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对待。他要求我们做到的，绝对是他自己做人的风格原则。这是我们兄弟两个成长中得到的最大的教益。我的母亲曾经在信里这样夸赞我的哥哥：“从各方面看，你的立身处世都有原则性，可以说完全和你爸爸一模一样。对黑人的同情，恨殖民主义者欺凌弱小，对世界上一切丑恶的愤懑，原是一个充满热情，充满爱，有正义感的青年应有的反响。你的民族傲气，爱祖国爱事业的热忱，态度的严肃，也是你爸爸多少年来从头至尾感染你的……”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我母亲在和我父亲这么多年相濡以沫中，她对我父亲人格最真实的感受。
记者：那么以您父亲这样严谨的性格，你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对父亲是不是有敬而远之的感觉呢？
傅敏：尽管父亲自己在翻译界、艺术界有很高的地位，但他在家里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对家人的爱是很细腻很具体的。他会用蝇头小楷细细的抄下《艺术概论》的全文来给他的孩子作为艺术教材。每当我的哥哥要弹奏什么世界名曲，我的父亲总是提前为他准备好许多关于作者和曲子的背景材料，很多是从法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做这些工作，我的父亲是在他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翻译工作之外挤出时间来的，有时甚至是拖着沉重的病体。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父亲，他嘴上不会多说，但他在行动上，在《家书》的字里行间表达了一位父亲最热烈、最真挚的爱。
他鼓励、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他教育我们要有自己的见地，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是他很重要的一种教育观念，也是他经常实践的一种方式。
记者：您和您的哥哥，一位是世界闻名的音乐家，一位是出色的外语特级教师，应该说除了基本的人格塑造以外，您父亲也培养出了两个优秀的人才，那么在具体的技巧训练上，您的父亲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傅敏：我觉得我父亲在培养我们两个成才中，他最成功的做法就是鼓励、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他教育我们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是他对我们的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种观念，也是他经常实践的一种方式。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学习国文或外语时遇到问题了，父亲从来不会给我们直接的答案，或是把我们的错误纠正了就了事，而是让我们去一边自己思考，过一会儿再让我们说出自己的认识，如果不对，就继续思考，到自己能认识满意为止。现在素质教育提得很多，内容也很多，我的理解是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维是第一位的。事实上，现在的教育越来越侧重灌输，思考的余地太小了。
音乐流水席——三两主题，无数变奏…庄裕安
套一句文艺腔说，“人生是一首歌”，如果换成《傅雷家书》的讲法就更令我服膺，“人生的苦难，theme主题不过是这几个，其余只是variations变动而已”。提到音乐与人生，如果有人不耐烦于节奏、和声、旋律、对位的点点滴滴，一定要单刀直入来破题，我愿意把人生简化成为主题和变奏的曲式。
纯粹的音乐就是造型艺术，可以把主题动机、发展变奏和再现一一拆卸，入迷的爱乐人也能玩模型飞机。我最喜欢拿耳熟又叫不出名的主题，考倒我的朋友来与君同乐，要是我会玩乐器和作曲，宁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玩一整个下午的变奏。我希望全中国的小孩接受音乐启蒙时，不要以为音乐是用来指导人生的，即使在二三十年以后，音乐果然指导起人生。
多数人以门禁森严的乐理为苦，我反而觉得因为乐理而使古典音乐平民化，它正展现来者不拒的有容乃大。举凡抽象的艺术都需要具象的界说，像戏剧的“三一律”或诗的“音步韵脚”，一般人只要懂得欣赏的规矩，哪里用得着像创作者那般剔透。通才教育的中小学音乐课程，已经提供欣赏古典音乐足够的乐理养分，只是被升学教育开成“地下铁”。平常人只要能辨认提琴族、管乐族，各家兄弟妯娌的音色，再搭配一套邵义强先生的名曲解说，就可以算是入了门，先不必追究“史特拉第发利”和“瓜奈里”小提琴的同体异质。
巴赫时代披星戴月去听某位名家演奏管风琴，跟现在跨国预约隔年萨尔茨堡音乐节门票，其精神毅力是有些类似。从前要听交响曲可真劳民伤财，室内乐还可能呼吆凑数，留声机的发明几乎改变音乐本质。音乐本来是时间的艺术，唱片却改造它稍纵即逝的特点，时间能够复制和保存，大大提升演奏家的知名地位，我们几乎遗忘了上个世纪的大指挥家，但“卡拉扬学派”肯定要流传到下个世纪。唱片的通行，使音乐接近书籍的个性，有文摘、选辑、改写各种式样的版本，谁会静下来毫不间断听一首布鲁克纳１００分钟的交响曲？
精致艺术的推广，往往会沦于破坏，因为急功近利的手段，而扭曲崇高的本质，这个课题已不局限音乐文学，早扩充成整个地球人类的文化生态问题。每个年代都修正一小步，往往造成极可怕的偏航，引发的不是可逆的物理变化，而是不可逆的化学变化。看过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可能让人误以为亲炙了托尔斯泰精神，听到“台北的天空”和“平均律”的混合编曲，也可能让人误以为接近了巴赫精神。我愿意设想导演和编曲者原是良心诚意，可是抽象的事物一定要具象表达时，明喻只会摧毁音喻的含蓄。
《傅雷家书》又提及，“雅俗与胸襟往往带先天性的，后天改造很少能把低的往高的水平上提”，原本在书上讲的是交友处世，如果附会弗洛伊德学派的某些主张，正好符合“三岁决定一生”的天机。对我个人而言，跟艺术的缘分真正是天机，当我夙兴夜寐拥护爱戴它时，几乎只能形而下，轻描淡写用一个“癖”字来涵盖。人人都是萨利耶里，人人都是阿玛迪斯，我对历来伟大的艺术家，心里总包藏着又惧又嫉的敌意，又夹杂着销魂蚀骨的柔情，不知该觊觎他们的钱财，还是甘心委身为奴才，到底这是主人抑或仆人的“雅俗胸襟”？
我们的社会不管做什么事，都显得“目的性”太强，我的上一本书甚至也不能免俗，以什么的“一些方法”来“指导人生”。谈音论乐时，我最希望把音乐还给“艺术”，而不要围困它于“社教”，像我们隶属教育部社教司的实验乐团。我们社会对音乐的亏欠，在于太多人要“用”它，太少人要“爱”它。音乐向来不以为它能指导人生，当它偷偷指导起人生时，一遇到大张旗鼓的标语口号，马上要畏缩隐形。
音乐只能秘密指导人生，像我们偷窥隐私的《傅雷家书》，“我们学古典作品，当然不仅仅是为古典而古典，而尤其是为整个人格的修养，尤其是为了感情太丰富的人修养”，或者像“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ｅｇｏ，才能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得有意义”，这些都是音符以外的音符。不喜欢乐理的人，倒不妨先读一读这本讲音乐和道理的家书。
我自己以初生之犊的心情喜欢古典音乐，恐怕是同时看上它简化的主题和复杂的变奏。我的入门曲目相当入境随俗，大约就是除了标题以外，还加上作曲家以文字注明于总谱的《四季协奏曲》和《田园交响曲》。这些曲子给人极大的安全感，每一两分钟乐段，都可以找到按图索骥的对等解说，如果阁下不花这等功夫，就不必往下寻幽。从音乐发展史来看，最初的音乐也是摹拟自然的，这两首音乐出现河流、鸟鸣、雷雨的各种声效，我只忙着对照小提琴、双簧管、定音鼓的声音模仿得相像不相像。
音乐的主题，很像文学，尤其是小说的主题，书评家用几句提纲挈领的话涵盖一本书，所说的正是主题。人生经不起几件大事，小说逃不出几种类型，正像音乐里干净利落的主题。前面提到傅雷所谓“古典的修养”，缩小成听音乐的比喻，就是寻找和锁定主题，从标题音乐的主题一路找到绝对音乐的主题，去枝去叶的过程，其实就是训练人的敏锐和洞见。
从来没有一首成功的音乐，是只有主题骨架的，一定还是依附变奏的血肉精气。《傅雷家书》所附“音乐笔记”，有一篇《什么叫古典的》，就提到勃拉姆斯始终努力压制自己，不让自己流露出刺激感官的美，殊不知他所压制的东西绝对不是魔道，而恰恰是古典精神。古典和浪漫从来不是对立的，古典也绝不是对单纯官能美的轻蔑，有孔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怨”的意味。古典所要避讳的，一个是僵死的学院主义，另一个是低级趣味的刺激感官。
至于音乐里复杂的变奏，也可换成文学的技巧和创意，或是生活的新鲜感觉。音乐真正让人享受的，恐怕全在这一部分，像协奏曲的装饰奏，独奏的长笛或小提琴演出一段炫耀而华彩的“芭比的盛宴”。这些装饰奏，倘若像演员一样有个性，也不必自谦为乐曲的配角，本来就可以和主题互争风采。音乐从来不怕因为好听，而招致媚俗的批评，只有社会真正享受到“乐生”的生活时，历史才会再一次出现比希腊黄金时代更高级的精神平衡。
我自己最先感觉音乐是用来安慰人的，使苦恼升平为清静，后来又叫清静激发为喜悦，这么说来音乐竟是那么接近宗教和灵药呢。所幸音乐又绝不同于《圣经》和《药典》，不必负有立竿见影的治疗功效，宗教和灵药也只是音乐的副作用，事实上严肃的现代学院派，也不愿音乐负这些额外的责任。现代音乐开发新音域，刺激人们对时代的反省，不要沉溺在旧气氛而不知长进。音乐真像朋友，一回生两回熟，我们需要友谊时常会找老朋友，可是生活里处处又有机会结交新朋友，新朋友拓宽生活领域，老朋友保留熟悉交情，两全就齐美。
有些听音乐的朋友，十分考究音响疼惜唱片，是我所学不来的。我有三四打唱片被人借走，有的半年未还，有的都不止两年了，大概应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如此方能“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我发觉有一阵子音乐快要主宰我的生活，只要醒着闲着就得打开唱机，每个礼拜要是不进新片就欲振乏力，只好慢慢设下调虎离山和欲擒故纵之计。音乐给人感觉好像比烟酒咖啡神圣一些，可是操纵起人来可一样荼毒，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地窖金币只进不出，发烧友小心变成“守音奴”。
最后，我要提醒新来的乐迷，伟大的音乐家并不等于伟大的道德家，曾有极邪恶的作曲家竟也写出极神圣的音乐。我又要引用《傅雷家书》的一段语录：“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谈玄说理那么隽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两晋六朝多少野心家，想夺天下，称孤道寡的人，坐下来清谈竟是深通老庄与佛教哲学的哲人”了解音乐的真相，很可能也顺便了解人生的真相，反正也不过几个主题，其余只是一堆变奏而已。
翻译大家傅雷的留法生涯：半年就过语言关
《傅雷家书》在中国知识界之所以大名鼎鼎和广泛流传，在于其字里行间既体现了作为父亲的傅雷（1908～1966年）对于孩子的亲切关怀与严谨教导，也展示了傅雷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而这种“人间情怀”我们在傅译的法文名著中也不难体会。
除了家书之外，傅雷就是以法国文学翻译大家而名世。其实，家书纯属“妙手偶得”，翻译才是傅氏的“出色当行”，他后来选择“闭门译书”为业，以“稿费”谋生计，未取国家一分之俸禄，既可见他一生事业重心之所在，也可见其“译术”之高超。而要谈论傅雷一生事业之渊源，则不可不从其留学法国说起。
傅雷幼年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成人，1924年他考入上海大同附中读高中，由于他颇为激进，参与反帝反封建活动，并带头掀起反对学阀的斗争，颇遭学校当局的嫉恨。母亲为了他的安全，把他拉回乡下。正是在这种求学不得、歧路彷徨的情况下，1927年，傅雷经过反复思考，向母亲提出去法国留学的请求。傅雷是幸运的，母亲是开通的，她变卖田产、筹集资金，极力促成了儿子的万里留学之行。1927年底，傅雷乘坐法国邮轮昂达雷·力蓬号，离开上海，前往巴黎，时年不满20岁。来到异国，人生地不熟，颇不容易，好在严济慈先生给他介绍了正在巴黎留学的郑振铎，傅雷从马赛转乘火车到巴黎后，就通过郑振铎住在了伏尔泰旅馆。
第一要克服的就是语言关，傅雷在国内时并未学过法语，只想着法国是艺术之都，为了从法国文学中汲取养分，便毅然选择了法国。想着朋友“要好好学习Francais啊”的叮嘱，傅雷赶往法国西部的贝底埃去补习法语。贝底埃是法国13世纪修建的古城，很有古典文化遗韵。傅雷在此膳宿在一位法国老太太家里，老人出身于上流社会，受过良好教育，她既是房东，也充当了傅雷的法语教师，她教学的方法很是轻松，没有正式的上课，只是在日常谈话中随时讲解、纠正，傅雷的法语发音和会话就是这样学出来的。另外一位教师则专教课本和文法。总之，傅雷本就天资聪颖，再加刻苦好学，他的法语进步很快。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半年之后，傅雷即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
巴黎大学位于拉丁区，分为文学、理学、法学、医学四个学院，大学离卢佛尔美术馆、卢森堡公园、先贤祠（名人墓）不远。傅雷入校后，即住在法国青年宿舍，他一边去大学听主修课的文艺理论，一边去卢佛尔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听课。上课之外，他更主动接受欧洲良好的文化艺术环境之熏陶，一方面经常去巴黎和南欧众多的艺术馆、博物馆参观美术大师的传世佳作；一方面实地去考察许多艺术圣地；至于接触文化艺术界人士，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世纪20年代的欧洲大陆会集了不少中国游子，他们胸怀大志，游学西方，是为了求取真知，振兴国家。巴黎作为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