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他们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还答复可以试一试……
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先露骨地出卖西柏林，能出卖西柏林就可以出卖东德，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
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阿尔巴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他自力更生，他总想靠在中国身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象阿尔巴尼亚这样，经济上不行，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苏联的经济很僵化，停滞不前，民族矛盾复杂……最终是要出大乱子。
当然，总理在分析和作出预言时，讲的话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色。但他抓住了经济和精神这两条；抓住了从柏林问题到东德到整个东欧这个过程；抓住了苏联存在的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所以基本与后来发生的变化相吻合。
毛泽东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也看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病，想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改为农轻重的顺序；又树了两个榜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但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可以说是失败的。
是邓小平解决了这个问题。从60年代初提出“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到改革开放，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使中国的经济终于开始腾飞。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在“6·4”事件前后，人民和历史能够再次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如果只是清谈马列主义教条，是无法避免发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那样的后果。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中国历史的巨人。我相信，这是全民族的共识。
遇险履险
周恩来端庄、高雅、细致。
他的翩翩风度和彬彬有礼，他温馨的目光和极富魅力的微笑给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忘记了他那更深沉也更基本的性格特征：喜欢挑战，勇于冒险。
早在他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就喜欢上最前线。炮弹近在咫尺地爆炸，他及时卧倒而幸免于难。纠察队员劝：“总指挥，这里太危险。”他淡淡地说：“我喜欢危险。”
他一生都是轻描淡写论危险。五四运动时，请愿代表遭逮捕，他平静地说：“被捕不算什么，用不着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他推开军警的枪，强行闯入直隶省公署的衙门口，被逮捕，度过半年铁窗生活，末了只说一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前几年，我们几位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老人共同议了议，议出周恩来出生入死的遇险履险竟达22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他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之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中，像他这样多方面地频繁地遇险履险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沙基惨案”，英、法军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枪时，周恩来身边挽臂而行的同志，一左一右都倒下去牺牲了。老天执意把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在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时，蒋介石突然改变口令，提前戒严，使驱车前往司令部的周恩来遇到迎面射击。司机看到对面举枪的刹那，出于本能打方向盘准备躲闪，射向周恩来的子弹连续钻进司机的头部，老天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后，6架国民党飞机突然来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头顶扔下炸弹，周恩来大喊一声“卧倒！”扑过去将乱跑的18岁的肖华压在身体下边，这样一来，老天不但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周恩来，也不得不留下18岁的肖华，让他最终当上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
历史上，杰出人物都有许多大难不死的经历，而被后人津津乐道。其实，这不全是运气，更不是什么天意。大难不死自有不死的道理，偶然性里深藏着必然。每当这种时刻，杰出人物的全部勇气、智慧和力量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本能地发挥出来，这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显示出的英雄本色，使人们无法不为之折服。
比如“劳山遇险”，就是一次在猝发的枪弹面前的大难不死……
一辆军用的敞篷卡车在延安南门外驶上依山修筑的黄土公路，这路是通向西安，也通向谈判。
卡车驾驶楼里，坐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昨日他同毛泽东谈话一整天，现在要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一路黄尘滚滚，车上笑语阵阵。车厢里有张云逸、孔石泉这样的著名将领；有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有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连同警卫战士，连同记者、翻译，连同司机，这一车共有25人。他们中的多数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像这样坐着“轮子”进西安这一古都市，生平还是第一道，难免心动神驰，笑语不断。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延安城里潜伏着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已经在前一天将情报送出。毛泽东生前谈警卫工作，特别举过这个例子，批评警卫形式张扬，而缺乏警惕性。
这是1937年的4月25日，那时延安地区的土匪还很多，有数千之众，夜聚昼散；抓起刀枪便打家劫舍是土匪，拿起镢头又晃身一变成了农民，不好收拾。其中人数多危害大的是李清伍这股悍匪。
李清伍是河南人，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自小耍枪弄棒，是个不安分的人，长大后成了土匪一个小头目。1935年陕北红军占领甘泉，将其队伍收编为甘泉县独立营，他被任命为教导员。这位教导员不懂共产主义也不懂三民主义，只精通吃喝嫖赌抽，借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之机，杀了甘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国民党临镇民团团总姬延寿相勾结，重操土匪旧业，四出烧杀抢掠。他也打劫东北军的车，也打劫红军的车，就为了抢钱抢财物。接到坐探冯长斗的情报后，他就率了100多名土匪连夜翻过龙盘山，埋伏在了劳山腹地。
劳山自西向东，隔开延安和甘泉两县，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在黄土高原那波状起伏的地貌里，这山虽算不得高，但由于有千沟万壑，满山都是梢林荒草，那地形便显出奇突惊险。卡车吼叫着，喘息着，沿劳山北麓的坡路，从一道沟谷爬上一道山梁。过了梁就是甘泉县境，卡车一头扎进了那簸箕形的山坳坳里。
“砰！”一声脆响，在旷谷里引来颤动的回音。
“什么声音？”陈友才本能地去摸手枪。
“好像是甩鞭子。”刘久洲张望着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收敛了反共气焰，也讲了团结抗日的话。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着已成友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至于土匪，在我们清剿之下躲都躲不赢，难怪警卫员没有马上想到是枪声。
可是，卡车忽然怒吼加力，朝着正前方的十多丈高的大坝梁子猛冲直闯。原来那“砰”的一响也传入了驾驶楼，周恩来在卡车冲入山坳坳时就感到这是块险地，异常的声响乍起，他便马上想到敌情，一边朝外观察，一边向司机下令：“冲，加大油门，冲上那个坝梁！”
话音末落，又是“砰砰”两枪。
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冲过那道坝梁自然可以摆脱敌人，他将油门一踩到底，卡车吼叫着喷出黑烟，直冲大坝梁。
可是，坝梁上忽然炒豆一样叫响了，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机枪步枪同时扫射，这些土匪枪法还准，刹那间司机便倒在驾驶座上，身上多处冒出血来，卡车轮子也打瘪了，车头一歪，嘎然而止。
不等车停，几乎是在对面枪响的同时，周恩来已然飞身跳下车。车前窗被子弹打出一串洞眼，却未能伤及他一点皮毛。他贴身车头，朝车上人急令：“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将军一边拔枪还击，一边命令陈友才：“陈副官，你和警卫员马上掩护周副主席转移，陈排长，你负责组织战士抵抗！”
干部战士纷纷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陈友才还没来得及跳车，腿上已经中弹。警卫员回身想扶他，他奋力将手臂一挥：“别管我，掩护周副主席撤！”
他本是穿着解决“西安事变”时的那身西装，戴着礼帽，挥手间，马上吸引了众多敌人的火力，因为敌人以为他是最大的官。陈友才也意识到敌人这种误解，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敌人，索性不走了，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作掩护，与敌人进行周旋。
当你受到淬发的打击而陷入危急之中时，最紧迫的事莫过于迅速看清形势，定下行动的方向。周恩来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已经看清地形：山坳谷地中间的个“湫”，也就是潭。潭左是一片苇塘，苇塘后是沙质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梢林后是被雨水冲出的深沟大壑。枪声连续响起时，周恩来已判明形势：坝梁上枪声密集，已被封锁；左侧沙质山包和山上的峰壁上是最先响枪的位置，显然也有埋伏。只有右侧的梢林一片寂静。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现场的枪声判断，袭击者不大可能是国民党军，最大可能是劫财的土匪。那么土匪瞩目的自然是“载货”的卡车，卡车遇伏只有朝坝梁上冲，不可能朝沟里栽，所以梢林及林后的沟里很可能不会有伏兵。
“突围，尽快摆脱敌人！”周恩来在分秒之间已经定下决心，将手一挥：“向梢林里撤！”
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在周恩来带领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梢林中。
事后查证的情况果如周恩来所料，李清伍就是在坝梁上的山神庙里指挥这次伏击。他的护兵李卓才曾指着钻林子的周恩来一行人喊：“看，那几个要跑！”
“嗯，”李清伍鼻腔里喷一股粗气，“早就看见了。”
“快叫上几个人去迫吧！”
“追他干毬甚！”李清伍白一眼护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细软都在车上呢！”
周恩来进入梢林后，虽有子弹把树枝打得纷纷折落，但这种乱枪已带了很大盲目性，威胁性小多了。一行人转过一个山头，喘喘气，才发现张云逸的手部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洞。真够玄。
顺沟转过几个山包，糟糕，发现进了沟掌：前边是两丈多高土崖，两侧全是悬崖峭壁。由于并没完全脱离危险，警卫战士急得满头大汗。
“不要紧张。”周恩来轻轻摆了一下手。据战士回忆，口气轻松得像日常聊天。他接着仰面望望崖上，目光落在低垂的树梢上：“嗯，办法是想出来的么。”
轻松的语气驱散了浮动在人们心头的急躁惶恐，战士曹鸿都顺周恩来的目光望住那低垂的树梢，心中忽有所动，跳几步纵身一跃，抓住了树枝，顺势荡去，脚在崖壁上紧蹬两下，一把抓住崖头的灌木便翻了上去。他迅速解下绑腿，放下来，把崖下的同志一个个拽到了崖上。
这里还能听到沿揪山的枪声。周恩来伫立崖头，望着枪响的方向，久久没作一声。
他在想什么，惦念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
作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等领导撤退，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拼命向敌人射击，直到最后牺牲。
这场战斗，我们共牺牲了11名同志。据当时曾在李清伍手下当过土匪的高彩娃回忆，当土匪们一窝蜂地拥上卡车时，全傻了眼。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及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不死心地去搜检牺牲了的战士，只从陈友才身上搜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是陈友才为在西安联络工作而带在身上的。有识字的土匪拿着名片念出三个字：周恩来……
李清伍刚听完这三个字，立刻像被烙铁烫了一般跳起来，脸孔刷地全变白了，惊叫道：“啊呀，坏了！捅下大乱子了！快，快跑！”
刹那间，这群土匪便如鸟兽散。
李清伍还算明白，他确实捅下大乱子了！几乎成为历史和民族的极大罪人。此后不久，他和他的土匪部队便全部被红军剿灭了。他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
当周恩来一行走到三十里铺时，卡车遭土匪袭击的消息便迅速传到延安。一批批的骑兵、步兵、民兵紧急出动，进赴出事址点。然而土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望着公路边，田埂旁那战友们的尸体和鲜血，随增援部队一道杀回来的张云逸哭了。
周恩来没有休息，第二天便又起程赶赴延安。起程前，他匆匆跑一趟军委医务所，看望安慰负伤的警卫战士，其中包括打伤臀部，伤及中枢神经的贴身警卫刘久洲。
“周副主席，我不能保护你去西安了……”刘久洲话没说完便哭了。
“别哭，小鬼，很快会好起来的。我还会来看你。”
1969年，周恩来还到北京前门饭店看望了担任饭店革委会主任的刘久洲同志。他对在场的同志们说：“30年一晃眼。30年前他跟我在一起，我在劳山遇险，他为了掩护我，身负重伤，是个好同志啊！”
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时，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他要为陈友才等同志扫墓，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不曾保存下来。周恩来难过地说：“陈友才同志牺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1985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沿揪山发生战斗的地方，为烈士们立起了一块石碑。
周恩来的一生，最多的是工作，最缺的是时间。他对时间的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