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思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