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人士讲话。前一年秋天疯狂地进行的核试验生成了大量放射性尘埃，此时，这些尘埃仍然飘浮在空中，散落到四面八方，因此，鲍林的讲话就更有份量了。报刊几乎每天都要用这样一些标题把这个问题带进千家万户：“喷气客机飞越美国上空，机身外表覆上放射性镀层”：“明尼苏达州小麦锶90含量超标”：“牛奶和儿童骨骼中锶90含量急剧上升”：“纽约锶90含量四年翻番”。此时，原子能委员会正在采取新的行动，鼓励人们构筑防弹设施，只因未及时发表新闻公告，就被人指摘为自相矛盾。评论界质问：同一个机构，一方面在加紧研制核武器，另一方面又要负责监测核武器对健康的影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政治上的压力也不断加大，有人要求撤销原子能委员会有关公众健康方面的职责，鲍林则提议将这种职责转交给美国公共卫生署。
反对核武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热情也日益高涨。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举行了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的集会，有二千四百多人闻讯前往当地的一个礼堂，在那里，他们屏息静听鲍林传达一条条令人心寒的消息：美国积聚了一个庞大的核武库，足以杀死世界上每一个人二十多次；构筑防弹的设施，建立全民防御的体制，这类高谈阔论“全是幼稚可笑的胡话”；原子能委员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机构：“我们孩子骨骼中锶90的安全含量是零”。
鲍林心里想，辞去系主任之职也许并不是坏事。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了。为了反对核试验，为了和平的事业，他想要怎样干就怎样干。事情正在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在4月份写道：“我对发生变化后自己所处的境况感到很高兴。”到了6月份，他就感到更加自信乐观了。“从一年前开始，一切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说道。“一年以前，我提出的一些建议与政府的政策相抵触，如今，我的感觉丝毫都未变，但这些建议已经成了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朗巴瑞纳
鲍林见到过不少总统和总理，也见到过许多哲人和国王，但他还需要见见在他看来是世界上和平和道德最为有力的捍卫者：施韦策。他打算在1959年夏天实现自己这一个愿望。
施韦策是一位奇特的人，责任心极强。他出生在法国，具有典型西方文化的背景——研究过巴赫，考证过耶稣的历史，撰写了关于康德和基督门徒保罗的几部专着，取得过神学、音乐、哲学和医学一共是四门课程的博士学位——他离开了欧洲，放弃了一切荣誉，只身去法属赤道几内亚丛林中一所原始医院，为救治当地百姓而默默无闻地工作。整整35年里，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那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传奇经历才受到新闻媒体的注意，一夜之间他成了有口皆碑的英雄。施韦策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帮助苦难大众的“白人奇才”，自愿放弃学术功名而投身于基督教服务的圣贤。施韦策在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被人们普遍称颂为在世最伟大的欧洲人。他赞同的思想必定有无与伦比的威力，有他的署名——比方说，他在鲍林要求结束核试验的请愿书上签上名——其价值抵得上成千上万个普通人的签名。
自从鲍林在1957年征求施韦策在他的请愿书上签名以来，两人就核试验和呼吁禁试等问题一直保持著书信的往来。施韦策曾邀请鲍林去非洲访问。爱因斯坦的逝世使鲍林失去了一位能够在道德问题上提供建议和指导的长者；还有谁比圣贤更适合充当这一角色呢？
1959年7月，鲍林夫妇从德国乘飞机抵达朗巴瑞纳，这是位于非洲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随后，他俩转乘一辆吉普车到达附近一条河流的岸边，在那里登上一条独木舟。两名船工一面划桨，一面唱歌。小船在河面上飘流了最后几英里，最终来到了施韦策的医院。
鲍林夫妇一下子为医院的原始景象惊呆了：沿着泥泞不堪的小道，零乱地排列着一间间茅舍。煮饭的油烟，猪秽的哄闹，鹦鹉的聒噪，孩子的啼哭，好一番异国他乡的情调。他们看到了经过驯养的巨嘴鸟和猿猴，一个很大的菜园，不远处，四周全是郁郁葱葱的丛林，从那里不断传来呱呱的鸟鸣，给人以沉闷的感觉。“这里的风景非常美，但实在太乱了，”爱娃在日记中写道。
他俩与施韦策及其下属人员寒暄了几句以后，就去其中的一间茅舍招待所里安顿下来了。看来，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客人被安置在这种招待所住宿。鲍林夫妇停留的时间比大多数客人都要长。在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中，他们由施韦策手下英俊年轻的医务主任弗朗克·卡奇普尔作向导。在医院四周兜了一圈，并且参观了当地病人居住的茅房。他们与医院的工作人员交谈，并与新闻记者、作家、摄影师、国家元首、电影明星以及乘舟前来探幽猎奇的富豪大款们聊天。施韦策把大多数来访者看作为占用他时间的累赘；他往往装着不懂英语以避免无谓的闲谈。
但是，鲍林夫妇可不一样。“在来到朗巴瑞纳的所有客人中，鲍林是最感到自由自在的人了，”卡奇普尔说。“对于我们这家非洲丛林医院的嘈杂、肮脏和混乱，他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就得到了施韦策的好感。每天下午，他们开始与他和其他员工一起进餐了——爱娃注意到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黑人和白人是分开用餐的——吃过饭以后，他们又待在～起听施韦策用法语讲解一些有关宗教的问题。一个星期后，鲍林应邀作一次饭后的演讲，题目是镰状细胞贫血症。这种病在当地很流行，但医院员工对这方面的知识却非常缺乏。鲍林用漂亮的德语讲了45分钟，给员工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施韦策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打瞌睡，直到讲课快要结束时才醒来，正好有一点时间布道，他朗读了使徒保罗的信件。
后来，施韦策开始邀请鲍林到他的住所作私下的交谈，每晚一小时左右。他们用德语谈论了核试验。消除放射性尘埃的必要性。放射性对健康的影响、世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就像爱因斯坦一样，施韦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鲍林说，“我还记得，我们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然而，在其他方面，鲍林夫妇就感到不那么愉快了。爱娃始终没有受到邀请进入施韦策住所，她只能在饭桌上有机会与他搭讪几句。“在这一点上，他比爱因斯坦要守旧得多，”鲍林评论道。施韦策对待病人的态度也是令人失望的。“很清楚，他并不认为这些人员与他是平等的，”鲍林说。“他几乎没有做什么事使他们受到较好的教育，也没有设法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一直到后来，他们才比较清楚，施韦策的医疗态度是怎样在非洲文化背景下形成并与之适应的。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感到很失望。这位白人奇才并不是圣贤，看上去倒更像是一个种族隔离主义者，他自命不凡，只是向少数几个欧洲员工喋喋不休地谈论一些晦涩难懂的宗教课题。如果说，鲍林想要找到一位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父亲式人物的话，那么施韦策显然不够格。
他和爱娃又从非洲直接赴广岛，去参加第五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会上，鲍林作了主题发言，题目是：“我们的选择：在原子弹下死亡，还是要世界法律”。鲍林利用自己在世界上不断提高的威望，倡议发表一篇简短的声明，概括介绍大会关心的问题，以易于公众的了解。
但是，他这种牌号的科学和平主义并没有得到每一个人的响应。广岛呼吁书第一稿是由鲍林起草的，在大会上宣读时，听众中的左翼分子大喊大叫地起哄，认为它口气太软了。接着就发生了长时间七嘴八舌的争论。有些人要求在文件中加进一些更加尖锐的词句，也有一些人赞成鲍林这种以理服人的做法。在大会进行过程中，英国核裁军运动的激进派代表曾一度走出会场以表示不满。鲍林根本未料到会出现这么闹闹吵吵的场面，不过，他还是帮助找到了一种折衷的做法，这反映在最后拟定的呼吁书中——其中包括：点名谴责美日安全条约，反对日本装置核弹头，等等——呼书得到一致的通过。‘哦们都非常满意这次会议的结果，“鲍林在随后写给罗素的信中这样说。
正如杜布里奇所说的那样，鲍林几乎完全忘了科学研究的事。在这之前的两年里，他所作的唯一重要的新研究就是回答有关放射性尘埃的争论中提出的问题：两篇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论述了碳14和锶90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另一篇不寻常的文章介绍了长寿与肥胖之间的关系——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击特勒关于放射性尘埃与身体超重一盎司的危害性相同的结论。其余的文章全是以前工作的小结、书评，还有为左派刊物撰写的大量科普性文字，主要是说明核试验的危害性。
随着华盛顿当局态度的改变，主流报刊终于开始刊登赞成禁试的文章了。8月下半月，《星期六晚邮》发表了一篇专门的报道，它由两部分组成，标题为“放射性尘埃：无形的杀手”。这是第一次由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正式肯定鲍林和其他反对核试验的科学家所持的主张，尽管此文仍然认为鲍林的数字大悲观，并且引述了一些评论家的话称，鲍林对危害的估计比有关的证据来得高。不过，一系列报道得到了共同的结论：放射性尘埃具有危险性，应当停止核试验。鲍林本人至少也能把自己源源不断地向通俗报刊编辑寄去的信件，还有一些较长的文章，见诸于文字，发表在具有自由思想的报刊上。
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希望把禁试运动持续进行下去。1959年秋天，他和爱娃先后访问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到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他向和平团体发表了数十次演说。此时，除了他的讲话外，人们也可以经常听到爱娃的声音了。她开始单独发表自己的演说，起先是因为鲍林演说的日程实在排不过来，只好由她去代劳，后来她本人也收到日益增多的邀请，主要是一些妇女团体要她去讲话。例如，其中就有和平与自由妇女国际联盟，这是亚当斯①在1915年创办的一个和平主义组织。到了1959年，爱娃演说的次数几乎与她丈夫演说的次数不相上下了，单单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期间，她就发表了三十多次讲话。她非常高兴地看到，自己已经成为少数几位公开论述政治问题的妇女之一，而且她还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①亚当斯（Jane Addams，1860—1935），美国女社会改良家，和平主义者，曾参与制定第一个青少年法庭法和妇女8小时工作制等，1915年担任海牙国际妇女大会主席，与另一位美国人同获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
两个人的日程有时候是由一些作为发起者的团体负责安排的，其中有一个团体名为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该会曾为两个人的一系列讲话巧妙地制定了一揽子计划。但是，有时却非常紧张，有好几次，两人发现彼此的日程有冲突，爱娃要到一个地方去讲演，而鲍林却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赶场子。两个人有时就只能在汽车旅馆里、火车上或者赴约途中的汽车后座上见见面。有一次，他们飞到了纽约，鲍林在卡内基大厅举行的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的大型集会上，作了主题性发言。他们又驱车前往好莱坞，出席电影《海滩上》的全明星首映式，接下来又到格罗曼的中国戏院参加一次在强烈的弧光灯下召开的午夜记者招待会。会上，鲍林和英国小说家赫胥黎①及另外十位被媒介称为“杰出思想家”的人在一起，讨论了有关裁军的问题。
①赫肯黎（Aldous Huxley，1894—1963），美籍英国作家，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之孙，写有诗歌、小说、剧本、文艺评论等。所写小说被称为“概念小说”，代表作有《勇敢的新世界》、《针锋相对》等，1937年移居美国，以后的作品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悬崖
1959年秋天，日内瓦禁试谈判已开始破裂。罪魁祸首是特勒——至少在鲍林和另外一些观察家的心目中是这样认为的。似乎在万事顺利的时候，马上就要签订一项全面禁止在空中、海洋和地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了，这位氢弹之父公开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情况：核试验可以在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中进行而不被人发现。根据一位名叫阿尔伯特·拉特的学者提出的理论，可以用适当大小的洞穴来隐瞒不同能级的爆炸，如用地震仪来测定这种方式的核试验，其难度则要提高三百倍。媒体将这种理论称为“大洞论”。由于特勒的支持，大洞论受到高度的重视。后来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理论上行得通，尽管要挖掘如此巨大的洞穴来隐瞒地下核试验，费用极昂贵，因而是不大现实的——特勒又将它大吹特吹了一番，进一步谈判遇到了严重的障碍，核查有没有违反禁止核试验条约，一直是非常敏感的问题。而特勒又火上浇油，强调大洞论为苏联人提供了回避核查和检测的一条新途径。要将一整套地震仪安装成万无一失的系统，所需的花费将是一个天文数。在委派西方核查员人数和允许在他们国土上建立地震观测站的数目问题上，苏联人已经死磨硬缠了很久，现在再要求大量增加，他们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的。
禁试谈判一旦脱离了轨道，也就停步不前了。俄国人和美国人正在起劲地争论时，生效了一年的暂停试验期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尽管各方都同意将禁试期再延长两个月，谈判也在时断时续地进行，但这额外的时间解决不了大问题。1959年年底，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自愿地暂停试验期已经结束了。
对鲍林来说，这是令人懊丧的新年。1月中旬将重开日内瓦谈判，但其基础已发生动摇；特勒的大洞论已经使全面禁试的谈判走入了死胡同。由于核查地下核试验有困难，1960年的议题将转向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仍可算作在正确方向上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