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120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品，都是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
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地突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衣棉裤。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缝制了一身丝棉袄。接着是入冬，毛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毛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摇头，“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流，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骚，“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上身，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还要穿个皮大衣，你……”
“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裤，上身加件我的绒衣。就这一身，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皮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高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皮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湿，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流鼻血了！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皮大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皮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物，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壁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身就是一条衬裤、一条外裤，上身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子外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又裹一身皮毛，只有总理一身单，外面穿件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