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走入了死胡同。由于核查地下核试验有困难，1960年的议题将转向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仍可算作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一步——地下试验释放的放射性尘埃很少，甚至可以做到一点也没有——但终究还允许继续核试验。对于鲍林和其他主张禁试的人来说，原本可望马上达到全面禁试的目的，但在最终关头泡了汤，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年末，鲍林个人也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理查德·李普曼离开了人间。最近几年里——鲍林将他雇为助研员，让他负责精神病项目的研究，也算是帮了这位被列入黑名单的年轻人一个忙——两个人关系愈来愈密切，政治上休戚与共，科研上也齐心协力。1959年，李普曼成了劳尔德·杰夫勒斯十年前去世以后鲍林最后的朋友。他在圣诞节突然亡故，时年仅47岁，这对鲍林是一重大损失。当然，他像往常一样，没有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禁试谈判发生逆转，友人英年早逝，鲍林在这双重打击下，感到很伤心，思想上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苦闷状态。1960年1月，他和爱娃两个人退避到他们的大苏尔牧场。这一次度假，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他冥思苦想，独自一人待在厨房餐桌旁，靠近那具大木灶；有时则单身踯躅于通向海滨的小道上。
13日，星期六清晨，鲍林对爱娃说，他想要出外散散步，以便检查一下四周的篱笆。爱娃目望着他大步流星地奔向小山坡。这些小山坐落在小屋南面的海边上。中午时分他还没有回来吃中饭，爱娃开始担心起来了，但仍估摸着他大概忘记时间了。到了傍晚6点钟，仍不见人影，爱娃的心收得更紧了，天渐渐黑了下来，却听不到鲍林回答她的呼喊；她想，他一定在什么地方滑下了山坡，受了伤，也许跌人了大海。屋子里又没有电话，只好心急慌忙地开车赶到当地护林员办公处——这是能与外界取得联系最近的地方——向他们报告了丈夫失踪的事。
不到一个小时，一小群人在山坡上一字儿排开，开始了搜寻。他们用手电照明，抄近路赶到陡峭的山崖上。一直到半夜，仍不见鲍林的踪影，只好暂停这次事关重大的搜索。第二天黎明，更大规模的搜寻又开始了，并且召来了直升机。有几名记者听说正在搜寻成为争议中心的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也从旧金山赶来。几个小时过去了，仍未找到鲍林的踪迹，护林员谈论着要到崖底岩石间搜寻。被一位性急的记者无意中听到了，他马上打电话谎称已在悬崖下看到了鲍林的身体，估计已死亡。这一消息至少在旧金山的一家电台里广播了出去；有人听到了这一条消息，马上告诉了琳达和克莱林，说他们的父亲已在事故中丧生。
鲍林在黑暗中听到了搜寻者发出的声音，并且大声地向他们叫喊，但风声将他的喊声吹向了大海的一边。他试图向他们移动，但在挪动身体时，周围有更多松动的碎石抖落下山坡，消失在悬崖下。他只能停下来不动了。用登山者的话来讲，他被“捆”住了，紧夹在陡峭的山崖上，离开海浪线300英尺。他感到，卡在这个位置上，向任何方向移动都是很不安全的。
他是沿着一条鹿走的小径穿越海滨小山的。沿着这一条鹿道前行，突然就无路可走了，小径消失在一块悬空的岩石下。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脚下的岩石和砾粒开始松动起来。他赶紧站到了一块也已经松动的蓝页岩断面上。这是一种油腻粘滑的石头——登山者称其为“油滑石”——它突然开始向岩崖边滑动，着实是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幕。鲍林想起了20年代在德国时学到的一种登山的技巧，他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使劲将手杖插进岩屑堆。岩石终于停止滑动了。
缓过了一口气之后，他试图爬下这块蓝页岩。然而，只要身体动一动，就会有一些碎石子向山坡下飞去。于是，他只得缓缓地向岩石上一小块平面挪动，想方设法使自己处于比较安全的位置。每一次挪动都有带动整块岩石再次滑坡的危险。他的心跳得很厉害——后来他说起当时的情景时，说自己得了“恐惧症”——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镇静下来。然后，他琢磨了一下所处的形势：这是非常陡峭的岩坡，他猜想大约是80度，要是不希望岩石再滑动，就只能委身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也不动。身子下方是有三十层楼那样深的崖底，周围除了那些松动的岩石外，就是茫茫的大海。
他决定不再移动了。
他在心里想，还要等多长时间，爱娃才会召来搜寻的人呢？夜晚已经降临。他用手杖小心地挖出了一个小坑，大约有8英寸深，大小容得了他躺下的身体。他在靠海的一边将手杖扎进乱石中，以防睡着时身体滚下去。自从吃过早饭以后，什么东西都未下过肚。天气又渐渐转冷，外衣只是一件薄薄的茄克衫；他从口袋中取出了一幅地图，摊开后围在身上挡挡寒。他开始等待起来。天黑以后几个小时，搜集人员曾在他上方经过，他非常高兴；心里想，不久他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饭菜，躺在暖和柔软的床上美美地睡一觉。想不到，他处在悬空岩石的下方，这些护林员既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也没有听到他的呼唤，他们就离他而去了。
鲍林又开始恐惧起来。他知道，自己最好别睡着。说实在话，睡眠中身体要是动一动，那就危险了。于是，为了保持清醒的状态，他开始作头脑体操，用他所记得的各种各样的语言，从1开始把数字一个个数下去。他还“就化学键问题的有关知识作了一次短暂的讲座”。为了使身体暖和一点，他伸了伸四肢，先是动一条手臂，然后动另一条手臂，接着动一条腿，再动另一条腿。他还背诵了元素周期表。他倾听着下方巨浪拍击海岸的声音，感到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担惊受怕过。
第二天中午，人们发现了他。此时，他心绪紧张，已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但是，他尽量克制着自己，丝毫没有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对他来说，几乎已形成习惯：不去多想，将令人心烦的事和不愉快的经历深深地埋在心底，绝对不让人看到一个弱者的迹象——他奋力挺起身子抓住了营救人员的手，让他们将自己拉到崖顶上。接着，他凭自己的力气坚持着走出了小山，一路上还和护林员开起了玩笑。“身体完好，精神焕发，”记者们这样描写他。他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中饭，并向大家介绍了事情的经过，他又恢复了常态，甚至还断定，自己的精神很好，可以马上开车回到帕萨迪纳，根据课程表的安排，第二天就给学生上课。至于爱娃，她也算是捱过了这段提心吊胆煎熬难忍的一幕——“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过我，”她说——她对搜寻的人千谢万谢，然后推开记者，通过无线电告诉孩子们，莱纳斯已平安无事。随后，她为鲍林准备了汽车。她想，她的丈夫不愧是一个坚强的男子汉。
星期一上午，鲍林来到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地点，这时离开被营救的时间还不到24小时。他失踪的消息曾透过新闻报道传到四面八方，他的研究组成员人人都非常担心。此时，他们在鲍林的办公室门上，挂上了“欢迎鲍林博士归来”的条幅。有一位秘书还亲自烘烤了一盒蛋糕，上面裱糊了一个玩具男子悬在崖边的景象，下方水中是一个游泳的美女。当鲍林来到时，响起了一阵短时间的欢呼致意声。鲍林看了一下蛋糕，和谁都没有搭理，退自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并随手关上了门。这一小群聚集起来欢迎他归来的人顿时感到很愕然。一会儿以后，办公室门下送出一张小纸条；鲍林要求取消他当天的课和所有的约请。
谁也不知道应当怎么办。鲍林的女婿卡姆也和大家一样，就在不远处。大家把他叫来后，向他说明了情况。卡姆轻轻地叩了一下鲍林办公室的门，然后走了进去与鲍林谈了一会儿。有些情况很不妙。鲍林似乎非常清楚周围的情况，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卡姆决定带他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鲍林一言不发。爱娃料理他上了床，他仍然是一声不吭。他的保健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对大家说，悬崖事件给他带来的惊吓使他处于一种神经非常紧张的状态，没有什么大病，躺在床上休息几天，一切都会正常的。
那几天是鲍林一生中最为奇特的日子。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一声不响地躺在床上，听凭爱娃照料自己。琳达带着他刚生下不久的小外孙来看望外公，鲍林哭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看到他情绪上这么脆弱，他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挂在悬崖上的那一夜炸开了他一直封闭得紧紧的内心世界。多少年来，他所经受的痛苦，情感上受到的伤害和屈辱，从他父亲去世到被迫辞去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主任职务的种种经历，对自己人格的每次政治攻击，刺痛身心的每一件事情，曾都被他深深地埋人心底。他忍气吞声，一切都置之度外。他强压怒火，不让自己的情感受到伤害，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受到了伤害。在加州理工学院，在华盛顿，在新闻媒体上，他的自尊心已受到伤害，他的人格受到了污辱。他对谁都没有显露自己的这种感情，也许只有爱娃是唯一的例外。这一切，虽然他都全部咽进了肚子，但毕竟未消失。许多令人不快的往事，曾经被他严实地隐藏在心口，现在，经过吊挂在悬崖边的骇人经历，满腔苦水就一下子倾吐出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鲍林一生中第一次成了多愁善感的人。这是一种恢复平衡的手段。情绪一旦得以宣泄，心清也就舒畅了——事实上，他也没有把这一切怎么放在心坎上，最重要的是，经过40年训练和实践，他已成了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不想让自己跌人情感冲动的陷阱。因此，几乎是出于本能，他很快就摆脱了情绪波动的状态，恢复了往日的平衡。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也是避免痛苦的一种方式。
这一经历反而起到了治疗的作用，给了他一个非常需要休息的机会，释放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恢复了自制的能力。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他开始与人谈话，下床走动，阅读报纸，对《化学键的本质》作一些修改的工作，并且写了几封信。看来，他不久就可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开始考虑作几次已经答应下来的重要报告。
2月13日，他在公众场合露了面，这也是他悬崖遇险以来的第一次。他在好莱坞的一次小型集会上谈论了放射性尘埃和国际性协议的问题。那一天早些时候，法国在撒哈拉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了参加原子俱乐部的第四个国家，也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暂停核试验以来向大气层散发放射性尘埃的第一个国家。由于这是西方挑起的行为，苏联人立即宣布他们不再遵守不进行核试验的保证。
为了对付这一突如其来的形势，鲍林再次以全副精力从事宣传和演说的活动。在整个春天，他一共向大小不同的种种团体作了四十多次重要的讲话。这类团体包括：自由论坛与和平组织，基瓦尼斯俱乐部和“扶轮国际”分社，中学生组织和教会团体，等等。尽管法国进行了试验，苏联人发表了威胁性声明，日内瓦会谈在几个月时间里似乎仍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艾森豪威尔看来已下定决心在他卸任以前签署一个文件，因此，在5月份东西方首脑在巴黎举行最高级会议时，很有希望消除掉最后几个障碍。
然而到5月初，会议又不欢而散。属于最高机密的美国U－2型飞机在俄国上空被击落，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可是奇耻大辱，因为他以前曾发誓不再举行这一类飞行。这也扼杀了在巴黎高峰会议上最后签订禁试协议的任何机会。原子能委员会的麦科恩和特勒乘国际谈判破裂之机，施加了新的一轮压力，要求进行新的核武器试验。公众舆论的钟摆又开始摆动，这次倾向于对苏联人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甚至主张拖延签订部分禁试的条约。
对鲍林来说，U…2事件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在禁试谈判中充当了顽固坚持对抗的一方，这个国家似乎总想找茬将事情搞糟。这就无异于阴谋策划让冷战的阴风继续刮下去。此时，鲍林演讲的中心内容不光停留在核武器的恐怖上，而且也涉及到他看到的军界工业集团如何支配美国政策的情况。这一集团的头目是特勒，还有鲍林所称的“为数很少但颇具影响的一小撮人”，他们聚集在特勒的周围。“世界各国的军国主义者、实业界大亨、氢弹科学家和政客正在不遗余力地寻求一种继续进行冷战的办法，目的是要把本国的意志强加在世界各国的头上。”他还说，这个由军国主义者和实业界大亨组成的集团“就是我们的敌人”。
5月中旬，鲍林和爱娃驱车前往伯克利，准备在那里发表更多的演说。他们从电台中听到消息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一个审判团预定在旧金山开庭，在市政厅外面引来不少人举行强烈的抗议，其中多数人是学生。他们还听到了记者描述现场的情况，说警察使用消防龙头和警棍驱赶示威者，抗议活动演变成一次小规模骚乱；现场一片混乱，到处是高声尖叫的学生，许多人被揪着头发拖到囚车上。当夜电视台就播送了这一场面，美国公众普遍感到很震惊。
鲍林感到非常激动。在他看来，任何反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行动都是好事。但是，这一次抗议有美国大学生参加，意义就更重大，因为在整个50年代，这个群体在政治上一直是不够活跃的。旧金山骚乱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新的反政府学生运动的开始，这也是在新左派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第二天，鲍林按预定计划去联合广场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会后，为了声援学生的正义行动，他和爱娃一起加入由成千上万名抗议者组成的纠察队。大批人聚集在市政厅外，高呼口号反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抗议政府粗暴对待学生的行径。鲍林对记者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不讲道德，应当解散。他又补充说：“最近几年里，美国学生在集会抗议、游行示威或参加政治活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