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汽车上的饭，最多的时候是喝一杯玉米面糊糊，吃两片面包。面包里或夹几片香肠，或抹些果酱。有时也喝杯麦片汤。比较而言，总理更爱喝玉米面糊糊。
如果是在会场休息室，我们常给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打电话，叫他准备一碗热场面，总理可以在会议休息时，边听汇报边吃面，有汤有面，吃着还可以。国家经济情况好时，面里放些肉丝菜叶；经济困难时，面汤上只漂几片葱花。
如果总理太忙，按我们的安排连三两分钟时间也抽不出来，那就通知人大会堂或有关人员准备几个素馅包子，在总理从一个会场赶去另一个会场时，拿在手里边走边吃。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总理边走边吃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突然的情况，临时增加的活动，总理吃不上面包、素馅包子，喝不上玉米面糊糊或面条，那就“饿了糖也能充饥”。他多次吃两块糖作一顿饭，或条件允许时要一把花生米或煮黄豆当饭。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间总理能正经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可以说连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说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就是偶尔接触总理的领导干部也无不发现了这个问题。铁瑛曾经掉过泪，他就亲眼目睹了总理要一把花生米，边吃边喝茶，这一把花生米就顶了两顿饭！
我们不会掉泪。因为天天见，天天是这样。如果哭，泪也早就流干了……
总理吃饭有三忌，这是不同于忌吃带翅膀的飞禽的另一种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便利用来种了豆角、白菜、萝卜、茄子之类蔬菜。到了夏季，各种菜蔬陆续下来，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请总理尝个鲜。
那天，卫士姜贵春给总理端饭，上豆角菜时，顺嘴说一句：“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的豆角，很嫩。”
总理条件反射似地闪出警觉的目光：“给钱没有？”
“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姜贵春纳闷、惊奇，摇一摇头：“没处给。”
总理紧跟着摇头的姜贵春摇头：“你说的不对。公家地，公家水，长出东西就全成自己的了？回头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价该是多少钱，把这笔钱交了，分两部分交。一半交机关，是土地和用水钱；一半分给花工，是花工劳动所得。”
姜贵春回来一讲这个情况，我们都服气：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气的时候。
我跟随总理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那是1954年，像我这样自小跟着共产党长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无比坚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狭隘和教条性。用现在青年人的话讲：没见过世界还整天谈世界革命。1954年的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尖锐激烈，在我脑子里，不是太阳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触高层次的谈话，诸如听到周恩来说“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时，谁能想象我是怎样的惊讶，目瞪口呆啊！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国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馆请周恩来吃饭。前后上了三道菜：炸牛排是最好的，剩下两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类的水平。首相请总理吃饭才三道菜，简直无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总理居然大夸英国首相，回国后还到处为这个“敌人”作宣传：“你看人家首相吃饭就三道菜，够吃就行，从不那么讲排场。他们请客都是自费，公私分明，不搞奢侈，这点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说这种话可以时髦了，50年代说这种话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经考验”的总理这样讲没事，换成我们哪个说这种话，肯定落个“经不起考验”，立刻能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两年算轻的。
那时，以苏联为榜样，所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宴会多，排场大，气氛热烈。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平淡、小气，吃东西随便简单。总理显然是赞成英国首相不赞成苏联。他给自己规定：请客自费，吃饱吃好就行。
身为总理，周恩来宴请客人的时候很多。国宴、政府宴会，那是国家和政府拿钱。如果是总理以个人名义请客，无论是在家宴请在外宴请；无论是宴请工农兵代表，身边工作人员，还是宴请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各省市自治区来的客人、亲友，或者是宴请外宾、国际友人，总理一概是自己掏钱。
总理2级，邓大姐6级，在当时来说工资都不低。他们的钱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他们除了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因为稿费总理和大姐从来不要，一律交公，交帮助整理文章的同志。总理逝世后出版的文选，曾给邓颖超2万元稿费，邓大姐把这2万元稿费都赠送给了延安。总理在世时亲笔书写的稿子，稿费来了就交机要组秘书保管，根据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
总理的收入只有工资，这个帐就好算了，他定期检查帐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济生活困难的亲属，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随时发话叫我们拿出钱来支援家里遇灾或死伤亲人、生活遇到困难的同志；交党费、房租，私人用车交费等都要记帐。其中就有吃饭的帐目。家里买米面菜油自然有管理员记录的详细帐目，所有的请客也都要列帐，包括出去跳舞或参观，所有人吃冰激淋喝汽水的钱，总理都要自己掏钱。他要求我们记帐就是伯忘了付钱。一旦忘记付钱，那是要挨克的，并且会命令你马上去补交。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5分钱就能买回一脸盆西红柿，1角钱就能在食堂吃到肉炒白菜。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快给我把钱送去！”总理生气了，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类似的批评，我们都碰到过。刚进城时，我记帐交钱还不够认真，挨了几次批，认真了。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们议起这方面的事，人人都能说出几件例子。我们共同回忆后，确实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那个年代，干部基本都清廉，但未必都心细；总理既廉洁又心细，公私分明，一丝不苟。1961年，中央办公厅曾组织专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调查中央首长身边的人下来时有没有拿过吃过公家的东西而未付钱。调查后，毛泽东很生气，命令从他稿费中拿出2万元退赔他身边l组吃用的帐。周恩来身边的3组最清廉，没有此类问题。
这是总理以身作则又严格要求，既清廉又细心的结果。
总理吃饭，二忌铺张浪费。
记得有次我们随总理去广州，他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只睡了4个小时就起床了。工作与睡眠的时间比是10：1。负责接待的同志怕总理身体吃不消，想叫他吃多吃好，早餐时多加了几碟地方小菜。总理刚来到餐桌旁就不高兴了，把我们叫去，厉声批评道：“我在北京早餐的习惯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撤回去！”
我们知道总理的脾气，在此类问题上历来说一不二。忙去找服务员。服务员不肯撤：“这算不得复杂，广州人吃早茶就是这样。再说，首长叫端上来的，已经端了还能再撤下去？”
我们把服务员的话向总理汇报，然后提议：“这次已经端上来了，先吃吧，下次不搞复杂就行了。”
总理要走：“那好，摆在那里吧，我可以不吃早饭。”
这下子大家都慌了，服务员赶紧往下撤菜。军区领导听负责接待的人汇报后，很难过。他们都知道总理的作风，难过的是怕总理的营养跟不上，这样几十小时连轴转地工作，累垮了身体。想了半天办法，后来决定挑几样小菜，每样取一点，合在一个碟子里端上去。一碟菜很容易吃完，说不上铺张，也不会浪费，总理没再说什么。
总理曾多次向我们随行人交待：“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付钱。”他定有具体要求：“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水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铺张，铺张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
记得有次去长春，我们照例把总理的一贯作风及要求讲给了管理员。管理员以为是说说而已，仍然超标准地上了菜。这下子惹总理生了气，邓大姐找来管理员，在他面前亲笔写了各项要求，并一一作了解释交待。
当时，管理员和厨师都很激动。厨师跟我们说：“我干了这么久厨师，大官见多了，没少为他们掌勺。有些人也说这不准吃，那不准上，也只是说说而已。还没有见过像总理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丝折扣都不许打的首长。我算真服了。”
总理的不许铺张浪费，吃饭时处处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饭，他一粒米也不肯浪费。在那时的条件下，这种不浪费一粒米的精神尤其重要。偶尔洒到桌上一粒米，他必要捡起来放嘴里。他拾桌上的米粒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里。总理不用手，坚持用筷子。哪怕洒桌上的米粒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夹起来，一粒粒放入嘴里。我常见这种情况，印象特别深，有时总理连夹几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嘴里去。当他发现我在旁边看着出神时，便微微笑了笑，点着头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哟！”
总理吃饭还有个习惯，就是盘子里剩的菜汤要用开水冲一冲喝掉。即便餐桌上摆了汤盆，他也要把盘子里的菜汁冲冲喝掉。在他影响下，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养成了这种习惯。家里吃饭，剩下菜汁总要在饭后用开水一冲，当汤喝掉。这种汤往往比做的汤还好喝。
现在，我们的这个习惯又影响到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开水冲汤喝的习惯。
总理吃饭，三忌特殊化。
总理爱吃南方各种绿叶蔬菜，越绿得浓越吃着香。记得中央开杭州会议时，当地交际处的同志发现总理爱吃绿菜，就在我们临离开的前一天，提来一筐菜请我们给总理带上。
“不行不行，”我们在场的人几乎同时摇头摆手，“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这种事讨不来好。”
“我们也知道总理严，公私分明。”交际处的同志拿出了发票，
“你们给钱不就行了？按市价。”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不收，“搞特殊总理也不答应。”
第二天上飞机，成元功发现飞机上放了两筐菜，立刻急了，赶紧找送行的交际处同志：“飞机上那两筐菜是怎么回事？”
“不是专给总理的，是托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几位领导的，有发票，让首长们都付钱好了。”交际处的同志早想好了对策。给总理一个人是特殊，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一份就不显特殊了。
我们也这么想，何况菜拉来再拉回去也不合适，就带到北京，把两筐菜交给了供应处。供应处将菜卖给每位首长一份，按杭州的市价收钱。我们交供应处的菜，我们又拿了钱去供应处买回一份，这实在是清明廉洁之举了，理直气壮交炊事员给总理做了吃。
谁想到呢，总理进餐厅，一眼看见菜，脸色立刻变了，大声喊：“把成元功给我叫来！”
成元功慌慌赶来，刚进门就听到严厉的一声责问：“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杭州给带来的？”
成元功把经过如实汇报一遍。
“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不听？”总理声色俱厉。
“这不是专给我们一家，是带给中央首长的，每家买了一份，我们又没搞特殊……”
“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这样的菜吗？”
“……吃不到。”
“你还敢说没搞特殊吗？”
“我……没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想事办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众，要和我本人联系起来，和我的职务联系起来，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飞机是接送我办公事的，不是拉菜的。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总理气得饭也没吃，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训。
事后，总理情绪平静下来，又召集我们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要求得过分，我处的位置不同。这类事情最搞不得下不为例，让一步就会开了口子，开了口再堵就不那么简单，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气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从一筐菜开了口事情就说不清有多大。我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许开这个口！”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人们都到处找吃的，相当一级高干也不能不把吃饱饭当作一件事来对待，都吃不饱肚子。群众在互助互济，亲友在互帮互救，许多高级干部也开始互相关心爱护。非常时期么，有些重灾区很有些“活过来就是胜利”的悲壮气氛，许多过去所信奉的神圣原则现在都似乎可以灵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书记见总理生活太清苦，心里很难过，回去后，派人送来一些黄鱼。这种黄鱼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海里那种黄花鱼，是青海湖里产的一种颜色发黄的鱼。这种鱼不太好吃，但在那个困难时期，就格外显得珍贵了。
周恩来马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叫来，严厉下令：一、照价付钱。二、批评青海，并通报全国各省。今后一律不准送！
实在说，总理也灵活掌握。鱼如果退回去，势必腐烂，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一口粮能救一条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黄鱼糟蹋了。但是总理说：“一省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