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布里奇让恩斯特·斯威夫特接替了鲍林的职务。这是一位相貌严肃、温文尔雅、出身于弗吉尼亚的化学家。他虽不大有名，但资格较老，曾对诺伊斯很崇拜，在鲍林手下时则一直是忍气吞声。按照斯威夫特的看法，鲍林牌生物化学和医疗化学“只不过是沽名钓誉”的货色，系里原先的学科重点都受到忽视。因此，他要以恢复学科的平衡为己任。为此，很快就成立了化学系系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最早是在30年代根据诺伊斯的提议创立的，每一个化学分支学科都有代表参加，其中就包括长期受到鲍林冷落的物理化学和无机化学。此外，对实验场地也重新进行了安排，特别注意缩小鲍林这个摊子占用场地的面积。鲍林本人也从他的大型办公室搬到了较小的职工楼，他的工资则从系主任的18000美元降到普通教授的15000美元。
这是迎面打来的一记耳光。钱倒不那么重要——鲍林写书的稿酬在不断上升，已经超过他的工资了——但鲍林认为，这样做的方式实在让人丢脸。在他看来，杜布里奇并没有像他在公开场合标榜的那样要坚持言论自由，他在压力面前卑躬屈膝了。鲍林认为自己是因为政治观点而受到惩罚的。由此造成了这样的局面：鲍林和杜布里奇彼此之间已没有多大关系，两个人只是在一些社交场合还有那么一点接触。不过，在一般情况下，鲍林并没有公开流露出不满和被人抛弃的情绪。表面上，他装出了一副自我克制的样子，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也即发生的一切都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他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仍是加州理工学院一名优秀的战士，因为他仍然坚信小时候在俄勒冈学到的一条准则：整天怨天尤人，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辞职这件事一刻也没有影响到鲍林争取和平的活动。他像往常一样，到处作演讲，每周两三次，可能是在中学里或本地的谈话节目中，也可以是在犹太人聚居区或本地反核团体的集会上。他仍在向医疗界和心理学界的各方面人士谈论自己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精神病冶疗的想法，尽管到那时为止，他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取得值得称道的成果。鲍林的名声已经够响了，他每天都要收到许许多多的来信。有些写信人请求鲍林帮助停止核试验。中学生请求他题辞，指导他们如何面对人生。也有些人征求他治病的建议，如何对付佝偻病、癫痫、抽烟、龋齿等。有人专门征集名人的签名，要求鲍林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电视节目《埃勒莉皇后》的剧组曾致函鲍林，询问能不能将他的一些分子模型搬到灾屏上。一位心事重重的母亲来信说，因为存在着放射性尘埃和核灾难的危胁，她害怕生育更多的孩子。鲍林回信说，他非常乐观，将不再有战争。出版商来函请他写一部自传，鲍林说，只要找到时间，他一定写。也有一些信件他没有回复。有一封长信的字迹很潦草，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信纸，在一些关键词句下还画了红线。另有一封奇怪的来信，天花乱坠地吹嘘已经找到了医疗癌症的灵丹妙药，并且还有一些使人长生不老的祖传秘方。有一个家伙竟然异想天开，声称有办法培育一种母牛，从这种母牛身上挤出的牛奶含有更多的不饱和脂肪。另外还有一个人称发明了一种所谓的“联合科学”，能把宗教原子物理以及人类行为的研究综合在一门学科中。
鲍林不断地收到邀请信，要他去龙波克、圣约瑟、波特兰以及当地的小学里作报告。他还收到了访问巴西、古巴、一些非洲国家和保加利亚的官方邀请。看来，各种各样的和平组织、学术团体和医疗机构都希望他成为它们的名誉会员。
鲍林忙得不可开交了。一般情况下，他只能婉言拒绝，抱歉自己抽不出时间。他不再参加任何社团，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团体。即使是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也无法说服他参加。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充当各方面反对核试验人士的主要发言人，在50年代后期是很有声势的。鲍林曾经对这个组织的一次集会讲过话，但是，他对招募会员的人员说，他宁愿作为一名“不受任何团体支配的独立人士”开展自己的活动。
有时，荣誉是强加到他头上的。6月下旬，鲍林收到一封信，说他和国家科学院院长戴特列夫·布隆克一起，已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们是最早享有这一殊荣的两个美国人。鲍林心里很清楚，在苏联，很少有比“院士”头衔更高的荣誉了。他对新闻记者说，他“感到非常愉快和荣幸”。在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则提到，“在今天这个世界格局中，简单而又天真地忽视这一荣誉的政治含义，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世界格局正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尽管特勒有很大的影响，原子能委员会遵循着一条强硬的路线，一贯反对禁试的谈判，但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改变了航向。其部分原因是他受到了温和派顾问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他注意到了公众在放射性尘埃问题上接连不断的抗议。由于鲍林公开发起的运动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这方面活动的力量仍是相当强大的。总结回顾了过去十八个月里的政绩，希望自己在离开政坛以前能做一点实事来推进世界和平的事业。
于是，出于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在1958年夏天突然同意进行禁试的谈判。1958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有关专家的会议，在技术上研究核查的可行性——谈判双方都需要保证，条约一旦生效，要是某一个国家有欺诈行为，就能立即被抓住，因此，核查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那年夏天，专家们在紧张地谈判，另一方面，核试验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不过，到了8月下半月，鲍林听到了好消息：日内瓦专家会议已认定，要识别一次非法的核试验，甚至是地下核试验，在技术上是可以办到的。现在，通向禁试的大门已经打开了。美国和英国已经完成了一系列最新的试验，因而能正式宣布，它们准备停止核试验一年，条件是苏联人也这样做。
在此之前六个月，提出禁止核试验的任何想法都被认为是共产党颠复活动的证据。如今，这已成为政府官方的政策。
这一惊人的转变使鲍林兴奋不已。此时正值鲍林的新书《不再有战争！》开始上书架发售之际，鲍林旋风般地周游于全国各地，进行促销的活动，希望能在公众中产生一种轰动的效应。但是，也许美国政策的变化降低了这本书的吸引力，尽管它受到广泛的好评和推崇，评论界也不乏褒词和赞语，钦佩他勇于坚持禁试的立场，称赞书中的“论述简洁有力”，但这本书的销售情况却令人失望。鲍林最后自己掏腰包买了几百本，分发给他认为在禁试问题上有些影响的人物。他还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寄送了一些，向美国参议院议员各送了一本，甚至还在加州理工学院同事的办公台上留下了几本。
鲍林成了艾森豪威尔改革的倡导者，不过，这一地位并不意味着他将不再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了。8月底，他抵达英国，一方面是出席学术会议，另一方面是要亲自露面，支持《不再有战争！》一书在英国出版。他还要向“核裁军运动”发表演说，这是以罗素为首的和平人士组成的一个团体。移民局官员强迫鲍林缩短访问英国的时间，使他无法参加反对核试验的群众集会。鲍林和罗素设法将这一事件在新闻媒体上曝光，各报将其作为冷战歇斯底里的一个例子作了广泛的报道。结果产生了预期的影响：英国政府只好让步，允许鲍林回到集会上讲话。经过这一番吵闹，鲍林出现在集会上，引来了一片欢呼喝彩声。正如一家报纸报道的那样，移民局弄巧成拙，帮助鲍林成了“在英国反氢弹积极分子面前讲话的一位最惹人注目的名人”。
此时，鲍林对自己将要发表的讲话完美无缺地打好了腹稿，这将是一篇标准有力的反对核试验的政治演说，估计历时一小时左右。开头总是一样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上”，他要对在场听众说，“一个美妙的世界！我喜欢世上的一切：星星，高山，海洋、湖泊和河流，森林，矿产，分子——特别是人。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关于这一个世界，科学家已经发现许多神奇的事情……”他要简单地列举自己颇感兴趣的几项新发现，谈谈血红蛋白的结构，说明中微子的特性有点像小小的推进器，等等。在此之后，他还要从科学怎样使社会进步，一直谈到医学、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
不过，他希望说明，科学上也有一些发明和创造，已经将这个世界完全置于空前的危险中。他接下去就要进入中心的议题，论述1945年的原子弹和1954年的铀弹“这两次重大的突变”使战争成了人们不敢想象的事。他还打算向听众描述一番恐怖的景象，说明放射性尘埃和全面核战争灾难将会造成怎样的破坏，然后再用一些具体的数字激起听众的愤怒，让他们了解美国正在花费多少金钱来毁灭这个世界。同时，他还要告诉听众关于核武器研制和扩散的最新消息。“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毁灭性武器呢？”他会这样问。“这些武器非用不可吗？这个世界上各个大国的领导人是否想要牺牲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都不愿合情合理地进行彼此之间的谈判，运用人类的理性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政治家和外交家仍然生活在19世纪的世界上，他们不懂得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仍然生活在强权政治的旧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今天这个现实世界上。”
他坚持认为，新的科学进步要求在政治上采用新的做法。“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应具有科学的精神，”他会这样说，“处理国际事务，就是努力寻求正确、公正地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决不是让一个国家压倒另一个国家，也不是挖空心思去损害他国的利益。我相信道德，相信正义，相信人道主义……是让道德在国际事务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时候了，是让世界各国用国际法来规范自己行为的时候了。”最后，如果听众是美国人的话，他还会挥舞这样的旗帜：“我是美国人，”他将这样来结束自己的演说，“出生在俄勒冈，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已经多年了。我为自己伟大的祖国而自豪。我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带一个头，在处理世界事务的进程中，让道德占有优先的地位。”
这篇基调性政治演说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每到一处，无论是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奥地利，还是法国，他都受到了许多反对核武器的团体和群众热烈的欢迎。他的形象与美国伦那副典型的漫画式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佬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是华盛顿那样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官僚，就是大腹便便、粗里粗气、丑陋无比的美国游客；鲍林则是身材魁梧、机智幽默、平易近人的西方人，谁也不能使他闭上嘴，无论美国政府怎样对待他，他决不害怕把真理讲出来。
与英国移民局发生的纠葛，标志着鲍林一生在公共场合最后碰到的一次令人不快的事件。随着美国官方政策向禁试方向倾斜，只有极右派的新闻媒体仍要攻击积极反对核武器的人士了。鲍林仍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秘密跟踪，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仍在搜集和整理有关他活动的档案。但是，联邦调查局经过12年调查，能够说出对鲍林最不利的结论是：“多年来，鲍林一直是渴望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人……他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一个唯我独尊的人物。”唯我独尊构不成叛国罪，因此，鲍林的名字也就从这个机构的安全薄上删去了。
日内瓦禁试谈判原定于1958年10月的最后一天举行——这个日子也是希望各国暂停核试验的起始日。在此之前的准备期内，有关各方都争分夺秒地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这些也许是在一段时间里最后的试验了。美国将自己进行的这一系列试验称之为“截止式行动”。单单在10月份的前三个星期里，苏联人就爆炸了14颗核装置，散发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由此导致洛杉矶的放射性含量的读数比正常数字升了120倍，这是在核试验地区以外记录到的最高值。在万圣节来到之前，三个核大国在1958年一共进行了63次核试验——这个数字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试验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在10个月时间里完成的。
与此同时，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委员会核对了所有的证据，得到的结论证实了鲍林发现的结果：核试验每年大概会造成42万白血病病例，“即使是最小数量的放射性也可能造成遗传性恶化的……效果”
日内瓦谈判开始时，媒体报道称，1958年进行的各种核试验生成的放射性烟云正在向各方飘散。这使公众感到焦急和不安，鲍林也乘机在火上浇油。他知道，谈判在以前曾经破裂过，特勒和原子能委员会新任主席麦科恩仍在拼命鼓动有关方面恢复核试验。鲍林还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公众不断向有关方面施压，才能保证谈判不出轨。他发表演说的时间表仍然是排得满满的，他照样经常地与接受原子能委员会资助的研究人员进行小范围内的争论，这些研究人员对他提供的核试验影响健康的数据表示有怀疑。那一年秋天，鲍林与那些认为他的估计数据不可靠或者有政治动机的人经常有书面的交锋；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每一次都会引用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后发表出来的资料，例如，联合国公布的报告，还有原子能委员会自身发表的数字。这类争论的最终结果总相同：在缺乏更精确资料的情况下，鲍林的数字和别人的数字都是有案可查的，他在《不再有战争！》一书中提出的论点和事实是正确的。“我可以高兴地说，自从我这本书面世以来，发表的任何新信息都没有推翻我在书中得出的任何一个论点，”他在1959年1月这样写道。
日内瓦谈判一直继续到第二年春天。在此期间，鲍林在全世界各地游说，向和平团体、教会组织、学生组织、工人组织和其他各方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