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研究是对我们自然概念的彻底革命，他的研究洞察力可以与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相提并论。”
12月10日，瑞士报纸《新苏黎世报》的头条新闻说：据报道天文学家德兰德雷斯在12月8日的法兰西科学院会议以前，叙述了5月29日的观察，他用能量吸引能量总结爱因斯坦的理论。
爱因斯坦本人也怀着“喜悦和感激之情”接受伦敦《泰晤士》报的邀请，为11月28日《泰晤士》报写一篇文章，这样，他就有机会表达自己对英国的一番心意：“在学术界之间以前的活跃往来可悲地断绝了之后，我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表达我对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喜悦和感激的心情。为了验证一个在战争时期在你们的敌国内完成并且发表的理论，你们著名的科学家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你们的科学机关也花费了大量金钱，这完全符合于你们国家中科学工作的伟大而光荣的传统。虽然研究太阳的引力场对于光线的影响是一件纯客观的事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为我的英国同事们的工作，表示我个人的感谢；因为，要是没有这一工作，也许我就难以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我的理论的最重要的含意得到验证。”
最后，爱因斯坦说了一段诙谐的话：“你们报纸上关于我的生活和为人的某些报道，完全是出自作者的活泼的想象。为了逗读者开心，这里还有相对性原理的另一种应用：今天我在德国被称为‘法国的学者’，而在英国则被称为‘瑞士的犹太人’。要是我命中注定将被描写成为一个最讨厌的家伙，那么就倒过来了，对于德国人来说，我就变成了‘瑞士的犹太人’；而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却变成了‘德国的学者’”。
《泰晤士》报特地为爱因斯坦的文章写了评论：“爱因斯坦博士善意地赞美英国科学的公正，实在是过奖了。”
对于爱因斯坦的诙谐，《泰晤士》报评论说：“我们承认他有点诙谐。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根据他的相对论的要旨，爱因斯坦博士是不会对自己作绝对的描述的。”不过，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首次在报纸上出现并不是1919年11月。早在1912年维也纳的一家报纸上就出现过这样的标题：“时间危险 数学激动”
很明显，这是指狭义相对论中的时间延迟。
1914年爱因斯坦还亲自给《沃赛西日报》写过关于相对论的文章。因此，爱因斯坦在1919年11月之前就多少引起新闻界的关注，不过只限于说德语的国家罢了。自从1919年11月起，爱因斯坦才真正成为一名世界风云人物。例如，《纽约时报》索引中直到1919年11月才开始提到爱因斯坦。从1919年11月9日起到爱因斯坦去世，这家报纸没有一年不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通常是与科学有关的报道，更常有的是爱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公众舆论方面说，爱因斯坦的传奇故事开始于《泰晤士》报1919年11月7日的报道。1919年11月9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其惯有的耸人听闻的手法，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俄国十月革命政治事件的影响编排在一起。《纽约时报》头版文章的标题是：“11月7日赤色分子阴谋搞世界暴动”
“列宁的密使企图在整个欧洲发动起义”
紧接着，在关于爱因斯坦的专栏中，用6倍大的标题写着：“天之光歪斜”
“科学家急切等待着日蚀观测的结果”
“爱因斯坦理论的胜利”
“恒星不是在它们似乎应该所在的或被计算出来的位置上，但不必担心”
“十二智者的书”
“出版家接受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说，全世界都不能理解相对论”
正文里显赫地描述了两件事。一是说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大家都说欧几里德被打倒了；二是说爱因斯坦在把自己著作交给出版商时，警告他们说：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得相对论。但出版商们甘愿冒这个风险。
前一种说法，是捕风捉影的新闻界根本不懂相对论而故意制造出的新闻噱头；后一种说法，倒是爱因斯坦一贯的看法，至于是否爱因斯坦如此说过，恐难以考证。1919年12月，爱因斯坦在家中接见《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他懂得他的著作的人是否多于12个人，“博士温厚地大笑起来，但他仍坚持说外行人理解他是相当困难的。”
1919年11月9日后，欧美新闻界对爱因斯坦的热切关注是极为有趣的事。特别是《纽约时报》，几乎是连篇累牍地渲染着相对论的神秘性与潜在的破坏性。
请看《纽约时报》的连续报道：11月11日，“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令人震惊的消息，人们甚至会对乘法表的置信安全担心……。这使两个皇家学会的会长宣传‘光有重量，空间有限’似乎是合理的、可以想象的。可是根据定义恰恰不是这样，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到此为止，然而或许更高一级数学家也只能理解这么多。”11月16日：“这些先生可以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但他们是弊脚的逻辑学家。外行批评家已经提出反对说，宣称空间在某处有尽头的科学有义务告诉我们，尽头之外是什么。”11月18日，《纽约时报》针对一些人不理解广义相对论而提出的责难，劝告读者说，不要因为全世界只有十二人懂得“这位突然著名的爱因斯坦博士”的理论而怪罪。
11月25日新闻栏的标题是：“爱因斯坦奠定了新物理学”
“奥利弗·洛奇爵士说，相对论将传播开来，数学家将面临一个恐怖时期”
11月26日的新闻标题又变成：“难以理解爱因斯坦”
11月29日社论标题更耸人听闻：“学术界的厄运时期”
12月7日，再次发表名为“向绝对进攻”的社论，社论中说：“对时间和空间的侮骂之声四起，使一些天文学家陷于可怕的境况之中，在此境况中他们似乎觉得人类的一切思想基础全被破坏了，至少有些日子他们是这样感觉的。”
一个并不为大多数人们理解的物理学理论，刹那间成为各种新闻媒体关注的中心，引起种种猜测、联想和非议，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爱因斯坦不仅创立了二十世纪的新物理学理论，并由此获得世界的注意，而且也在二十世纪初的新闻史上留下了传奇性的名声。这种名声很大程度上是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把爱因斯坦事件和稍微早些时候的事件对照一下，就可发现一种有趣的变化。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时，新闻界也渲染得很厉害，而那时关注的中心是科学发现的价值，是科学发现给人类带来的福音。如今，人们更关注的是广义相对论的创立者本人，他的一切与科学创造之外的东西的新闻价值超过了科学价值。人们对新理论带来的某种破坏性津津乐道，而很少注意其巨大的建设性。
当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确实包含着某些令人恐慌的信息。在广义相对论面前，旧的稳定的宇宙秩序轰然倒塌，一种未知的宇宙新秩序的信息让人们激动而又恐慌。爱因斯坦仿佛是从神界下来的、带来法律的新摩西，是操纵天体运动的新约书亚。他用奇怪的，谁也无法理解的语言说话，但是聪明人断言说，无言的星球可以证明他的正确和伟大。爱因斯坦的理论唤起了人们心理深层的波澜。古往今来，男女老少都对星球和光线有着亘古不变的惊异和畏惧。人们的梦中，出现得最多的是遥远的星辰日月，人类的神话中，出现得最多的也是遥远的星辰日月。人们不理解，无法控制的对象就是神秘向往的对象。如今，有人来解释，有人来诉说。懂与不懂，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它和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愫有了共振，有了牵连。
“相对论热”引发的条件还有当时的文化心理背景。
《泰晤士》报记者就相对论问题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天体力学教授普尔，普尔说：“过去几年整个世界处于骚动不安之中，精神和物质均如此。物质的骚动不安，如战争、罢工、布尔什维克起义等可见事件，实际上是以精神深处的骚动为基础的，具有世界性……。这种同样的动乱精神已侵蚀了科学……”
还有人解释：“还有一个看来是最重要的原因：新现象是一位德国学者预言的，而英国的一些学者验证了它。不久前还属于两个敌对营垒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们又开始一道工作了。或许，这就是新的时代、和平时代的一个开端？据我看来，人们向往和平是爱因斯坦的荣誉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
不管怎么说，爱因斯坦一下成为世人崇拜的偶像，他的传奇故事有了普遍的世界性。请看德国外交部收到的各国对爱因斯坦访问的报告：1920年6月，奥斯陆：“爱因斯坦的演讲受到公众和报界异乎寻常的好评”。
1920年6月，哥本哈根：“近来，所有不同观点的报纸均发表长篇文章和访问记，强调爱因斯坦的重大意义，‘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伟人’”。
1922年4月，巴黎：“……轰动一时的新闻是，首都的自以为学识高深的人都不愿放过机会”。
1923年1月，东京：“当爱因斯坦到达东站时，那里人群密集，连警察也无力应付这些危险的人群……，菊花节那天，天皇、摄政王、王子王孙都没有举行招待会，一切都围绕爱因斯坦转”。
1923年3月，新德里：“到处充满着极大的热情……报纸每天都设专栏报道他的行踪……”。
1925年6月，蒙得维的亚：“他是首都谈话的话题，他成为头条新闻达整整一星期之久……”。
“相对论热”使得爱因斯坦的每次讲演都是人山人海，讲演大厅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听众往往有上千人。要想知道爱因斯坦教授在哪里作报告，只要看一下这时人们朝哪里奔跑，就知道了。听众中，凑热闹、赶时髦的人当然是大多数，而且有不少外国游客。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人作了如下描述：“报告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珍贵袭皮大衣的美国、英国阔太太，她们手举望远镜，仔仔细细地端祥着这位学者。”
报告一结束，这些外国游客就冲向黑板，为了抢夺这位红极一时的学者写字留下的粉笔头。他们想把这些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到处炫耀。
人们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到了顶点。1921年6月13日，霍尔丹爵士把爱因斯坦介绍给英国皇家学院。那是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英国，住在海尔登爵士家里。一进爵士家，海尔登的女儿一知道站在眼前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时，竟激动得昏了过去。
海尔登爵士后来回忆爱因斯坦的英国之行，说：“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不希望自己被人注意，但是那无庸置疑的天才却驱使着他，不许他有片刻的休息。”
★ 名誉后面的苦恼
在举世瞩目的荣誉面前，爱因斯坦没有道理不高兴，可荣誉带给他更多的是苦恼。莫什考夫斯基说：“荣誉也要求作出牺牲，而如果可以谈到追逐荣誉的话，那么在这种追逐中，在所有的场合中，爱因斯坦扮演的都是猎获物，而不是狩猎者。”
从1919年11月9日早晨起，爱因斯坦就成了新闻界与公众的“猎获物”。
记者们一拨又一拨地揿响了哈贝兰大街5号的门铃。谈话、采访、拍照、没完没了的追问、故作深刻的对话、添油加醋的渲染，还有廉价的吹捧，把爱因斯坦全弄糊涂了，也弄得紧张万分。
爱因斯坦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邮递员；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
那真是可怕的场景！
每天早班邮件一到，围攻就开始了。他会收到成百上千封讨照片、讨亲笔签名的信。许多信封上连地址也没有，只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收”几个大字。也有一些讨论科学问题的信。有人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有人请他证明宇宙怎么能有限，有人请他说明时间怎么能像橡皮筋似地拉长缩短。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小问题，只要教授花费一分钟时间回答。也有请求帮助的信：一个青年学生没有考上大学，请教授在教育部说说情；一个青年发明家的新发明被埋没了，请教授在科学院里讲几句话；一位年轻妇女作为“天文观察者”自荐效力；一家雪茄烟厂厂主告诉他已把自己工厂生产的一种新型雪茄取名为“相对性”……
艾尔莎成了爱因斯坦的收发秘书。她每天得把信件分类，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复信，余下的交给爱因斯坦过目。这项工作要占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时甚至整个晚上。
尽管艾尔莎已筛选过，但信件仍使爱因斯坦伤透脑筋。在1920年，爱因斯坦说：“我从不擅长说‘不’。但现在，报界文章和信件不断地向我询间，邀请和要求，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火焚烧。邮递员变成了魔鬼，对我大声喝斥并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头上掷来，就因为我对过去的信件未作答复。
“加上我的母亲有病，但为我的‘伟大时刻’即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会议又来了。简而言之，我差不多是只会作简单反射运动的一捆东西了。”
聪明的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对付信件的办法：请慈善机关代办讨照片和签名的信。谁捐了钱，就能拿到爱因斯坦教授的签名照片。这真是一举三得：既满足了那种名人崇拜迷的虚荣心，又帮助了穷人，更节省了自己的时间。至于讨论问题和请求帮助的信，爱因斯坦都亲自回信，实在忙不过来，就请艾尔莎的大女儿帮忙。
麻烦的是找上门来的人：摄影家、画家、雕刻家，各个行当的艺术家都来找他。已经成名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作品目录，尚未成名的是为了借爱因斯坦的大名去闯出自己的名誉。亏得艾尔莎的能耐，既客气优雅，又不动声色地推掉丁一件件麻烦事，挡走了一位又一位客人。碰到那些能泡能磨的客人，艾尔莎也有挡不住的时候。每逢此时，爱因斯坦也只好亲自到客厅里来逢场作戏了。
全世界都在谈相对论。名式各样的哲学家、科学评论家、打油诗人、漫画家、无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前所未有的爱因斯坦热、相对论热中推波助澜。
有人是正儿八经地谈，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