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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儿童把棉花和羊毛的纤维用于纺织品这个例子的一些情况（当然，我只讲了它的一两个基本的方面），对于每种作业所使用的原料和应用的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适用的。这种作业给儿童提供真正的动机和直接的经验，并使他接触现实。它起了这一切的作用，另外，把它转化为历史的、社会的价值和等同于科学的东西来看，它的作用范围就更扩大了。随着儿童的心智在能力和知识上的成长，这种作业不仅是一种愉快的东西，而且越来越成为理解事物的媒介、工具和手段，因而相应地改变了它的作用。
其次，这种作业对科学的教学也有关系。在目前情况下，一切活动要取得成功，在某些方面和某种做法上就必须受科学专家的指导——这是关于应用科学的问题。这种联系应当决定它在教育中的地位。学校中的作业即所谓的手工或工艺不仅能提供应用科学的机会，科学阐明这些作业，使它变得更重要而富有意义，不是单纯的手和眼的事情；而且，由此所得的科学的洞察力，乃是自由而主动地参加现代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柏拉图曾在什么地方说过，奴隶之所以为奴隶，乃是他的行为不是代表自己的思想而是代表别人的思想。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要比柏拉图时代更为迫切，因此做事的方法、目的与理解必须存在于做事的人自己的意识当中，使他的活动对他自己应当是有意义的。
当我们用这样广泛而富有意义的方式来设想学校中的作业活动时，还经常听到各种反对论调，认为这种作业在学校中不应该占有地位，因为它们是唯物主义的、功利主义的，或者它们的倾向是卑贱的。这真使我惶惑不解。有时在我看来，持这种反对论调的人简直是生活在另一世界！我们大部分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其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任务和职业，都有一些事情要做。有些人是经理，有些人是下属，不过前者和后者重要的事情都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受教育，这种教育使他能够在他的日常工作中认识它含有重大而有人生的意义。今天有多少被雇用的人不过是他们所使用的机器的附属品！这或者一部分由于机器本身或者非常偏重机器生产的制度；但是大部分确是由于工人没有机会发展他的想象力和他的同情的眼光来领略他工作中社会的和科学的价值。目前，存在工业制度基础上的各种冲动，在学龄时期，不是实际上被忽视了，就是确实被歪曲了。除非在儿童和少年时代他们的建设和生产的本能就被有系统地抓住了，除非它们按照社会的方向加以训练，并为历史的解释所丰富，为科学方法所控制和阐明。我们的确甚至不能找出我们经济罪恶的根源，更不能有效地处理它。
如果回溯几个世纪前，我们就发现一种学术上的垄断。的确，“有学问”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名词。学问曾是一个阶级的事。这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一个必然结果。绝大多数人缺乏任何手段去接近知识的源泉。这些知识都积储和秘藏在手抄本中。其中只有少数是有价值的，而且需要穷年累月和辛勤的预备，才能从中有所收获。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这样的情况，即一种学术上的高级僧侣防守着真理的宝库，而只在极严格的限制下才对人民群众给点施舍。但是如我们曾经指出的，作为工业革命的直接结果，这种情况改变了。印刷术发明了，而且商业化了。书报、杂志大量出版，价格便宜了。由于机车和电报的发明，频繁、迅速和廉价的邮递、电信、交通也出现了。旅行变得更方便了，迁徙自由，随之而来的思想交流也无限地便利起来。一场知识的革命已经发生。学术已进入流通状态。尽管今后仍然有、也许永远有个别一类的人以从事研究为专门职业，可是，一个特殊的学者阶级从此不可能有了，这是与时代精神不调和的。知识不再是凝固不变的东西，它已经成为变动不定的东西。它是在社会自身的一切潮流之中积极地活动着。
显而易见，关于知识材料的这个革命，使个人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知识方面的刺激，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源源不绝地向着人们倾注而来。那种单纯地从事知识的生活，即学者派头的生活，因此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学究式的人物和院士不再是光荣的称号，而正在变成嘲弄人的名词。
但是，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学校态度必须改变，而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还远远地没有认识到它的全部意义。我们学校的各种方法以及绝大部分的课程，都是从旧朝代承袭下来的，当时作为接近学术的惟一门径的某些符号的学习和自由运用是最为重要的。这些方法和科目虽然表面已经改变了，可是旧时代的各种思想大体上仍控制一切。我们有时听到，初等学校甚至中等学校里所设的手工训练、艺术和科学遭到反对，理由是这些科目倾向于培养专家，因此贬低了我们当前广博的自由文化的结构。这种反对论点即使不会导致可悲的结果，也将是非常可笑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才是非常专门化的、片面的和狭隘的。这是一种几乎完全被中世纪的学术观念所支配的教育。这种教育大体上只能投合人性的理智方面，投合我们研究、积累知识和掌握学术的愿望；而不是投合我们的制造、做、创造、生产的冲动和倾向，无论在功利的或艺术的形式上都是这样。把手工训练、艺术和科学当做技术的和倾向于纯粹专门化的而加以反对这个事实，其本身就是为统治当前教育的那种纯粹专门化的目的提供最好证据。如果教育不是实质上视同纯知识的、学术的研究，那么所有这些教材和方法将受到欢迎，受到最殷勤地采纳。
当把学术专业看作是文化或自由教育的类型时，一个机械师、一个音乐家、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农民、一个商人或者一个铁路管理员的训练，就会被看作是纯技术的和专业教育的类型。它的结果是我们到处所看到的“文化”人和“工人”的区分，理论和实际的脱离。全国学生中受高等教育的不足1％，进中学的只占5％，半数以上的学生于读完小学五年级或者在此之前就离开学校了。这一情况的最简单的事实是，在大多数人中间，突出的理智的兴趣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他们有所谓实际的冲动和倾向。其中不少人虽有天生的强烈的理智兴趣，但社会的情况却阻碍它的充分实现。其结果，大量的学生一经获得初步的知识，获得足够的在生活上实际应用的读、写、算的符号，就离开学校。尽管我们的教育界领袖们谈论着教育的目的在文化的陶冶，在价格的发展，等等，可是大多数学校里的受教育者却把它当作是获得足够的面包和牛油，以勉强维持一定生活的一种狭隘的实用的手段。如果我们要从不那么狭隘的方面去设想我们的教育目的，如果我们要给教育的过程添加一些活动，而这些活动投合于那些其主要兴趣是要做和制造的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学校所施加于它的成员的影响将更为生动，更为持久，含有更多的文化意义。
然而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作这个说明呢？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的和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完全的变革。这个变革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凭着预想的目的在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这个变革已经在进行。我们学校制度的那些改革，通常表现为仅是细节上的变更和学校内部机构的改良（即使那些最积极关心它们的人也这样看，至于那些旁观者步不用说了），实际上这就是发展的标志和证明。采用主动作业、自然研究、科学常识、艺术、历史，把单纯的符号和形式的课程降低到次要的地位，改变学校的道德风尚、师生关系和纪律，引进更生动的、富于表情的和自我指导的各种因素——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出于更大的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在要做的事是把这一切因素组织起来，理解它们的全部涵义，把它们所含的观念和理想彻底地、不妥协地在我们的学校制度中体现出来。这样做意味着使每个学校都成为一种雏形的社会生活，以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各种类型的作业进行活动，并充满着艺术、历史和科学的精神。当学校能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每个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时，我们将拥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的最强大的并且最好的保证。
（赵祥麟译）
二、学校与儿童生活
上星期我曾试图向你们阐明学校与更广大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教材和教学法进行一些改革，使它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需要的必要性。
今天我想从另一个方面考察这个问题，考虑一下学校与在校儿童的生活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由于难以将一般原理与像幼儿这样十分具体的事情联系起来，我冒昧地从“大学初等学校”的工作中介绍大量可以说明问题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你们也许赞赏这个方法，从中提出这些观念本身是从具体实践中产生出来的。
几年前，我曾在本市四处寻找供应学校用品的商店，打算找到从艺术、卫生和教育的观点看来完全适合儿童需要的课桌椅。我们历经了很多困难去找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最后，一个较机智的商人说了这样的话：“恐怕我们没有你们所需要的东西，你们所要的东西是儿童能用来工作的，而我们这些全都是供静听用的。”他的话是对传统教育的真实情况的描述。正如一个生物学家能用一两块骨头重新构成完整的动物一样，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普通的教室，一排排难看的课桌按几何顺序摆着挤在一起，以便尽可能没有活动的余地，课桌几乎全都是一样大小，桌面刚好放得下书籍、铅笔和纸，外加一张讲桌，几把椅子，光秃秃的墙，可能有几张图画，凭这些我们就能重新构成仅仅能在这种地方进行的教育活动。一切都是为“静听”准备的，因为仅仅学习书本上的课文不过是另外一种“静听”，它标志着一个人的心理依附于另一个人的心理。比较说来，静听的态度是被动的、吸收的，它还意味着已经有一些现成的材料，是地方教育官员、教育局和教师准备好了的，儿童要在最少的时间内接受这些教材，接受越多越好。
在传统的教室里，让学生活动的余地是非常少的。儿童能用以从事建造、创造和积极探究的工场、实验室、材料、工具甚至必要的空间大都是缺乏的。和这些过程有关的事情在教育中甚至没有明确公认的地位。这些都是在报纸上写社论的教育界的权威们通常称之为“赶时髦”和“不必要的装饰”的东西。昨天一位女士告诉我说，她参观了各种各样的学校，想找到一所学生的活动比教师给予知识更重要的学校，或学生具有需求知识的动机的学校，她参观了24所不同的学校，才找到前述的例子。我可以补充一句，那所学校不在本市。
这些有固定课桌的教室说明的另一件事就是，一切事情的安排都是为了尽可能管理更多的学生，把他们看作单个人的集合体；这些教室还同时意味着，学生被看成是被动的。儿童在行动时，他们就使自己变成了个人，他们不再是一个人群，而变成了我们在校外、在家中、在家庭里、在游戏场上和在邻里中所习见的有显著个人特点的人。
在同样的基础上，可以说明方法和课程的划一性。只有一切事情都是以“静听”为基础时，你才能有统一的教材和方法。耳朵和反映耳朵的书本构成了同样适用于一切人的媒介。几乎没有机会适应不同的能力和需要。有一大堆——数量是固定不变的——现成的结果和技能要所有儿童在同一时间内同样地学会。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产生了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课程。世界上需要的知识、需要的专门技能实在太多了。于是产生了把这些课程按6学年、12学年或16学年划分的数学问题。现在每年仅仅只将总数中的相应部分给予儿童，在他们学完以后，他们就掌握了全部课程。每小时、每天、每周或每学年涉及的东西十分多，每一样东西都是极其均匀地提出的——假定儿童没有忘记前面学过的东西。这一切所产生的结果就是马修？阿诺德①所转述的一位法国教育当局人士自豪地告诉他的，成千上万的儿童在某一小时，就说十一点钟吧，都在上地理课；在我国西部的一个城市，教育局长照例对陆续前来的参观者重复这种得意的吹嘘。
为了说清楚旧教育的几个主要特点，我也许说得夸张些：消极地对待儿童，机械地使儿童集合在一起，课程和教学法的划一。概括地说，重心是在儿童以外。重心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你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惟独不在儿童自己的直接的本能和活动。在那个基础上，儿童的生活就说不上了。关于儿童的学习，可以谈得很多，但学校不是儿童生活的地方。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一种变革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一场和哥白尼把天体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①Ma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及批评家。——译者
如果我们从一个理想的家庭找一个例子，这个家庭的父母十分贤明，懂得什么对儿童最有益，并能满足儿童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儿童是通过社交性交谈和家庭的组织进行学习的。在进行谈话时，有些是对儿童有兴趣、有价值的东西：进行了叙述，提出了询问，讨论了问题，儿童继续不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