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家住得俭朴，外出也住得俭朴。他不愿住什么高级宾馆，喜欢住普通旅馆，朝人群中“扎堆儿”。
1954年10月，周恩来根据与苏联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去东北哈尔滨接收中长铁路。那天的会议和晚会结束后，已是夜里12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不去。他说：“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住好了。”
周思来乘车开到哈尔滨喇嘛台南边，随便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旅馆经理不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找到一名服务员，像普通旅客那样，临时找一个空房间便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经理已闻讯赶来，要特意给总理做饭送饭，总理马上拒绝，直奔餐厅，像普通旅客一样买饭，同群众一道边吃边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与想法，了解社会动态。
1955年周恩来到西安，被安排在过去高桂滋的公馆里。他喝了一杯茶，不干，要去旅馆住。我劝说：“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说旅馆里也太乱……”
他说：“我不怕乱，就怕寂寞冷清。”
我说：“你住旅馆，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
他说：“保卫不是把我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党与群众的关系。别忘了我们党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有今天。”
结果，他住到西安大厦，和群众一道在食堂买饭吃，并且感慨地跟我说了两句话：“我就喜欢这种生活。进城后总缺少这种生活。”
然而，保卫制度是不允许总理喜欢什么生活，缺少什么生活，就去过什么生活。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他保卫在专门的院子专门的楼房里。
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洪山饭店举行；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中央首长里有许多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剧团也调来了。演出结束后，兴致勃勃的毛泽东随口讲出一段话：“这次会议的这种开法很好。过去中央全会都是在北京开，以后要到各省去轮流开，可以就地处理这个省的问题，可以了解当地情况，联系各方面。”
这话一传出，各省争相修建宾馆，准备中央全会来本省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不同级别都有一定标准的住宅住房。毛泽东提倡游泳，中央领导们都喜爱游泳，所以这种供上层专用的宾馆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马当先修造了水晶宫，多少年空着用不上，偶尔住一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所以造成巨大浪费，而且是不住人浪费，住了人更浪费。这种各省争相比赛的浪费，连内蒙、青海、甘肃这些边远省份也不例外。许多建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派上用场，才开始往回收取几十年前的投资……
周思来曾又难过，又气愤；说多了不行，不说也不行地批评了一些省市负责人：“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对于另一种建设，总理就是积极提倡支持的态度了。
周恩来到过陕西、云南和广东的温泉。每到温泉，总理总要先了解当地居民是否有洗温泉的地方？
在昆明，有关同志汇报时，谈到温泉给干部疗养院占了，老百姓洗不上温泉。总理听后很生气，把省市负责人找来，严厉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有利有好处当干部的就占过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却没地方洗温泉，你们说你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老百姓会怎么看怎么想？我叫你们说！”
这些干部说不出话，只有赶紧采取措施，解决老百姓洗温泉的问题。
在广州从化温泉，周恩来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谈话，也是先问：“群众有没有洗温泉的地方？”
广东的同志说：“暂时还没有。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主要是经费不足，一时难建起来。”
“给领导干部修，经费就能搞到，一给老百姓修，经费就难筹措，你们说这是为什么？”总理不肯洗了，回到住处派秘书送去200元钱，转告广东省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长说：“一定要给群众修建洗温泉的地方，这点钱是我和邓大姐一点心意，表示一下我们对筹措经费的态度。”
管理局的同志觉得这笔钱不好收，不好作帐，又派人送还总理，说：“总理的心意我们全明白了，一定努力为老百姓办事，这200元钱还是请总理收回。”
总理不收回，第二次派秘书送那200元给生活管理局，并且转告他们：“下次我还要来检查，看看到底修了没修，是不是真为老百姓办事了。”
王局长掉泪了，说：“总理这么关心人民群众，叫我很惭愧。我们再修不好，对不起群众也对不起总理啊……”
像许多用脑过度的人一样，总理入睡困难。无论住西花厅还是外出住旅馆、宾馆，他基本都离不开安眠药。
毛泽东睡觉难，为了入睡可以二次三次地吃安眠药，用药量比较大。周恩来睡觉难，却不敢多用药，怕吃多了醒不来而影响办公。他每次睡觉只服用一次安眠药，服药后如果还睡不着，那就苦不堪言了。因为总理压力大，睡觉时间一般只安排4小时，晚入睡1小时就少睡1小时，到钟点就要立刻叫醒，所以有急于入睡的念头；往往是越急于入睡就越难以入睡。痛苦厉害时，也请保健护士作作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也算一种休息吧。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盼过春节。一临近春节，心里总有个盼头，暗暗喜悦。因为辛苦一年的总理，只有春节能充分睡两觉。这两觉可以不存压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来。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可以肯定地说，总理平时几乎没有自己自然睡醒的时候，都是到钟点就由我们叫醒他。叫不醒就摇醒，摇也摇不醒时，就须两人一架，把总理从床上搀扶起来，“强行”在屋里转几圈，直到把他弄醒。那情景至今想起都忍不住要流泪。
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他每天多则睡4小时，少则几天十几天连续工作，然后算个睡眠总帐。根据记录，平均每天睡不够2小时的时候很多很平常。
总理严重缺乏睡眠的情况，连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经见到胡主席握住周总理的手不放，充满深情又很不安地劝说：“多睡2小时，你得答应我，以后每天多睡2小时，至少睡够5个小时。”
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说：“不行，2个小时确实做不到。折中一下，争取多睡l小时吧。”
从那样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挤出l小时的睡眠时间谈何容？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总理一般是在三种情况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种是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时，值班秘书已把起床后的全部活动项目排列好。前面讲过，活动项目是以分钟为计算单位，一个接一个，中间没有宽裕；一件事误点，就要影响后面一串的活动项目。所以，叫总理起床必须严格按照钟点，晚叫3分钟就可能使一天的活动节奏都受影响，就可能造成手忙脚乱的情况。
总理的睡眠时间大多数是4小时，至于真正入睡的时间够不够4小时，那就说不定了。也许够，也许只睡着了二三小时，干脆没睡着的时候也有。
叫总理起床的那一刻，对总理对值班人员，都是一件痛苦、困难的事情。
一次，我和卫士小高准点来到他的大木床旁，连续轻声呼唤：“总理，总理，到点了……”
我们先是站着叫，然后俯身叫，然后轻轻摇晃他身体叫。他先后三次闪闪眼皮，旋即又合上了，始终没有醒。总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高难过地对视一眼：
“怎么办？”
“豁出去挨顿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于是，我们两人眼泪汪汪地退出来，看着手表守在门口。我们不时交换一下目光；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就这么一边看表一边交换目光地拖延了一个小时。我把心一硬，说：“不能再拖了，叫醒吧！”
我们又来到总理的床旁，连续地轻摇轻唤，总理终于醒过来，两手用力搓搓脸，像平日一样，奋力坐起身，马上以快节奏开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时间，脸上陡然变颜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们。我们忙低下头。
“怎么搞的？为什么晚了1小时！”
“总理……”我哽住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发脾气了，把他批评人所习惯使用的两句最严厉的话全用上了。
“总理，你批评吧。”我流下了泪，“我，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唉，”总理叹口气，把严厉的批评转为一种柔和的说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样，要想到工作怎么样，我的工作，时间卡在那儿，到点必须叫。你们好心叫我多睡会儿，可工作还是那么多，不干行吗？你们除了打乱我的工作节奏，影响一天的活动，并不能减少我的工作量，这不是好心帮倒忙吗？我起不来，你们硬把我叫醒，这是对的；不叫醒，就是错误，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每到时间，我们就狠下心来强行把他弄醒。有时叫醒，有时摇醒，好多次都是“残酷”地把他从床上架起来，搀扶着在屋里走，直到他完全醒过来，奋力地振作起来……唉，我们的总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没有什么语言能真正表现出我们总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种被叫醒的情况有所特殊。
进城时，总理就向我们规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干什么，要立刻报告。
一天，主席亲自把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是我接的电话，一听就听出是主席的声音：“恩来同志干什么呢？”
我回答：“睡觉了。”
那边迟疑一下，又问：“睡下多久时间了？”
我说：“刚睡下，不到1小时。”
片刻，毛泽东在电话里吩咐：“两个小时后你再叫醒他，到我这里有事。”
两小时后，我叫醒周恩来，把主席找他的事报告了。
“为什么不叫醒我？”总理一边匆匆穿衣，一边严厉批评说：
“我是怎么交待你们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须立刻报告！”
“是主席叫我过2个小时再叫醒你……”
“这是不允许的2”周恩来用断然的手势打断我解释，“今后不论任何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刚睡下也必须马上叫醒2”
从此，我们又吸取一条教训，只要毛泽东主席找，总理睡觉我们也不说总理睡觉，马上叫醒总理，向他报告。
第三种叫醒周恩来的情况，是在一次边境发来的急电未能立刻叫醒他报告，引得他严厉批评我们，宣布了“这是不允许的”之后。从此，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边境冲突，水火灾害，列车出轨，飞机空难，地震骤发等等，都必须立刻将他从睡眠中叫醒。
周恩来逝世前的最后十来天，多数时间是处于昏睡中。我守在他床边的日日夜夜里，不知流了多少泪：
睡吧，他这一生实在睡得太少了……
行
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内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绍情况时总要提醒一句：“恩来同志走路快哪，你们要跟紧了，小心不要跟丢。”
总理不会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抢时间赶急事，他办公疲劳起身绕办公桌走几圈时，也是快步带起一阵风，扇动桌上文件能飘起纸页。从西花厅到春藕斋，到菊香书屋，到颐年堂，到怀仁堂等处，周恩来那急促轻快的步子时常会出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比他年轻20岁左右，却走不过他，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
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78岁，这个78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他的睡眠，少一点再少一点，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这个序列值在总理那里是无限趋近于极限值，虽然最终也不会达到那个极限值，他却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和决心，让这个序列值无限地延伸下去，无限地接近于那个极限值。
这就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喜欢坐汽车，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远他也可能坐汽车，这当然也是要抢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那个极限值。
周恩来坐汽车有4大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个特点是喜欢坐国产车。
建国之初，他坐大吉斯车，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领导人的。那时我们还不会生产汽车。这部吉斯车老化以后，有关部门准备再为他买一部，他当即拒绝。说：“不能再花外汇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红旗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
我曾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也没经过实践检验，还是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这句话我熟悉，他也说过为上海表做广告。周总理是第一个戴国产上海表的消费者，也是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经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张治中、李济深、齐白石等各届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有时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辆灰色吉姆车。据说这种车是以他的朋友，苏联原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工厂所制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这种车，平时都是用红旗车。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