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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算是他向加州大学校务委员们说声再见的一种方式。
在许多方面，斯坦福大学的情况要好得多。不说别的事，帕罗·阿尔托离开他的大苏尔牧场就要近得多。他和爱娃频繁地往返两地之间就不再那么费事了。化学系的老师对他的加盟也感到非常高兴。在私立学校里，退休年龄不再是一个问题，他再也碰不到与校务委员们磨擦的麻烦。再说，旧金山地区的政治气候还是比较平和的。
但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鲍林不得不与他人达成一笔交易，就是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半的钱，再加上得到的全部资助，用来支付有关人员的工资。一年之后，工资就根本没有保证了。仅有的实验场地又很小，而且与化学系主楼是分开的。
鲍林心里想，关于分子矫正的项目一旦能得到资助，情况就会有好转。他和爱娃在帕多拉谷地，离校园5英里的山区，找到了一所外表朴实但还算比较舒适的房子，房子里有一座用石块建造起来的大火炉，配上用天然木料制成的家具，一切与他们在帕萨迪纳的老房子还是比较相像的。
他想，这下他也许可以结束飘泊不定的岁月，真正安顿下来，在科研上做一点重要的工作了。
23 维生素C
普通感冒的终结
鲍林对医生并不讨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们不怎么尊重。
其中部分原因可追溯到50年代末。有一天，他在圣地亚哥医学协会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谈论分子型疾病的问题。在他发表演讲的时候，有些医生不时地谈笑和碰杯，使他有一点恼火。随后，他和爱娃出席了在一位协会官员家里举行的招待会，他在无意中听到有人议论说，因为鲍林事先同意免费作讲演，所以他们可以集资去请一位真正有本事的医生下一个月来作一次演讲了。鲍林夫妇俩感到这是对他们的轻慢，从中看到了医学界人士心目中高低贵贱的标准。“无意中听到这些议论后，我下定决心，自此之后，任何医学团体要我去讲话，如果我认为给我的津贴和酬金，与他们给医生支付的相应酬谢不相称，我就一定会拒绝这一类邀请，”他说道。
医学界在金钱上的态度还是问题的一方面。在鲍林看来，有些情况下，医生们并不真正懂得他们本人研究的成果所具的价值。这种现象促使鲍林决定就维生素C问题展开一场公开的讨论。
60年代末，在一般情况下，鲍林对抗坏血酸及其作用一直采取沉默的态度，只是偶而谈到这种物质与其他营养成分一起可以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但是，到了1969年下半年，鲍林感到斯通在理论上进行的论述是正确的，再加上自己在防治感冒方面成功的经历，他开始就抗坏血酸与一般健康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对西奈山医学院的医生们所作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他本人运用维生素C来预防感冒，收到了成效。他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收到了维克多·赫伯特博士写来的一封“言辞非常尖锐”的来信。赫伯特是一位著名的临床营养师，曾经帮助过制定维生素日荐量的美国标准。他在信中攻击鲍林说，他用维生素C的所谓优点为江湖骗子提供了帮助和安慰。赫伯特质问鲍林：哪里可以找到处于严密监控下临床研究的资料，可以用来证明抗坏血酸的确对感冒具有防治的作用？
鲍林感到很意外。的确，他从来就没有查阅过有关维生素C的文献，仅仅读了斯通写的几篇论文的摘录。于是，“在赫伯特这位老兄尖锐言辞的刺激下，”他开始像以往习惯的那样，一头钻进有关的科技杂志里，搜寻有关的资料。
与此同时，《小姐》杂志的一位作者与鲍林联系，征求他的意见，写一篇关于维生素C有益健康的文章。鲍林提供了自己观察到的一般性结果，认为“维生素C的最佳用量将有利于健康和智力的增进”。他还请读者阅读他用分子矫正法治疗精神病方面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69年11月号《小姐》杂志上。文中的论点遭到哈佛大学营养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斯戴厄的反驳。斯戴厄说，鲍林“不是营养学权威”，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维生素C有助于普通感冒的预防；事实正相反，二十年前在明尼苏达大学对五千名学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调查，结果使人确信，维生素C对感冒根本就不起作用。
这可刺痛了鲍林。他很快找出了有关的研究资料，发现斯戴厄说明的事实是错误的。他所提到的1942年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一共调查了363名学生，在为期28周的时间里，有些学生服用的是安慰剂，有些学生则服用了过量的抗坏血酸。的确，论文作者在结语中提到，就上呼吸道感染而言，维生素C没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鲍林对文中的数据作了更加严密的研究，发现作者的结论是错误的。尽管鲍林认为试验者给学生服用的剂量很小——平均每天只有180毫克，而鲍林现在讲的是要用3000毫克——这些研究者在事实上还是见到了作用：过量服用维生素C的学生中，感冒减少15％，而且其中患上感冒的人，与服用安慰剂的学生相比，其严重程度要轻30％。维生素C既不是预防药，更不是特效药，但根据鲍林的估计，它所产生的作用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
鲍林发现，在维生素C与感冒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其他一些报告也有同样的情况——维生素C产生的某种功效未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医生似乎一门心思企求找到一种特效药，因而对显示出来的部分功效就不感兴趣了。他们使用的剂量都比较低（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只有150—250毫克——这虽比美国的日荐量高了好几倍，但比鲍林和斯通认为具有保护性的剂量却要低许多倍），而且他们希望寻找的是一种药效很强的物质。
鲍林认识到，问题就在于学者们的意图是让维生素C起到一种药品的作用。在检验药物疗效时，传统的做法是弄清楚药物剂量的微小改变能不能引起疗效的巨大差异，而剂量过大就可能产生致命的影响。一般的倾向是期望相对较小的剂量能带来重大的疗效。
但是，在鲍林眼里，维生素C只是一种营养品，并非是药物。在医学研究人员看到某种细微的疗效时，他认为理所当然地应当采用更大的剂量去作进一步研究。鲍林在查阅有关文献时，至少发现有一份报告，表明如果作下一步研究将会发生怎样的结果。1961年，一位名为李泽尔的瑞士学者对279名滑雪者作了一次试验，他给其中一半人每人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维生素C——这是明尼苏达大学研究所用剂量的5倍多——另一半人则服用安慰剂。李泽尔发现，与服用安慰剂的滑雪者对照，服用抗坏血酸的滑雪者患上呼吸道感染的天数少了61％，而且患者的症状减轻了65％。
鲍林认为，这是有利于自己想法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将其绘成示意图，沿着基线标明维生素C的服用量，沿着边线标明对感冒的影响，那么，从明尼苏达研究的结果出发（较小剂量产生较小影响），就会有一条直线指向瑞士的研究结果（较大剂量产生较大的影响），鲍林还找到了另外一些论文，其结果与这种图形是完全吻合的。的确也有一些考察过的研究结果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影响——鲍林估计这种情况是由研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研究者所用的剂量太小，试验周期也太短，有些研究者则因为故意的失察或无意的盲目视而不见有关的结果——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那么一小批认真进行的临床研究支持鲍林和斯通关于维生素C和健康的一般性理论：服用的维生素越多，越接近越大剂量的标准，患病的概率就越小，即使患病，症状也越轻。鲍林查阅文献后得知，抗坏血酸对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如小儿麻痹症和癌症，也有良好的效果。不过，在文献中，有更多的实例涉及到普通感冒的作用。
1970年春天，鲍林打算将自己的发现分之于众了。
他认为自己不能再等待。他心里想，有过硬的证据表明，这是一种价格便宜、容易买到的营养品，至少可以用来使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免生折磨过千百万人的一种疾病。再说，也许会带来比这更有意义的结果。鲍林曾经读到过一些资料，说是在冬天为大雪封闭的几个小村庄，村民们谁也不会生感冒，因为此时根本就不存在呼吸道病毒源。但是，当春天来临时，有客人造访，他们也把感冒带进了村庄，每个人都将是受害者。如果服用维生素C，许多人增强了抵御感冒的免疫力，那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世界上流行着两百多种感冒的病毒，它们复制自身的地方会减少很多；流行感冒的情况会缓解；感冒病毒的数量也会减少。“如果在世界范围内降低感冒的发病率，”鲍林心里想，“那么普通感冒也会像英伦三岛的天花一样彻底地消失。我可以预测，也许再过十年或二十年，世界上有些地方就能达到这一个目标。”广泛而又适当地应用维生素C，也许就意味着普通感冒的终结。
当然，这不但会大大减轻这个世界上人们承受的痛苦，而且也会使莱纳斯·鲍林的名声更响亮。鲍林已经是快到古稀之年的人了。他发现阿尔法螺旋并获得诺贝尔奖，从而在国际上出了名，从那时算起，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此时，已有人开始谈论，因为他在镰状细胞上所做的工作，要不要给他颁发第三个诺贝尔奖，也就是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兑现。在这几年中，他的精力都投入政治了，而他近来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他已置身于科学发展的门外，成了一个历史性人物。
鲍林可不甘心做这样一个人。他不打算躺在徒有虚名的荣誉位置上，仅仅在一些礼仪性场合露露脸，让年轻人去摘取一顶顶桂冠，而没有他鲍林的份。他身体仍健壮有力，头脑仍机敏聪慧，他仍然是一名战士。分子矫正医学是他发挥雄心壮志的最新阵地。他主张为身体和大脑创造最佳的分子环境，至今尚无人能表明这一思想有什么不当之处。他发现了坏血病与维生素C之间的关系，表明人体大量摄入维生素C具有增进健康的作用。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将这些成果公之于众，不但有利于公众的健康，而且是用令人信服的实例证明他的一般理论是正确的。
1970年3月引日，他与长期来一直为他出版教材的弗里曼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正式出版一本关于普通感冒的小册子。这将是一本科普性读物，书中，他要通俗地介绍他的思想，沿着《不再有战争！》一书的思路，直接地向公众传授有关的知识，读者也许会从中得益。在接下去的两个月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大苏尔牧场，潜心著述这本书。与此同时，他又草拟了一篇学术性更强的论文，准备将自己的发现向《科学》杂志投稿。
鲍林这本书的名字为《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书中，他力求体现概念清晰、结构紧凑、通俗易懂的惯常风格，详细阐述了他研究有关文献资料得到的结果。全书综述了其他学者精心设计的五次试验，有关结果都证实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文中还介绍了医生们多次用维生素C治疗感冒的经过，从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据，表明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是安全的。鲍林的书满怀信心地宣称，每天服用几克维生素C，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引起轻微的腹泻，这与药店里很容易买到的阿斯匹灵可能产生的毒性相比，应当说是非常安全的。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总结了他关于分子矫正的设想，阐释了斯通关于进化的概念。许多篇幅用在个体的生化特征这一课题上，说明各人对维生素C和其他营养成分的需要量是很不相同的。
1970年11月18日，即将付梓的几份清样送到了有关的报刊，一场规模空前的公开争论沸沸扬扬地开始了。第二天，《纽约时报》引述鲍林的话说，为了处于最佳健康的状态，为了预防感冒，每人每天需要服用1至4克维生素C。鲍林则借此机会抨击医药界——从医药公司一直到医学杂志和广大医生——企图抹杀有利于抗坏血酸的证据。他们干吗要这样做？记者向他问道。鲍林回答说：看一下生产感冒药物的厂家吧：这是每年五千万美元的生意，有人愿意在医药杂志上刊登铺天盖地的广告。
这就迅速地招来了医生的反感，同时也触犯了医药刊物的编辑，因为他们不喜欢人们得出这样的印象，似乎他们把利润看得比人的健康更重要。医学界看到了鲍林的想法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感到有必要作出一定的反应，而且必须迅速地作出反应。
这本书非常畅销，维生素C也因此身价百倍了。至少在公众方面来说，鲍林选择的时机可谓是恰到好处。60年代又再次出现了崇尚“自然健康”的热潮，许多人凭着自身的经验，相信人的肉体、精神和灵魂是合一的。汇入这一时尚洪流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归真返璞、选择天然食品的倾向；对瑜树修行的迷恋；对针灸、闭目养神和其他东方医药的信仰；早已失传的西方自然疗法和顺势疗法的新生。鲍林关于维生素C提供的信息回荡在千百万人的心目中。医学走上了公司化、程式化和命令化的道路，过分依赖于药物治疗，许多人开始对这种情况产生了反感，希望把自身健康的责任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要尽量采用顺其自然的做法。鲍林发出这一信息的时机，正好是在美国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许多天然食品商店的时刻，几乎每一家商店都有供应草药的专柜，陈列养生和健康刊物的书摊，出售各种维生素的一个个庞大的货架。
鲍林这本书的出版在全国各地激起了一阵维生素C热。维生素C的销售量直线上升，一个星期里就翻了一番、两番、三番。药品店老板接受各地报纸记者的采访，鼓动人们到他们的商店去购买维生素C。批发店里的库存很快就出空了。“维生素现在已供不应求，需要量甚至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