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论的更加艰巨的而且是没有克服的困难，给爱因斯坦带来了不少痛苦的感受，但是他有不可动摇的信念：科学的道路无论多么复杂、紊乱，它们终将达到与存在之实际和谐相符的认识。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不像一个平静的湖面，它更像海面，在它上面翻动的不只是涟漪的鳞波，而且还有汹湧的骇浪。在海面底下大洋深处，潜藏着尚未被任何风暴掀起的深流。这些风暴曾有过，爱因斯坦不可能是永远安祥的天使，就像人们有时把歌德看作是天使那样。当爱因斯坦写下在建立统一场论中碰见的“数学烦恼”和在不可能使统一场论达到可以同观察进行比较的程度的时候，这不仅是紧张的思索，而且是意识到了的问题，然而又是找不到答案的真正的思想烦恼。在普林斯顿时期，爱因斯坦一再回忆起埃伦费斯特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此，并且常常和人谈起埃伦费斯特的事。有人回忆说：“他怀着激动而宽容的感情说起这件事，因为他自己的也感受过类似的冲突。在同现代思想相联系的幸福年代里形成的悲剧，现在愈来愈突出了。这不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其中一代人代表大胆的思想，而另一代人维护旧的东西，像一块被舍弃在道路边上的静止不动的石头。爱因斯坦的悲剧是这样一个人的悲剧，他不顾年迈体衰走着自己的愈来愈荒僻的路，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的朋友和青年都声称这条路是不会有结果的，并且是行不通的。”
正是这种感觉使爱因斯坦追忆起已故的友人们。其中也包括居里夫人，在她逝世以后，爱因斯坦曾写道，她的道德面貌也许比发现镭对科学的影响更大。爱因斯坦说：“领袖人物正直的道德品质对于当代和历史进程来说，也许比单纯的智力成就具有更大的意义。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伟大的品格，也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
对已故的友人和对他们的精神上的悲剧的回忆，唤起的不只是安详平静的忧伤。这些精神上的悲剧是高度的道德纯洁性、对真理毫不动摇的忠实、对人们的同情的证明，这些品质令人对科学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居里夫人属于那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周围似乎形成了一个力场，它把周围的人们都引到共同的思想兴趣上。
“我有一种巨大的幸福，就是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毫无波折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向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少有的。她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极端谦虚，从不自满。人类社会的严酷和不公平使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她的这种严肃的外貌是无法用人为的努力来缓减的。”
现在，过了若干年，科学殉职者的名单上又增添了一个名字——同样崇高的思想力量的象征：1947年初，爱因斯坦获悉朗之万逝世。
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高尚圣洁而且才华出众。”
也是在这几年中，爱因斯坦不得不目睹自己的妹妹玛娅慢慢地衰逝。
玛娅长得极像爱因斯坦。她于1939年从佛罗伦萨来到了普林斯顿。玛娅同她的丈夫曾住在佛罗伦萨，为躲避法西斯迫害，玛娅的丈夫到了瑞士，而她决定去看哥哥。
在普林斯顿，人们惊奇的是，兄妹二人不仅容貌相像，而且说话的语气、面部的表情，甚至说话的方式——“孩子般的、但同时是怀疑的态度”——都惊人的相像。
1947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我妹妹主观上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已经处于下坡路上，这是一条把她带到不可复归的地方去的路。”
在随后的一些信件中，爱因斯坦叙述了玛娅恶化了的健康状况。他在她的病塌前度过了许多时光，他读书给她听，其中有一些是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1951年夏，爱因斯坦的妹妹去世了。
现在，爱因斯坦最亲近的人只剩下玛尔戈和杜卡斯在身边。
他们住在离高等研究院不远的一幢二层楼的住宅里。早晨，爱因斯坦沿着这条街去研究院，再拐进一条枝叶更加茂密的林荫小道，穿过小树林和草地直达研究院的大楼。普林斯顿研究院被一个大公园环绕，草坪间杂着榛树丛和长满梧桐树、槭树、椴树的小树林。这里还有许多果树，特别是苹果树。秋天，林荫小道上满是树上掉下来的果子。小道渐渐变成街道，两旁是普林斯顿教授的居住的住宅，要不是照片使梅塞街上第112号住宅为全世界许多人熟悉的话，它在这种住宅中并不显眼。
甬道的两边是修剪整齐的灌木绿篱，它直接通向住宅的大门，进门朝左，靠近用玉米杆装饰的墙壁是上二楼的木梯。
在爱因斯坦的工作室，四面墙壁几乎全被书架占满了。同房门对着有一个临花园的大窗户。窗户左面的墙上挂着甘地的肖像。右面墙上有一扇通向阳台的门和一扇通向爱因斯坦卧室的门。在这面墙上挂着约瑟夫·沙尔的美丽油画、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
窗前是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旁边是放烟斗的小茶几，上面还放着一根澳大利亚飞去来器，靠近门口放着圆桌和沙发。
爱因斯坦坐在沙发上，把纸放在膝盖上写东西，并把写完的纸张扔得满地都是。
在战时和随后年代里，爱因斯坦关于社会政治内容的讲话是非常独特的：其中表达了并非某种明确的纲领，却是一种为人们、为使人们免遭苦难而做些什么的不可遏止的要求。罗素于1943年迁居普林斯顿，关于爱因斯坦，他写道：“我认为，爱因斯坦的立场是同他的道德品质紧密相联的。对爱因斯坦来说，考虑自己个人的价值，正如轻视旁人一样，始终是和他无缘的。”罗素把爱因斯坦所特有的毫无虚荣心、毫不冷漠、毫无恶意、毫无优越感，同他为每一个人的独立价值、为反对压制和蔑视人的个性的斗争作了对比。
“同爱因斯坦交往可以得到异乎寻常的满足。他虽然很有天才，满载荣誉，却保持着绝对的朴实，没有丝毫的优越感……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人。”
罗素注意到了爱因斯坦的一个特点：他的社会思想是根据他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特征而来的；就其实质，它们就是对所有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某种不断的追求，对人的个性的独立价值的始终不渝的承认。因此，它们最鲜明地表现在直接的交往中。
普林斯顿的居民比起从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更生动和更具体地感受到爱因斯坦。但就是那些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也能猜出他对人类幸福的坚定的、焦急的、感人的关怀。在这个意义上，普林斯顿的居民表达了人类的共同信念。他们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包围了爱因斯坦。一方面，爱因斯坦从家里沿着漫长的绿树成荫的小道走到研究院去或是走回家的身影已经习以为常，几乎成了普林斯顿风光的一部分。对普林斯顿居民来说，同爱因斯坦交谈几句，就像同邻居聊天一样，乃是常事。此外，普林斯顿的居民又把爱因斯坦视为百年一遇的传奇人物。
为什么在住着许多杰出学者的普林斯顿，只有爱因斯坦同时既是最“自己的”又是最传奇式的人物呢？爱因斯坦那巨大的声望来自何方呢？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生活的年代可以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期间，爱因斯坦的科学兴趣对大多数物理学家是陌生的，也不为广大公众所了解。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更具体地感觉到大家早在20年代已经猜到的东西——爱因斯坦在竭力勾画一幅合理的、客观的、丝毫没有任何人类中心论和神秘主义的世界国家——揭示自然界中的理性王国。无论当时还是今天，人们同样感到，合理的科学理想同合理的社会理想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非常“自己的”、非常平常的人能成为一个想要在宇宙中发现并在地球上建立和谐王国的传奇式人物。普林斯顿的居民日复一日地观察爱因斯坦，他的衣着，他的烟斗，他的微笑，他的漫不经心之中，都渗透出让人可以捉摸的历史功勋。
★ “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生涯中，任何一次失败都没使他丧失信心，但建立统一场论的艰难及结果的不理想给了他一个沉重的迷惑。他又以他独有的幽默自我解嘲：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对爱因斯坦来说，“上帝精明，但无恶意”不仅意味着世界和谐的存在，也不只意味着统一场论的必要性和原则上的可把握性。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但上述箴言也意味着，存在的和谐能否表现为精确的几何学关系式？也就是在这里，爱因斯坦产生了确定上述关系式的最大困难的感觉。所以，在普林斯顿散步时，爱因斯坦常说：“也许，上帝毕竟怀有一点恶意？”
在爱因斯坦对成功解决问题产生疑惑后，他更加相信这种“恶意”在冥冥中控制着什么。只是越到后来，这种希望越渺茫，爱因斯坦工作劲头反而越大。
1942年春天，爱因斯坦写信给自己的医生朋友汉斯·缪扎姆，说：“我成了孤独的老光棍，我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出门不穿袜子。但是，我比过去更加狂热地工作，满怀希望想解决我的老问题，即统一物理场的问题。这就好像是一艘飞艇，你坐在上面想入非非，但却不能明晰地想象出怎样着陆……也许能活到好时光来临并在霎时间看见某种类似乐土的东西……”
2年之后，爱因斯坦又给缪扎姆写信说：“也许，我命中注定还要知道我是否有权相信自己的方程。这只不过是一种希望，因为每一个方案都牵涉巨大的数学难题。尽管良心受到谴责并有良好愿望，但我好久都没给您写信了，因为数学上的烦恼使我备受煎熬而我又不能摆脱，我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去，我要珍惜时间，直到把一切束之高阁。您瞧，我变成了一个守财奴。在清醒的时刻，我意识到，这种对时间的吝啬是病态的和愚蠢的。”
1953年，爱因斯坦在为他74岁诞辰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过：“广义相对论刚一完成，也就是在1916年，出现了一个内容如下的新问题。广义相对论极其自然地得出了引力场论，但是未能找到任何一种场的相对论性理论。从那时以来，我尽力寻找引力定律的最自然的相对论性概括，希望这个概括性的定律将是一个场的普遍理论。在后来的年代里，我成功地获得了这一概括，弄清了问题的形式方面，找出了必需的方程。但是，数学上的困难不容许从这些方程中得出可以同观察对比的结论。在我有生之年，完成这件事希望甚微。”
对自己获得的结果的这种说明，爱因斯坦重复过不止一次——直到临终前几天，当时他已经意识到死期将至并确信，自己的理论将保持其未完成性，数学理论上的正确性保证不了物理学的单值性。
但是，爱因斯坦懂得，问题不仅在于接踵而来的物理理论的数学加工、数学困难的克服，以及获得场方程的数量上的解。对爱因斯坦来说，理论如果不包含可以同观察相对应的物理概念，就无权叫做物理理论。
这种思想是同对微观世界理论的这种或那种态度紧密相联的。爱因斯坦认为，统一场论可以从非统计的（不是支配几率，而是支配事实本身的）、更深刻的和更普遍的存在规律中推导出微观世界的量子统计规律性。尤其是还可以清除从量子力学发展中生产出来的物理学中的某些实证论倾向。早在1938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我正在几个年轻人的支持下搞一个饶有兴趣的理论，我希望它有助于克服对几率的现代迷信和对物理学中的实在概念的疏远态度……”
12年后，爱因斯坦在给索洛文的信里承认，统一场论还不能得到验证，因为数学上的困难不容许赋予它以单值的评价的形式。一般的、哲学的和逻辑的论据说服不了物理学家们。
“统一场论现在已经完成……虽然我付出了全部心血，还是不能用任何办法去验证它。这种状况将长年累月地持续下去，何况物理学家们不理会逻辑的和哲学的论据。”
英费尔德的回忆录为我们展现出普林斯顿时期爱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
1936年，英费尔德在波兰里沃夫斯基大学任副教授。当时，法西斯乌云已笼罩波兰，英费尔德感到再也不可能呆在波兰大学里了。他给爱因斯坦写了封信，并很快收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邀请书。研究院给英费尔德提供了一小笔奖学金，以便他能在爱因斯坦指导下从事理论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一到普林斯顿，马上就去敲范氏堂209号的房门。那时，数学和理论物理研究所就设在那里。一进门，英费尔德就觉得，爱因斯坦异常苍老——他们第一次见面已过去16个年头了。然而，爱因斯坦炯炯有神、充满智慧的目光却让英费尔德终生难忘。迅利的作风也使英费尔德感到惊异，因为爱因斯坦闪电般立即就向他说了自己今后工作的打算。他没问英费尔德什么时候到的，怎么来的等等。但这里丝毫没有书呆子的冷漠。英费尔德理解这一点，不只是由于爱因斯坦以极大热忱帮助了处于困境的他，亲切谈话的魅力这一次又感染了英费尔德。但是，爱因斯坦的心已被“超个人的”问题吸引住了。爱因斯坦开始讲述他对建立统一场论所作的种种尝试的结果。这时，勒维·契维塔——被爱因斯坦用于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方法的创立者之一——走进屋里。勒维·契维塔当时年近60。这位瘦小体衰的意大利数学家拒绝宣誓效忠法西斯政权，并在普林斯顿找到了一个避难处。勒维·契维塔刚一进屋就想马上离去，以免打扰爱因斯坦同英费尔德的谈话。但爱因斯坦请他留下来一起谈。爱因斯坦扼要地讲述了刚才谈的内容，英费尔德细听勒维·契维塔的意大利英语，难以忍住发笑，这种英语能被听懂是因为它一半是由公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