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是8亿人民的总当家，总理的心情我也理解。”刘俊秀点点头，重新端起酒杯：“可以，3杯就3杯，3亿斤就3亿斤，就按总理的意见办。干！”
“谢谢江西的同志们。”周恩来兴奋地举杯：“干！”
就这样，总理连干3杯，要来3亿斤外调粮。
从庐山上的豪饮，到南昌的痛饮，总理说不上醉，但走路也稍有不稳了。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当时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总理是喝多了点，但还不至于失控。所以，饭后他又去看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我们也没阻止。
担任演出任务的是上海星火魔术团。当时江西还没有这种艺术团，所以演出使南昌人民大开眼界，受到热烈欢迎。用现在话讲，叫作轰动了。江西有关部门曾向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提建议，能不能把上海这个团留在江西？杨尚奎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没有提出的合适时机。
现在机会有了。江西又多支援国家3亿斤粮，总数达15亿斤，我们事后开玩笑说，“有本钱张口了”。何况又喝了酒，总理会帮忙讲话，何况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在座……
这时，，台上的魔术师正在朝台下大声问：“请台下哪位观众，借一块表给我？”
“我这块表借给你！”处在兴奋状态下的总理忽地站起身，摘下手表举过头顶。
卫士小张把手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手表，风度优雅地向总理鞠躬致谢，全场爆发出雷一般的掌声。魔术师表演的是“表箱遁表”，在当时是很精采的节目。当魔术师要将“失而复得”的手表还总理时，总理把手一扬，大声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这时，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气氛达到了热烈的顶点。心中有事的杨尚奎不失时机地探出身子，拍拍柯庆施的手：
“老柯啊，咱们当总理面说个事儿。把这个团送给我们江西吧，这就填补了我们的空缺。”
柯庆施很有经验，干脆不吱声。
“总理，上海文艺团体很多，这类文艺团体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对吧？”杨尚奎更会办事。
“对的，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是不是？”总理捅捅柯庆施。柯庆施不好再装没听见，但也只是冲总理不置可否地笑笑，就是不说话。
“哎呀，大上海就大方点嘛，也支援支援我们江西。”
“江西的同志很大方，”总理马上帮腔，“支援国家说加3亿就加3亿。你们上海也学大方点，就划给他们吧。”
总理和尚奎一唱一合，连开玩笑带劝说地攻柯庆施。柯庆施终于招架不住了，笑着摇摇头，说：“我斗不过尚奎同志。好吧，待会儿我跟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总理帮人帮到底，演出一结束，就去看望演员。做通团长的工作，又亲自同全体演员见面作工作。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总理问。
“好！”演员们异口同声。
“来这里生活惯不惯呀？”
“惯！”“很适应。”
“江西人民和领导同志们对大家怎么样？”
“非常热情！”“照顾非常周到！”
“是的，江西是好，山好水好人更好。”总理充满感情地说，
“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演员们静静地听完总理的讲话，都激动地议论起在江西演出这段时间所受的热烈欢迎和来自各方面的关心与照顾。总理看差不多了，便大声问：“大家既然对江西这么有感情，江西人民也十分需要你们，欢迎你们，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
“好！”演员们都热烈响应，情绪很高昂。
后来，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这个团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到了江西，为江西的文艺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就基本不喝酒了。我几乎想不起他在什么场合喝过多少酒？
印象深的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我和卫士以及某些细心的服务人员，好象一夜之间便强烈地感觉到周恩来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4年后每每回想起来，都明白那正是不祥的预兆。
周恩来在同尼克松谈判时，像过去几十年外交活动中给人留下的印象一样：坚定、镇静、自若、直率而又热情洋溢。他讲话时仍显得那么机智、敏锐，谨慎而又不失幽默。
但是，他的身体明显地瘦弱了。灰色中山服穿在身上有些宽松，那向后梳理的头发已经呈现灰白，肤色也比过去黝黑多了。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着谈判的深入，非正式的宴会逐渐增加，在餐桌旁，周恩来精神仍然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矍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为对方某句幽默语言而心领神会地微笑。他的两眼总是明光闪烁，并不断做出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力量。
但是，他再也没有从喝酒上表现出豪迈爽朗。他谈酒不喝酒。唉，我那时只以为他年纪大了，怎么就没想到是潜伏了重病呢？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敢想象如果总理重病不治中国会怎么样？
“这就是驰名世界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向他的客人尼克松介绍。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茅台喝多了，饭后想吸一只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这个笑话，不等翻译已经先笑了。
周恩来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酒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蔚蓝色的火苗闪烁着，周恩来的目光也在闪烁。酒杯里的火苗越燃越小，终于渐渐燃烬。周思来的目光也出现瞬间的迷茫，一副怅然若失的淡淡的伤怀鲜明地浮现脸上，却稍瞬即隐地逝去，眼睛重新一亮，显示出内心的火焰还不曾熄，他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望一眼尼克松，含义无穷地点一点头。
在正式的国宴上，周恩来不再只是谈酒。他端起酒杯，频频向尼克松祝酒，向基辛格祝酒，向其他几张餐桌旁的几十名高级官员祝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像轻风吹拂下的巨大的枝形吊灯上的那些流苏和水晶坠儿的叮吟之声一般悦耳。
可是服务员们稍一留意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祝酒时，说着“干杯”，却一次也不像过去那样痛快豪爽地喝干杯中酒。他只是“舔酒”，用嘴唇轻轻沾一下杯沿，然后礼貌热情地向对方点头致意，用一个微笑和注目的眼光替代了干杯动作。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酒杯仍然是满的。
尼克松一次又一次朝周恩来的酒杯投去目光，终于问一句：“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恩来笑笑，带了回忆的神情：“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周恩来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酒杯，“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吃一惊的神色，继而疑惑着问：“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头：“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最多三杯。”
尼克松说：“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故事，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生产茅台酒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都喝光了。”
周恩来眨动双眼，目光里流出对往昔的眷恋，说：“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作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尼克松举杯：“让我们用这个‘万应良药’干杯。”
周恩来举杯。这一次他干了杯，因为客人先干了杯。
就在送尼克松走后，在这一年的5月12号，医生在例行的保健检查中，从周恩来的尿样里化验出三四个红血球。
对男性老年人，有两个红血球属于正常，三个四个就多了点。
5天后，第二次化验结果出来，从尿里查出了癌细胞。5月18日，专家们确诊为膀胱癌。
从此，总理就告别了茅台酒……
四次痛哭
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脸上洋溢着光彩照人的明媚的微笑；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目光里闪烁出钢和冰的性格。然而，“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还不是全部的周思来。在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深深感动我的还有另一个公开场合所不易见到的周恩来，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
我曾见过周恩来立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仰面观花；树上花开似锦霞，他独个儿神思悠悠，四周围人迹渺渺，就那么久久地沉浸在静温无言的美妙的退想中；我也曾见过周恩来躁动不已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急步声中，两眼时而漆黑，时而打闪一样进出火光，由于受到内心激烈情绪的冲撞而战栗着握紧拳头……
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但是他的感情也太丰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有不形于色的时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时候。比如我多次见到总理泪水涌流，难过伤心，悲不自胜。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灵震颤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庆市红岩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爷突然中风了。
周老太爷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助纲，我们工作人员都按那时的社会风俗称他周老太爷，邓颖超大姐叫他老爷子。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住的时间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都先后来到重庆。
周恩来的父亲与邓颖超的母亲是风格气质不同又一样受人尊重的老人。邓母主要穿旗袍，个子比邓颖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养，有大家风度，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是比较现代派的。周老太爷与他的儿子周恩来身高差不多，但气质上显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绸的长袍，老实、忠厚、胆小。
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嘴、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
曾家岩50号在城里，是一幢三层小楼，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住这里时间并不多，因为它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的上清寺地区太近，周围环境相当复杂，无论去哪里，都须经过一条通向崖边的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砖墙的三层小楼，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馆”进出之人，都要在特务头子眼前曝曝光。为了安全起见，周思来住红岩嘴，只有在城里办公办得太晚时，才在曾家岩50号休息。
红岩嘴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距市中心区约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由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一所三层楼房。周老太爷来重庆后，大家看他老实忠厚，怕他出门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安排他住在了红岩嘴。
这里四周住户少，相对比较安全。
周老太爷身体本来挺好，气色也不错，属于那种不生事不惹非，安分过日子的人。除了喜欢喝点酒，没有其他嗜好也没什么事要操心。我们照顾他也只是关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没想到会闹什么病。
1942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来的房间里等车。南方局、新华社、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共用一辆车，平时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号使用，司机段廷英任劳任怨是个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开车来送周恩来住院作手术。初步诊断，周恩来患的是膀胱脓肿。
等车的工夫，大家聊些闲天，正在讲话的是董必武。董老说话慢条斯理，但是很幽默。他早晨挤公共汽车碰上了张国焘。本来钱之光劝他不要坐公共汽车，小段忙不过来可以雇个马车坐。那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常坐马车，雇来很方便，比现在某些城市叫出租车还便当。
董必武说：“挤公共汽车有什么？你看参政会那个张国焘，他不是照样没汽车，也跟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吗？我今天又撞上他了。”
邓颖超说：“国民党也用完他了，他也没搞出啥名堂。”
钱之光撇撇嘴：“当个特务，混个参政员，连个小车也没混上。”
当时，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位同志为中共的参政员，开参政会常碰到张国焘，虽然也点个头算是打招呼，但张国焘自觉无颜，常常很尴尬。
“在陕甘宁边区叫他当个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干，”董必武抹抹两撇胡子，晒笑道，“他来重庆当主任，他这个主任没汽车，雇马车也发生经济困难……”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就值那么个价儿。”我在门口插一句，听到了我们的汽车声，“周副主席，车来了，走吧”
周恩来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情况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给董必武打来了电报：“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董老当然很注意，他与邓颖超、钱之光等天天轮替着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可是就在这时，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死了。
一个难题马上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如果告诉，周恩来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于身体且不说，还肯定会跑出医院奔丧……
“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大前年他去绍兴省亲，见了族长三鞠躬，见了姑丈推至上座执晚辈礼，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长自居。现在父亲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医院。”
“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天气太热，尸体不好保留，先坚持几天看看，到时候看周公身体恢复情况再决定。”
于是，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就瞒了周恩来。
然而，周思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当时我在医院照顾他，傍晚时，他忽然问：“董必武怎么两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