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摔跋我就一定要摔跃？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毛泽东动怒了，“岁数大”、“摔竣”，这些话对毛泽东决对不是劝说，只能是激将。他那与生惧来的不宁静，争强好胜和藐视一切的意志力，决容不得这种泄气话，他那勃然大怒前的灼灼目光和来势不妙的抿紧嘴唇的沉默逼迫得一组同志再没谁敢拦挡在前，只能追随左右，只能匆匆带上泳裤，毛巾和急救药箱……
其中便有人悄悄报告汪东兴，汪东兴赶来劝阻时，大势已去；毛泽东一旦行动起来，国民党的800万军队挡不住。共产党的几百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拦不住。
于是，汪东兴紧急给总理去电话。那天是卫士张永池接的电话，据他说，汪东兴急得嗓子都岔了音：
“主席下海去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汪东兴不歇气地讲，“快请总理，请总理马上来，我们叫不上来！”
张永池一惊一乍，扔下电话就朝总理办公室跑。我们还以为失火什么的了，他大喘气地报告：“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总理正在批阅文件，闻声猛地抬起头，最多怔有2秒钟，忽地立起身，把笔一扔就朝外跑：“快，叫司机！快开车！”
“总理！”我喊了一声，因为雨又下起来了，被风吹着扫在门窗上，哗哗地像枪林弹雨。我一边喊总理，一边催小张快找雨衣，可是总理没听见喊一般，一头钻入急雨中，水淋淋地上了汽车就走。
那天的世界真可怕，满耳隆隆声一刻不断；汽车开得快，海风掠过车身，整个车身也在轰轰响，仿佛跟大海比赛一般。总理眉头微锁，双臂环抱胸前，他焦急中不乏冷静，思考着如何劝说主席。
我坐在总理身边，望着车前窗上摆动的雨刷；雨虽然不算大，但风很急，车又快，所以打在窗上的雨水相对来说就又急又多，在雨刷下面瀑布一样往下淌，前方一片朦胧。
汽车连拐几个急弯，停在了毛泽东的下海点。总理在惯性的作用下，身体朝前一倾，我忙去扶，可他已经打开车门，跳出去。我们也纷纷跳出车，跟着总理朝海边跑。
暮色朦胧，总理站在海水吐出的沙滩上，朝大海张望。海水像矗立起的墨绿色长城一般滚滚而来，示威似地隆隆作吼；远处的礁石岩壁掀起冲天的水柱浪花。而脚下，浪潮急骤浩荡地涌上倾斜的海滩，吞没大片沙滩，“嘴巴”一直“咬”到了总理的双脚，简直想把全部陆地拖入海底，却终于没有成功，又悻然地叹息着退回去。
我们在沉落的水墙后看到几个黑点，那一定是毛泽东和他忠实的警卫们了。
“主席——”总理不失时机地呼喊：“风浪太大，快上来吧！”
刚喊一声，人影便消失在重新耸立起来的水的长城后，海浪又一次扑来，顽强不息地试图把陆地整个吞下去。
“过来，都过来。”总理组织我们站到一起，“涛声太大，听不见。我们一起喊。”
七八个喉咙合在一起，与天风海涛展开声音的比赛：
“主席，上来吧！”在这合声中，紧接突出来一声：“我是周恩来——”随着这一声的尾音，七八个喉咙又合作一声：“总理请主席上岸！”
喊了又喊，总理朝前走了又走，海水打湿他的鞋子和裤腿。毛泽东游近岸来：“不要紧，浪大尽兴……”
总理很会劝，趁一道浪头退下的机会忙喊：“主席游泳不要紧，岸上同志时间久了会冻出毛病！”
这种矛盾转移的劝法很有效果。毛泽东沿岸又游了一段，恋恋不舍地逐浪近岸，终于在警卫战士们的簇拥下走上沙滩，接过一件浴衣披在了身上。
于是，大家提到嗓子眼的那颗心才落回了肚子里。
多少年来，北戴河乘风破浪的游泳这一幕，给我多少启示和联想啊！毛泽东是开拓前进的导师和领袖，是他给了我们前途和胜利，摆脱屈辱，获得尊严。但是，他也常常会有不及预料的思考和行动，为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所支配，带着亿万人同他一道去冒风险。这时，人们就会想到周恩来，他是节制、中和、安定、团结的柱石。
作为一名老红军，又是1940年就来到周恩来身边，常能见到毛泽东，我是亲自感受了战争年代毛泽东那惊世骇俗的胆量气魄。他的“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圣地延安，就是这样的运动战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取得了战胜国民党的胜利。然而，在和平建设中，他也常常是大踏步前进，搞起“大跃进”，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阶段，不顾规律，接着又大踏步后退，历经“三年困难”，解散食堂，“队为基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刚喘上气，形势好起来，又大踏步前进，甚至决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毕生都在冒险去探索美好的未来，他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消除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进，为了破除旧文化的影响，不惜否定亲手创建的共产党亲手缔造的共和国，结果混乱3年，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后撤”……
无论大踏步地前进还是大踏步地撤退，都会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复杂、尖锐、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来谨慎细致，稳妥扎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加以解决的。
这方面实例还需要我列举吗？那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章，都有这方面内容，可以说举不胜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在舵手、导师毛泽东的可歌可泣，辉煌而又悲壮的领导下，而且也时时受到周恩来必要的有节制的领导的影响。从“反冒进”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向知识分子鞠躬”到“保护老干部”，从解决“9。13事件”到支持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四届人大上呼吁“四个现代化”……
当然，其他领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形成。
比较起这种节制、中和、缓冲来讲，周恩来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开拓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戴维曾经这样著文：“如果说毛泽东是永恒的革命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处理公共关系最好的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
又说，“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尽管没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战略战术上的贡献更多……然而，在执行政策阶段，他总是一贯地、通过自己的行政管理权限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还说，“周恩来能够在不失去对毛泽东忠诚的前提下，在进行政策斗争的同时实行他的‘总计划’。”
这些评论虽然远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实。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拘捕蒋介石后，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的重大决策，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在中国现代交上这一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为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来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的设想，摆脱了重大的民族灾难，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极端敌视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一面倒”的决策，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方面不懂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疑惑地来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不慌不忙解释：好看的么，就是签一个让人看的条约；好吃的呢，就是要点东西要点钱，回去恢复国民经济用。
前面写过。具体谈判起来。毛泽东谈不清也不耐烦谈，还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才订了一个“好看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到了“好吃的”6000万美元贷款。
毫无疑问，毛泽东更能高瞻远瞩。但他不耐烦管具体，不善于处理具体，甚至也不懂某些具体技术问题，他只能靠周恩来。他们的这种区别即便不上谈判桌，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能强烈感受到。
我跟随周恩来初到莫斯科时，单独住在一个小别墅里。刚住一天，毛泽东就亲自打来电话，说：“你叫恩来到我这里。”
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叫他就住我这里了，不要另住一套。”
于是，我跟周恩来一同住进毛泽东的别墅里。那座小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穿过树林子，经两道警卫。很森严。跟随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伍修权、赖亚力等同志不住这里，我每天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总理单独住时，毛主席那边来的电话多；住进毛主席的别墅，伍修权那边电话多，反正总理到哪儿，哪儿的电话多。决策毛泽东是中心，办事周恩来是中心。决策几句话就行，办事可是没完没了的谈判和电话。
周恩来每次谈判回来，总要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毛泽东听的多，想的多，说的话却很少，往往是几句话，讲个原则和方向。
周恩来没到莫斯科时，毛泽东曾表现过隐隐的着急，周恩来到达后，毛泽东明显轻松下来，有时间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去研究“拿破仑”了。所以毛泽东后来对赫鲁晓夫讲，“这个同志（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
从莫斯科间来时，毛泽东自己一个车厢，周恩来、陈伯达、伍修权一个车厢，我也在这个车厢里。这一路东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不同。
毛泽东一路看书，周恩来一路办公。因为这一路多次停车参观工厂，有许多具体工作具体事务要办。周恩来忙，我们自然也跟着忙。我与陈伯达住一个包厢，陈伯达是毛主席带来的。毛主席看书，他每天也是看书。我住上铺，陈伯达住下铺；我事多，每天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他皱着眉头说：“小何，咱们换换吧，我住上铺，你住下铺怎么样？”
我说：“行。”
周恩来听说我和陈伯达换铺，摇起头说：“伯达年纪比你大，上上下下不方便，还是叫他住下铺吧。”
我说：“他跟主席来的，主席看书他也看书；我跟总理来的，总理事多我也事多。我跟他一个包厢，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
周恩来说：“那你就少往铺上爬，多在我这包厢里呆呆。”
这件小事我以为是很反映了主席与总理的工作关系。当然，总理并不只是执行，他实际上也是主席最初制定政策时的主要顾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朱总司令因为年纪大了，解放战争时，中央五大书记分工，朱德主要分管监察，军事是由毛泽东负责，由周恩来协助。会议上这样分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尽管有些命令是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实际都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并签发命令。到抗美援朝就更是如此了，老同志们都一致公认，周恩来是事实上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
可以这么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何战略性决策或重大政策转变，都是经毛泽东深思熟虑之后首创或首先提出来，即便是周恩来所最能表现出其天才的外交方面，也不例外。不论是在总体上的冷战外交还是具体的中苏论战等问题上，原则和方针主要都是出自毛泽东。
1953年12月31日，我国和印度在北京签字的有关协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次年6月，我跟随周思来出访印度时，周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印度又到缅甸，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指导中缅两国关系的原则。
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认为是指导国家关系的最好最科学最正确的原则。人们也知道这是周恩来首先提出并说服尼赫鲁赞同的。
但是，当年出访印度归来，大家兴高采烈地庆贺访问成功，向总理敬酒时。总理说：“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毛主席。”
因为总理一向这样，提起功绩总是让给别人。我们以为这又是原则性的“归功于毛主席”，并非真有什么直接关系。谁知总理看出了这一点，事后郑重其事地拿出文件：
“你们看看，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就公开讲了我们开展外交的指示思想：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放下文件认真望住我们说：“是我将毛泽东宣读的这份公告具函送达各国政府的。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确实全靠毛主席的正确指挥。”
国外有些人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说成是“政治生存”的需要和策略；国内个别另有用心或糊涂的人也跟着这样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不可能理解总理。用现在时髦话讲，叫做“缺少共同语言”。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半个多世纪，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坚信不移是在风雨实践中不断培养加深而致不可改变的。他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照办，说一不二，即便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决策，也坚定地跟着干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对主席的坚信不移，而决不是什么为了“政治生存”。
有一次，总理翻阅部队送审的红军长征路线图。他用手指头沿着那条红线极缓慢极缓慢地移动，不时停下来陷入沉思，眼里闪烁着忆念和激颤的波光。我相信，历史上的风狂雨骤，金戈铁马正在这静静的一室之中重现，并且发生着现实的启示和效应。
“小纪，你过来。”总理招呼新调来的战士纪东。指着《四渡赤水之战示意图》问：“四渡赤水的战斗你知道吗？”
“听说过，具体不清楚。”纪东走到桌前看地图。
“遵义会议后，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