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还会有人说他是受人指使走上了迷途呢？他和爱娃谈论这一点时，又领悟到了另一层意思：历史上谁也没有获得过两次由一人独享的诺贝尔奖。爱娃很快就指出，居里夫人就获得过两次，但鲍林说她有一次是与别人共享的，而他的两次奖都是他一人独得的。
至少从字面意义上可讲，这两次奖都是他一人独得的。不过，鲍林当然也同意一些祝贺电报的说法，认为爱娃有资格共享这项诺贝尔奖，而且爱娃本人也不讳言她无愧于分享这一荣誉。“我们将这一荣誉看作为一个明证，证明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爱娃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同时又谦和地提到了自己在鲍林的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您当然清楚，我丈夫原本希望不声不响地待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搞他的科学研究。但是，人比科学真理更重要……”每次发表有关这次诺贝尔奖的声明，鲍林总会非常细心地提到，这也是对罗素所做工作的承认，是对全世界各地反对核武器的和平人士所作努力的承认。
然而，话虽这么说，这个奖毕竟还是他得到的。在鲍林的眼里，这比他获得的任何其他奖励更珍贵。“我得到了诺贝尔化学奖，只是因为我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做得比较有成效……况且那时我心情很舒畅。那时我正在做的事，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做而且也喜欢做的事。因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获得诺贝尔奖，那当然不错。不过，我已经说过，我总是要做一些事情的，”他对采访他的一位记者这样说。另一方面“我曾经作过五百次讲演，谈论放射性尘埃，谈论核战争，谈论在大气层停止核试验的必要性，谈论最终消灭战争的必要性。您知道，我并不喜欢作这类讲演……我在做的事是我不感兴趣的事，只是出于道德和信念的驱使，我才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我是逼出来的……因此，当我在1963年得悉我已被授予诺贝尔奖时，我感到我们作出的牺牲还是值得的。”
诺贝尔和平奖使鲍林回旋的余地增大了，光奖金就是五万美元——相当于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三年的工资——他和爱娃立即筹划利用这笔钱建造一个现代化的新家，以取代鹿寓牧场那所陈旧的小屋。
同时，他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的打算也更加坚决了。
鲍林回到帕萨迪纳那一天中午，当地报纸刊登了杜布里奇对他这位杰出而又使人头疼的教授最近获得的荣誉所作的反应：“诺贝尔和平奖是对鲍林博士长期来百折不挠的努力给予的崇高奖励，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示了核战争的危险以及达成禁试协议的重要性，”这位加州理工学院校长说。然而，他接下来加上了错误的一句：“尽管许多人不赞成他使用的某些方法和从事的某些活动，但这已清楚地证明，他对世界舆论具有重大的影响。”
鲍林正要找借口离开加州理工学院，杜布里奇的声明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在鲍林的心目中，作为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唯一在世的人，一直以学校为家，这就使学校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杜布里奇的反应却是强调许多人认为他的“方法和活动”是错误的。找不到个人表示祝贺的词句，丝毫没有显示出学校的自豪感。爱娃在读到这份声明时，几乎肺都气炸了；琳达打电话到校长办公室，“用非常生气的语调”痛斥杜布里奇对待她父亲的态度。
加州理工学院其他人的反应则各不相同。鲍林研究组的人一个个笑逐颜开，他们在鲍林的办公室上挂上了一块标语牌——“鲍林确定了和平竞赛的步伐”——大家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畅饮香槟酒，共享大蛋糕，纷纷向鲍林表示热烈的祝贺。科里比谁都更清楚，鲍林为了履行自己对和平事业的承诺，在科学研究方面曾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因此，他走进鲍林的办公室，默默地与他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情景啊！
但是，化学系和校方却出奇地平静，难得听到几句祝贺声，而且其中夹杂着一种敷衍的味道。更没有迹象表明要举行任何一种庆祝会。
社会上对鲍林得奖的反应也有很大的差异。许多左翼小报，也有几家大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华盛顿邮报》，都表示祝贺。然而在主流报刊中，大多数一反往常而持批评的态度——在一般情况下，它们对诺贝尔奖新得主总会极尽吹捧之能事。有些报刊发表社论说，要讲谁有资格得奖的话，那就是肯尼迪，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坚持强硬的立场，教训苏联人：他们最好和美国坐下来谈判。肯尼迪用美国人所喜欢的方式赢得了和平：逼对手乖乖地就范。而鲍林却相反，采用了姑息养奸的办法，正如《纽约先驱论坛报》所称，他“只知道举着标语牌反战”。《芝加哥论坛报》和《华尔街日志》说，给鲍林发奖，实际上是对美国亲共运动的奖励。卢斯①办的那几家杂志就更不像话了。例如，《时代》杂志竟然借用鲍林这次得奖的机会，罗列了与鲍林发生过联系的共产党阵线组织的名单；《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用心极为险恶的文章：“举止怪癖的鲍林博士，作为化学家也许是出类拔萃的，但他那些荒诞不经的政治观点却从来就没有受到美国舆论认真看待过。”该文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个奖“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污辱”。在获奖消息宣布以后的几天时间内，鲍林不但没有受到这些杂志的吹捧，而且他不得不亲自拿起笔杆给卢斯写信，“表示我本人的气愤和对贵刊的蔑视”。
①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美国杂志发行人，创建了《时代》、《财富》和《生活》杂志，是美国新闻史上最有势力的人之一。
鲍林担任过美国化学学会的主席，因此他曾期望这一团体会向他表示祝贺，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美国化学学会的学报对得奖的事冷眼相看，实际上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仅仅在一期的封底印一小段文字隐隐约约地提到了这件事，
鲍林对许多人不约而同采取的冷漠态度感到很意外，因而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但是，他和往常一样，咽下了这口气，行动上显得很爽快，装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然而，他在内心深处却很不平静。得奖时喜出望外的心情，很快就为失望忧郁的情绪所取代。无论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人们对这一消息的态度深深地刺痛了鲍林的心。对此，他迅速然而是有点莽撞地作出了反应，并且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生活的航向。
10月18日，离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正好一星期，鲍林在他的梅德尔寓所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摄影机不停地转动和摄影时发出的咔嚓声中，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的声明：他将要请假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任职。这一中心位于圣巴巴拉市，是专门研究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出谋划策的智囊机构。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口否认他与加州理工学院之间存在着“裂痕”；他说，他到另一个地方谋事，反映了他个人权衡轻重之后的选择，而且在得奖之前就已有打算。他突然宣布提问结束，请各位记者退场。
若干天以前，也就是杜布里奇的言论刚刚见报的时候，鲍林就通知化学系主任罗伯茨，说他打算永久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不无遗憾”，他在给罗伯茨的书面报告中写道，“我毕竟与诸位同仁在此度过了41年多难忘的岁月。”——罗伯茨赶紧向杜布里奇转达了这一消息。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曾经有些不大了解内情的人试图出面调停这件事，看看能不能留住鲍林——甚至鲍林也一度希望杜布里奇亲自出面劝他留下来——但是，杜布里奇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正想一劳永逸地拔去这一根刺，而且似乎不愿再把此事拖延下去了。
除了鲍林的家人和校方少数人之外，鲍林的记者招待会使学校里其他人都感到十分意外。化学系大多数人，包括与他在一起干了四十年的人在内，都是从报纸上得知他要离开学校的消息的。接着，化学系迅速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会上，鲍林请在他的研究项目中工作的人放心，他们一定会得到照顾，他已经作好安排，让他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工作，一直到他的研究经费用完为止。
随后，突然间，他的人就不见了。
学校里多数员工都感到愕然。杜布里奇却不动声色，一切照常在运转，似乎鲍林从来就没有在学校里工作过一样。他除了简单地敷衍几句，代表学校对鲍林的声明表示遗憾外，没有作出任何别的反应。几个星期以后，德尔布吕克和他在生物系的几位同事——这些科学家清楚鲍林的最新研究所具的价值，并且支持他反对核试验而进行的活动——设法诱使鲍林回来参加一次小型的聚会，庆祝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次聚会是在科克霍夫实验室和教会实验室间的平台上进行的，与鲍林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时举行的盛大庆祝会相比，确实有相形见细之感。许多生物学家到场了；相当多的化学家却没有露面。与会者都装出了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但整个下午都笼罩在黯然神伤和若有所失的气氛中。对鲍林是如此，对加州理工学院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鲍林从加州理工学院离职后几个星期，一直忙着搬家前往圣巴巴拉的事。他还告诉美国化学学会，他要退出该组织。
尽管媒体作出了消极的反应——也许正出于这一原因——鲍林现在更加有名了，他能够在化学领域之外找到谋生的岗位。合众社投票将他评为1963年科学界的头号新闻人物，和平运动人士则鼓励他竞选总统的职位，至少是参加参议员的竞选。
鲍林仍能确保自己是一位媒体关注的人物。4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了纪念国家科学院百岁华诞的庆祝大会，鲍林又在会上出风头，公开抨击肯尼迪新近宣布派人登月的计划。他将这一登月计划称作为一项“可鄙的”举动。他说，用于回答一个有关月球的问题所需的金钱，可以用来回答成千上万个有关人体健康的重要问题。《华盛顿邮报》在第一版上引述了他的讲话。鲍林这篇讲话有可能给国家科学院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投上阴影，为此，第二天，大会主席弗雷德里克·西兹感到有必要找一个机会让鲍林与记者分开。他将鲍林拖到一个房间里，向他说明，在这样一个专门用来庆祝科学成就的场合，无论如何要避免对政府作攻击。鲍林同意，为了科学院的利益，他可以不再说话。当他们回到现场时，一位记者问起，“西兹博士有没有训斥您一顿？”鲍林看了他一会，笑了起来，反过来问，“谁敢呢？”
人们可以鼓励他去干什么，但谁也不能指手画脚强迫他。62岁之际，鲍林开始离开他干了40年的行当，向他亲自设计和筹建的实验室告别，辞去了他曾担任过主席的专业学会，从头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就是他对这一切所持的看法。但是，在许多人眼里，鲍林似乎砍倒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在未来的十年中，他将过起漂泊不定的日子。
又见奥斯陆
1963年余下的日子里，鲍林夫妇仍然是忙忙碌碌的。爱娃在圣巴巴拉跑遍了大街小巷，终于在环境幽静的蒙特希多地区热泉路上找到了适合他们居住的一幢小屋。房前是一个漂亮的花园。于是，他们开始制订搬家的计划，两个人决定，他们在帕萨迪纳的房子将不拿到市场上出售，而让琳达和卡姆搬过去居住。爱娃和鲍林还与一位建筑师谈过，他们希望在鹿寓牧场造一幢新房子。此外，他们又忙着准备在12月份出访挪威，去参加诺贝尔奖授奖仪式。
11月下半月，鲍林和全国人民一样，得知肯尼迪总统遭到暗杀，几天之内，一切事情都停了下来。在国际政策上，尽管鲍林与肯尼迪存在着意见分歧，但他仍然赞赏这位年轻总统办事果断的作风，赞赏他邀请自己到白宫作客的宽阔胸襟，赞赏他明知有意见分歧而仍对他以礼相待的潇洒气度。“我喜欢肯尼迪，”鲍林后来说道，“尽管我与他曾经吵过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次讲话谈到世界和平的事业，鲍林总要主动赞扬肯尼迪在签订禁试条约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鲍林一行抵达奥斯陆时，肯尼迪暗杀事件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鲍林一家从飞机上走下，一群记者和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官员上前迎接，唯独不见美国官方的代表。美国使馆借故说，他们正处在悼念总统的悲哀中。然而，在人们的记忆里，诺贝尔奖得主的祖国不派代表去迎接他们得奖的公民来挪威领奖，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此，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加纳·贾恩感到很恼火，然而鲍林却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这是美国国务院又一次作出的冷战姿态，他已习以为常了。
鲍林在周围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喜笑颜开地告诉大家，他的四个孩子和孙子莱纳斯三世也一起来了。他们打算在三天的时间里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观看火炬游行，聆听一系列演说。
颁奖仪式是在奥斯陆大学的节日大楼里举行的，到场的人很多。鲍林在领奖时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表示荣誉也属于爱因斯坦、罗素和“其他成千上万”为和平事业辛勤工作的人。结束时，还特别提到，有一个为正义事业奋斗的人有权与他共享这一项奖励：爱娃·海伦。“在争取和平、反对压迫的斗争中，她是一位不知疲倦并永远鼓励我前进的伴侣和同志，”他对在场听众说。“我在这里，代表她，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庆祝活动过后，鲍林一家没有马上回国，他们又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进行了观光和旅游。他们在奥斯陆与朋友们一起过了圣诞节，欣赏了瑞典和挪威冰天雪地的风光，然后到达哥本哈根庆贺新年。1月初，他们飞回纽约。此时，全世界和平人士总算找到了时间组织一次集会向鲍林致意。这次活动是由罗素、库辛斯、施韦策和另外几十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