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国人不差钱，差的是“不公正”，“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孔夫子当年的告诫，社会的相对公正和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但今天的中国，充当了一个反面的教材。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研究报告《亚洲的分配不均》，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同年5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50％—60％的国民财富。且专家指出，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一方面是拿钱拿到手软的国企高管和腐败官员，另一方面是吃泡面稀饭吃到腿软的下岗职工和底层民工。有钱人翻云覆雨地玩着房子，日进斗金的同时，巴不得着房价日进千里，没钱人有气无力地盼着房子，恨不能来世投身做一只蜗牛，从娘胎里带一座房子出来。一个中国的泡沫房价，把一户普通家庭几十年努力从社会劳动中积攒的那么一点财富又全都给收回去了，只为了给银行撑库房，给地产商撑腰包，给地方政府撑门面，整个中国中低收入者几十年都白忙乎了。80后这一代尤甚，“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那个时代早已如昨日黄花，书中岂止是没有“黄金屋”，连“茅房”都没有！没有房子，我们工作不稳定，连婚也不敢结（现在的丈母娘往往看不上没房子的80后），即便侥幸借窝生蛋给娶了过来，最后还是因为房子问题而矛盾重重。2009年《中国青年报》搞了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2000多人中，74。2％的人表示自己身边的“80后”夫妻因为房子问题产生矛盾的人较多。上一代的血汗钱、这一代婚姻的不幸、下一代抚养的困难，一个破房子，上下三代人受罪。
第20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2）
医疗呢？“白衣天使”堕落化成为潮流，求医还不如求己。这是个有病都不敢生的年头，医院和门诊部是天使的乐园，患者的失乐园，是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感冒，人家可以给你开出几百元的药来。如果你再进到哈医大二院，遇到个于范玲，住院67天，给你折腾出550万天价医药费来，你就是全家祖孙三代像许三观一样喝冷水卖血也看不起这病了。据卫生部的统计，1980年到2005年25年间居民到医院就诊的平均门诊费用和平均住院费用增长了77倍和116倍，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仅增长了16倍。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左右提高到60％。看病难啊，难于上青天！一个重庆的低保户听到能够报销部分医疗费用，竟至于激动到猝死。老百姓的悲哀，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今天的养老，一如当年孔子说的“养猪养狗”，能够给口饭吃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80后这一代的小夫妻而言，社会养老保障的缺失，让他们身兼着双方父母的家庭赡养责任，三对鸳鸯六张嘴，还有一个小孩要奶水。在父母的心中，他们的孩子能够自力更生，摆脱“啃老族”的帽子，已经是阿弥陀佛天大造化了，哪里还奢望着他们来养老呢？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是社会的一大难题。“社会养老”成为了中国老百姓的“鸳鸯蝴蝶梦”。
建国60年来，几代中国人流血流汗，把我们的共和国建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蛋糕做大了，但却发现大部分蛋糕自己没拿到。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我国ＧＤＰ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１０．９５％升至２０．５７％，企业盈余从２１．２３％升至３１．２９％，而劳动者报酬却从５３．４％降至３９．７４％。国家有钱本身不是坏事，中国的问题是老百姓从中受益不多。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说：“现在谈基础设施，都只知道经济性基础设施，就是‘铁公基’，而不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公共卫生、教育、社会服务。而后者才是真正改善民生的。”还有，社会保障在福利国家一般要占到财政的50％左右，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起码要三分之一以上，中国为12％多，差距很大。
第21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3）
再来看工行、中国石油和中国移动这三大国企的例子，它们一年净赚3000多亿，却只有200多亿上缴国库，余下的2800来亿，都被纳入了各自的腰包当中，名义上是国企，使用的是国家的资源，但是90％的利润都归企业本身来分配。民营企业的问题恰好相反，是工资太低。国际上普遍统计，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50％，中国目前的是20％，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势在必行。三十年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把部分人养得膘肥体壮、油光满面的同时，老百姓自身则日渐成为21世纪的“包身工”，“房奴、孩奴、卡奴”们面黄肌瘦，形销骨立。
在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下，“报复社会”成为流行病。福建南平特大杀人案、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特大杀人案、昆明禄劝县特大杀人案、陕西省汉阴县杀人案、南京汤山投毒案、四川成都公交纵火杀人案、湖南益阳纵火杀人案、天津驾车撞人案、北京农民工驾车撞人案……近年来报复社会案层出不穷，杀人者多是被边缘化的、被人漠视的、经济窘迫的“失败者”。福建南平特大杀人案的制造者郑民生被制伏后，高声嘶喊：“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在王府井制造杀人案的艾绪强说，“因为那里是富人聚集地，只能选择在那里与那些富人同归于尽。”
一切的一切，汇聚成温家宝总理2010年的一句话：“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国家大事就两件：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做大了财富蛋糕（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治富”，把财富蛋糕分配好！
第22节：中国老百姓“仇富”吗？（1）
中国老百姓“仇富”吗？
面对这样一个纠结的社会现状，既得利益集团有些如坐针毡，开始出来摆事了。他们说，我才刚刚宽裕一点而已，你凭什么就眼红了？小平同志不都说了吗，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国策。分明是你自己的问题嘛！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还是你祖宗十八代以上的问题，这是“根”源的问题，因为从古到今，中国人就有着“仇富”的劣根性。
中国人民真的有“仇富”基因吗？中国老百姓难道就因为几千年来搞了若干次农民起义，出了几个陈胜、吴广，便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扣上“仇富劣根性”这样一个屎盆子？待富阶层们难道仅仅是因为发泄了一下不满，便成了“民粹主义”的代表？
用“仇”字来形容中国老百姓的心态其实是很欠水准的一种说法。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最具备一种感恩的心态，他们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教化了几千年，而中国传统的孝道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是一以贯之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这是孔子的原话。
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孝道讲究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一个双边的关系，而非单边的伦理信条，它讲究的还是一种人人平等的关系。如果做父亲的慈祥，那么做儿子的就孝顺，如果做哥哥的能爱护弟弟，做弟弟的自然也学会尊敬哥哥。先富的人好比是哥哥，待富的百姓则是弟弟，哥哥对弟弟好，弟弟自然会亲近你，先富的人既然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自然也就没有资格来要求待富阶层对你恭敬有加。
中国老百姓确实有“仇富”的基因，只不过我们仇的是“小人富”，而非“君子富”。“小人富”和“君子富”本来是司马迁总结出来的两种典型的财富模式，所谓的“小人富”就是不择手段只顾着自己闷声发财的，秉承的是儒家哲学中“小人”的德性：自私自利。而“君子富”强调的是自己发财了，也广济博施了，秉承的是“君子”的境界：自立立他。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所要求的是“均衡”，而非“平均”。和追求人人平等的现代西方人相比，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最能忍辱负重的。自古以来，老百姓揭竿而起，没有一个是因为想主动追求山珍海味、酒池肉林和绫罗绸缎的奢华生活的，而是因为被社会现实压力逼得无路可退，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已经忍无可忍了。老百姓所追的是相对的公正，也就是说社会上的贫富差距不能太大，富人吃肉，穷人好歹吃点小葱拌豆腐，而不是喝刷锅水，很多老百姓一辈子的追求不过是“农妇、山泉、有点田”。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不求大锅饭，只要混口饭” ！
第23节：中国老百姓“仇富”吗？（2）
从齐国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读懂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心理。春秋时候，齐国的管仲是一个很注重个人生活享受的中央级高官，非常奢侈，私邸豪宅建了一座又一座，但管仲治国有方，日渐富足的齐国人对他不仅没有怨言，反而称誉有加，连后来的孔子也感慨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这个故事在今天又上演了。最近一段时间，深圳30亿元村官成为了新闻的焦点，闹得沸沸扬扬。一位记者在事发当地采访了一位正在小区内散步的60多岁的阿婆，征求她对这一事件的看法。阿婆说了如下一段话：“20多年前，我还要耕田种地开蚝，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来了，下田耕地更是没日每夜。而今，我一个月领着4500元的分红，家中5口人，有几万元固定收入，谁给我好日子，我就支持谁！”
“谁给我好日子，我就支持谁”，这一句话说出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声！毛主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为官者和富豪们记住这些话，就是中国之福。
“左右之争”：福利社会是天使还是魔鬼？
今天中国社会福利的严重缺失和贫富两个阶层的日趋对立，让左、右两派的斗争再一次成为了焦点。左派要求重新分配财富以实现社会公正，呼吁建立福利国家，而右派则依然坚持“效率优先”那套理论，崇尚自由竞争，认为发展市场经济，赢家过好日子输家过穷日子才是最公正的。一场“福利之战”拉开了序幕。
处于强势地位的右派发动了利益保卫战。开发商一方面开始哭穷，说房价涨幅还比不过大白菜，另一方面口口声声称，开发商只为富人盖房子，而企业家只给投资人赚钱（窃以为，这样的企业家好比“小姐”：谁给我钱，我就让谁上。他们应该没读过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关于企业使命的论述）；学者称富人得不到保障，穷人就要遭殃（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则认为古代中国可能因穷人太穷而衰落）；教授认为上访户是神经病；更有人认为，不应该给拆迁户进行市场价格的补偿，理由是旧房子涨价不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能独占（事实上也就等于在说，低价征地和高价售出的巨额剪刀差只是属于政府和开发商的蛋糕，富人可以下金蛋，穷人只能滚蛋）；最绝的是还有人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有利于社会和谐。
第24节：中国老百姓“仇富”吗？（3）
右派们在发布这些言论的时候，身上穿着“市场经济”的黄马褂，手里拿着“改革开放”的尚方宝剑，额头上贴着“先富后富”的保命符，有了这些家伙，他们心里很有谱。他们认为，福利制度只会培养出一批好吃懒做的穷人，为了保持勤奋的优良传统，还是让穷人们负担重一点的好，不要让他们养成了推卸责任的习惯。他们拿美国当例证，据说今天在美国，人们对福利这个词已经相当反感，有一名靠政府救济金度日的女子在已有６名子女的情况下又生下８胞胎，立即收到美国民众发来的死亡恐吓信。
对此，左派人士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我就不要求北欧这类型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水准也罢，哪怕是能够到达美国这种水平，那也相当的凑合了，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福利标准哪怕是离美国这样的低福利国家也相差甚远，像瑞典、丹麦、挪威这样一些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其社会福利开支占GDP比重均在25％以上，相比之下，美国则不到17％，而中国2007年才5。8％。另外一方面，根据薛涌的研究，北欧这几个高福利国家在人口密度比美国大的前提下，人均GDP要比美国高。也就是说，社会福利的提高，并不必然要阻碍经济效率的提升，相反，福利越高的国家，人均GDP也越高，自然表明经济效益也越高。国际上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北欧一些福利国家不管是总体经济效率还是公司个体的经济效率，都不在美国之下。
2009年5月18日的《经济观察报》上有对北欧国家芬兰的劳动与经济部长毛里？佩卡里宁的采访，他认为绝不是高福利打击了欧洲（典型如德国）的经济效率，真正的原因是各国对教育和技术研发的投资力度不够。福利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团结观念在芬兰社会中发挥着最为根本性的作用，是芬兰社会的基石。在芬兰，如果要促使普通人更勤奋地工作，你必须确保他们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公平的利益。”
左派和右派，到底谁对谁错？其实左右两派完全可以握手言和。
第25节：中国老百姓“仇富”吗？（4）
首先，只有穷人变富，富人才能更富，这是一个经济常识。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当中，内需无疑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而中国今天经济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就在于内需的严重不足，“月光族”“日光族”遍地走。社会基本福利的缺失，使得大量的平民不敢消费，极大地影响了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从而极大地减少了中国富人们的投资回报。有的富人说我只靠投资股市赚钱，跟穷人的购买力没关系。其实如果穷人们变富，也有能力投资股市，那这对富人也大有好处，因为流入股市的钱越多，股票涨得才越多。经济自由派鼻祖的亚当？斯密曾预言过，古代中国虽然GDP世界第一，但必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