报的官员——郑凌，却有了一个惊艳的表现。

郑凌在熟悉了工作以后，他利用空闲时间翻看了以前大量的资料，为吴世恭提供了两份他所写的分析报告。

一份就是关于三边总督洪承畴的分析。当陕西农民造反主力进入山西以后，留守的农民造反部队并没有消沉。

但是洪承畴加紧剿灭，并且屡屡得手。崇祯四年九月，神一魁占领了宁塞县城。不久发生内乱，神一魁被部将黄友才等杀死。十一月，谭雄部起义军两次攻入安塞县，洪承畴派副总兵曹文诏围攻宁塞的黄友才部，自己带着副总兵李卑会合总兵王承恩往攻安塞。

这时，一座城、一朵云、薛红旗等率造反军队三千多人，从鱼河川（在榆林县境）出发，突然进抵安定城下。城中贫民为之内应，起义军遂克安定。明总兵王承恩（不是崇祯身边的大太监，只是同名同姓而已）到达安塞后，诱杀谭雄等五人。接着移兵进攻安定，起义军被迫撤走。

与此同时，混天猴部攻克甘泉县，夺得饷银十万八千两，处死知县郭永图。河西兵备道张允登也被击毙。接着，这支造反军队又攻克葭州，兵备道郭景嵩毙命。陕西总督洪承畴急忙檄调曹文诏、张全昌部合剿。五年正月，混天猴派部卒伪装米商进入宜君县，乘夜里应外合夺取了县城。接着又占领了保安、合水二县。

这个时候，原属神一魁部下的郝临庵、刘六（刘道江）、可天飞等部也在甘肃庆阳、环县一带重新造反，四出攻击，一时活跃得很。

崇祯四年十二月，黄友才和刘五、郝临庵、可天飞等部围攻环县，明署县印同知赵应兰惊惶无措，自缢身死。洪承畴调甘肃总兵杨嘉谟、宁夏总兵贺虎臣来救。黄友才被官军火铳击死，可天飞和郝临庵率领部众撤往甘肃环县以北，地名东川、西川的高山深涧地带。

崇祯五年二月，可天飞、郝临庵又围攻庆阳府城。洪承畴派临洮总兵曹文诏领兵来救。三月十三日，曹文诏和甘肃总兵杨嘉谟，同农民造反军队作战于西壕，起义军大败，死了一千多人。

四月，不沾泥张存孟在西川设立十七哨六十四寨，领兵进攻米脂、葭州。明延绥巡抚张福臻、陕西总兵王承恩等统马、步兵三千与洪承畴会合，向起义军发起猛攻。不沾泥战败，和刘民悦一起被官军俘斩于绥德。七月，混天猴也被明军马科部击杀于延水关。

官军依仗优势兵力，屡次击败留在陕西的起义军。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练国事、巡按御史金兰等即抓紧时机，部署对起义军设在铁角城一带的基地（今甘肃环县北）进行围剿。铁角城山高沟深，形势险要，历来是官府统治薄弱的地方。

郝临庵、可天飞等部长期在这里分地耕牧，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崇祯五年八月，洪承畴一面调集大军进剿，一面派出间谍“借招抚为名，前赴各贼营，授以密计，与以重赏，潜行反间，令其以贼杀贼。”

农民造反军队势不能敌，一些动摇分子纷纷投降。其中如白广恩率部投降后，立即充当了明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领着官军直奔起义军首领可天飞（何崇谓）的营地何家老寨，可天飞阵亡。

白广恩用农民造反军队的鲜血，换得了自己的加官晋级，后来一直升到总兵。十月，新任延绥巡抚陈奇瑜派总兵王承恩，往剿一座城、薛红旗部起义军。一座城被叛徒乔六郎所杀，薛红旗和一字王（拓先灵）也在骨都寺为明靖边兵备道戴君恩击杀。十一月，曹文诏等部官军追剿郝临庵、独行狼部于陕西耀州锥子山，农民造反军队败北，撤入凤凰山。

监军道樊一蘅见山险难攻，派间谍进入起义军中，引诱不稳定分子杀害郝临庵、独行狼，拿着他们的首级向官军投降。

而因为农民造反军队的屡降屡反，总督洪承畴以为大势已定，就食言自肥，从投降人员中拉出四百名造反军队的骨干，杀俘以绝后患。

至此，在陕西坚持斗争的各支农民造反军队，基本被明朝政府血腥镇压下去。据明巡按御史范复粹崇祯六年的奏报，陕西起义军在作战中被杀的有三万六千六百多人。至于一般群众遭到官军杀戮蹂躏的更是不计其数。

但是这些都是邸报上明文记载的，郑凌却仔细地分析出了两点大胆的推测：一点就是洪承畴的军事才能是出类拔萃的。

关于这点，吴世恭也是心有戚戚焉。洪承畴是谁？吴世恭以前确实是不知道。但是既然洪承畴可以把陕西农民造反军队赶出他们的老家，并且基本上完全平定陕西，那他的能力肯定是相当出色的。

第368章　争分夺秒

因为，吴世恭就记得陕西农民造反军队中有位牛人——闯王李自成了。

既然打得过李自成，那么洪承畴肯定也是位很有能力的军事统帅了。所以吴世恭就把洪承畴的名字给牢牢地记住了。

不过吴世恭也有些纳闷，现在的邸报中，怎么闯王的名字叫做高迎祥呢？而李自成却变成了闯将了呢？反正这个问题也难以搞明白，也就暂且搁置吧。

另一点推测就是：洪承畴的立功，已经引起了崇祯皇帝和朝廷的各位大臣的猜忌和防备。因此，他们并不给洪承畴以授权，让他可以带兵进入山西剿灭农民造反军队的主力。

郑凌当然也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也都是来自于邸报中流露出的蛛丝马迹的。吴世恭一看以后确实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确实如郑凌所推测的一样，洪承畴这只老虎现在却被明朝朝廷捆在了陕西境内，不能够跑出来啦！

吴世恭是不知道，这其实有些冤枉了崇祯皇帝，而做出这些安排的正是新任首辅温体仁。温体仁现在正处在春风得意的时期。他与崇祯皇帝也处在蜜月期。

我们已经知道，温体仁是位一心为“国事”的人。不贪财好色、不结党营私，在道德上堪称楷模，因此，任何政敌都难以抓住温体仁的小辫子。

当然，温体仁的“国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巩固自己的首辅地位；第二位的就是迎合崇祯皇帝；到了第三位，才是真正的国家大事。

并且温体仁还是位权欲相当强烈之人。虽然洪承畴的威胁还比较远，但是温体仁依然要未雨绸缪。万一洪承畴出兵山西把农民造反军队全剿灭了呢？那一定会酬功升任兵部尚书的。甚至可能超拔入内阁。

而有了军功在手，洪承畴就很可能威胁到温体仁首辅的位置。还不如现在让洪承畴老老实实地待在陕西，让其他的官员分润一些功劳吧。

不过吴世恭肯定不会知道这些高层的隐秘事，他的官职也太小，庙堂上也没有吴世恭插嘴的地方，现在明白了郑凌的这个推测以后，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无非是让吴世恭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罢了。

但是，郑凌的另一个大胆推测就对汝宁军是至关重要了。

通过邸报所知，现在在山西的农民造反军队的情况并不是太妙。

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临洮总兵曹文诏奉命和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带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贼聚等处，转至平阳、潞安一带各贼四犯地方”

明廷对剿匪首席刽子手曹文诏部入晋会剿，寄予了很大希望。崇祯皇帝亲自批准给曹文诏先加升一级，授权“节制秦，晋诸将。”而马科、曹变蛟等也分别升官以资鼓励。明朝朝廷希冀把陕西的战果扩大到山西，一场围歼山西起义军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而为了对付鏖集山西的明军，农民造反军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崇祯六年正月，他们东跨太行山进入畿辅地区，出现在顺德（今河北省邢台地区）、真定（今正定）两府境内。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

为了堵御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畿南平原地带，保护京师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调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升和山西官军夹剿。

在同明军作战中，农民造反军队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优越性，他们在晋、冀、豫三省接境地区不断转移，避开官军的重兵，相机出击。这就使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里所说的河南地区是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而吴世恭的汝宁军认为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的河南，为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因此，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

这一打游击战，明朝朝廷内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责“河南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不得无罪。”而河南的士绅们（这些士绅背后站着的都是河南地方官员）向朝廷请求，由三边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河南军务。

虽然兵部同意了这个方案，认为可以统一事权，防止各省互相推诿，便于全面部署对农民造反军队的围剿。而且兵部还建议洪承畴移驻三省交界的潼关，监制山西、河南二巡抚和曹文诏、邓玘、张应昌三总兵。

可是，在首辅温体仁的劝说下，这时崇祯皇帝还是不愿意让臣下掌握较大的权力，没有同意这个方案。

崇祯皇帝把起义军活跃于三省归咎于官军作战不力，所以派太监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

崇祯皇帝也当了皇帝六、七年了，也在文官的面前吃过太多的苦头了，所以现在他也只能够自打耳光，任用太监派到军中充当自己的耳目，以此来防止文武官员的欺蒙。

但是，宦官们擅长的只是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贿。在军事上他们完全是外行。所谓“监纪功过”，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财的机会罢了。

而地方上的文武官员，为了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从贪污所得中分给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气，互为表里了。

农民造反军队在畿南地区同明军作战互有胜负。由于当时造反的农民的力量还敌不过官军，华北大平原上又无险可据，在朝廷逐渐加强这一带防守力量以后，起义军就转入太行山区。

而明潞王分封在卫辉府（府治在河南汲县），他眼看农民军在豫北的力量越来越大，封地岌岌可危，乃上疏告急。因此，崇祯皇帝特命倪宠、王朴任总兵，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为监军，统京营兵六千往豫北征讨义军。官军倚仗优势兵力，逐渐把起义军主力压缩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明政府以为北有重兵，南扼大河，可以把起义军消灭在这里。

而在这时候，崇祯六年五月，起义军的一位重要首领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济源病死了。王自用在王嘉胤死了以后，曾被在山西的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