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 第115部分

李桂林老人说，参加抗联就没脱过衣服睡觉，那虱子生的呀，够不着挠的地方就往树上蹭，身上挠蹭得没多少好地方了。最难好的是腿，长出“嘎巴”（痂）挠掉了，雪壳子踩塌了撸掉了，血呀脓的再长“嘎巴”长肉芽，长肉芽时“刺挠”（痒）得钻心，就挠。许亨植是3路军总参谋长，这人有办法，说刘铁石，你给李桂林舀两碗米，让他回家吧。这不是要勒死我吗？我知道他是吓唬我，那也吓一跳呀。他说你不回家也行，找两个保人，再不许挠腿。我就让刘铁石和张祥给我担保，再怎么“刺挠”也不敢挠了，慢慢就好了。

王传圣老人在回忆录中说，军部机枪连有个姓孙的机枪手，睡觉说梦话，要上山当胡子，“背小树”了。

丛茂山老人说，1938年冬，在宽甸石灰街，有个班几个人要回家，都“背小树”了。

曹曙焰老人说，1938年春4军主力西征，留下我们连在宝清县大叶子沟设立下江留守处。彭施鲁是主任。有3个兵，一个姓方，一个姓于，都是班长，还有个郑东保，过去表现一直都不错，这回受不了了，合计要把主任、连长和我打死，然后下山。有个班长杨玉清，跟方班长是老乡，姓方的就拉他入伙。这杨玉清坚决，假装同意，把话套出来，向我报告了。我和连长报告彭施鲁，彭施鲁又请示季青、王效明，把3个人“背小树”了。

老人说，1940年初，杨玉清也跑了，没带枪，不是投敌，就是回家。这时我们连编到2路军总部直属队了，领导命令我带人去追，无论如何也要抓住处死。追了两天，在一个炭窑追上了，腿脚冻坏了，不然也追不上。他认烧炭的老头干爹，藏在个炭窑里。伸下棍子拽上来，我说小杨呀，你糊涂呀。他说我也后悔了，没有后悔药呀。他又说：指导员，你别难心，勒吧，利索点，别让我遭罪。

老人慨叹，杨玉清救过我的命，我这样做还叫人吗？现在这人会怎么看这事？可你能怎么办？这不光是命令，还是个原则，换了谁，都一样。

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前，有病的，年老体弱的，有家属不想走、不便行军的，都动员他们留下，找地方关系。程斌叛变后，1军撤离东边道西部几县时，也是这样。“小孩队”有些小孩非要跟走不可，杨靖宇称他们为“小同胞”，亲自动员他们离队。

1938年1月5日，《中共吉东省下江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案》中说：

对开除的队员给以相当的津贴和居留地点，他（使）被开除的队员不致放浪于各处地方民家，或为敌人被捕或投降等弊。

对被开除的人尚如此，至于请假回家的，除了带足路费外，有时还要视家庭状况，给予适当的钱物补助。

1934年12月19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南满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中说：

反对叛徒、奸细逃跑，立即检查肃清动摇悲观分子，驱逐这些反革命分子滚出党，宣布他的政治生命的死刑。

1938年前，基本是比较正常的。没人想到插根筷子也会发芽的黑土地会饿死人，没人想到会在冰天雪地中的山林中露营，也就没人想到连回家、想家也要被“背小树”——都是环境逼出来的。

有老人说，冬天“背小树”，有时还要把衣服扒下来。不用枪打，一是枪声可能引来敌人，二是节省子弹，那衣服也不能浪费了呀！

老人说，那以后，他就见不得一丝不挂的人了，想想都头晕。洞房花烛夜，也没有花烛，一辈子没见过妻子的裸体。

成为危险问题之五军三师八团范司务长景顺、藤排长风、队员焦风林、妇女曲等五名开除离队，给以退伍证及遣散金，并严嘱半月内不许向东南宝清方向行走。

行半日途程，开除之范司务长等追踪行进，不遵预嘱将范、藤、焦三名处死，妇孺曲、管两名暂时留候到相当地点后，即遣走。

时刻注意部队内及后方住址中或行动中之人员，避免一切受敌人截击埋伏狙袭及捕掳之危险，对于可疑虑之工作人员及动摇分子务勿姑息。

用特别手段惩治叛徒。

反奸细斗争是我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如有新入队的人，必须不动声色地细心检查，多方面查考。特别是有敌人侦探疑问的分子，更要注意采取坚决办法。

在1938年后的各军文件中，这类文字是不鲜见的。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连里搞教育，就是讲实话。我说我出来四五年了，连长比我还多一年，家里怎么样了，谁不想回去看看？看一眼也行呀，可你能回去吗？日本子搞“十家连坐”，你家几口人、姓名、年龄都在敌人手里掌握着，少口人，哪去了，多口人，哪来的，什么人？这不是给敌人送去了吗？又给家里添多大“罗乱”（麻烦、灾难）？就算投靠亲友，你没“证明书”，不还是一样吗？这样讲，挺管用，程斌、宋一夫叛变后就不大行了。这时就讲一年中有最冷的时候，一天里也有最冷的时候，现在就是最冷的时候，咱们咬紧牙，挺过去，赶走日本子，就能享福了。说是说，更重要的是做好样子。那时，师长、团长、政委坚决，这个师、团就不会有大问题，一个连就是连长、指导员了。连长王庆云这人是坚决性的。他说，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塌腰，死过多少回了，还在乎这最后一回呀。

老人说，现在想来，那时睡觉，哪一觉都可能长眠不醒。肚里没食有伤病，那人特别不抗冻，说死就死了。睡着了往火边凑，或者一阵风刮来，烧死了。被敌人摸火堆打死了，想叛变的往往也选这时候动手，打死你他好立功呀，人心隔肚皮。多老的老兵，知根知底，也有抗不住开小差、投敌的，新上队的就更不好说了。地方组织垮了，山里干各种营生的人，好多都是特务、暗探，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敌人派进来的奸细？赵尚志牺牲，就是吃的这亏。

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新四军闯关东，那人南腔北调，骂人的话也千奇百怪：“狗压的”、“娘卖×的”、“娘了个×的”，等等。

抗联张口就来的是：“妈个巴子，你个叛徒！”

“妈个巴子”不难理解，可这“你个叛徒”，就让人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了。仗没打好，或者犯了别的什么错误，何来“你个叛徒”呀？根本就不搭界呀。

原来抗联最恨的就是叛徒了，气愤得无以复加、难以形容时，就把东北特色的“妈个巴子”和“你个叛徒”弄一块儿去了。

十四、“目前就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

第47章　“不让日贼安枕席”

吉东雪上加霜

1938年1月中旬，即赵尚志从佛山越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半个多月后，周保中从饶河越过乌苏里江，在苏联的比肯待了34天。

军事的、政治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一大堆，来一趟“阶级祖国”容易吗？只是与赵尚志“应邀”不同，周保中只能通过苏联远东红军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结果虽然与赵尚志不同，却也是万万不曾想到的。

2月21日，《春山给周保中同志的信》中说：

此地组织已取消，以后再不要派人来，新的关系将由国内方面来建立，在未建起新关系前，你们应独立工作。

就是说，在东北党和抗联被“集团部落”挤压逼进山林，鱼儿没了水、瓜儿断了秧般与群众断了关系的同时，与中央的关系也断了。

什么叫绝境？

许多老人说，那时我们不知道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程斌、宋一夫这些人叛变了。我们是战士、基层干部，让我们知道这些，会影响军心士气。不断有人冻死、饿死、战死，还没有兵员补充，眼瞅着队伍越来越小，我们只能从这种切身的经历中，感受当时的形势和抗联的处境。

周保中什么都知道、明白，而且应该是最早知道的。

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要动摇日贼后方……须极力搜求敌人的弱点，利用我们的优点，以适当的兵力，加上最大决心和勇敢活动，给敌人以部分的严重打击。

我们必须以真正革命为民族存亡发挥气节而向困难猛冲。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松中心任务——继续牵制日贼主力军作战而加紧其后方的破坏与扰乱，迅速完成奉吉联军的联系而直接联系到已经征进入热河境的内地向关外的挺进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不但使它依靠满洲根据地进攻内地发生后方侧面的困难。在日贼对苏联进攻挑战亦发生障碍。

以上分别为3月26日、9月4日，《周保中关于游击运动的策略等问题给石泉、鲁岩两负责同志的信》、《周保中给张寿海А⒔鸩呒氨甭�临时省委负责同志的信》中的文字。

同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这里，周保中则用了两个字：“绊住”——“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

按照关东军的三年“肃正”计划，三江“特别大讨伐”应在1938年进行。七七事变前后，北满、吉东抗联各军集聚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地区，即前面说过的“联军猬集下江”。关东军抓住这个机会，“特别大讨伐”遂提前于事变当月开始，准备将对手聚歼于三江地区。

与3个月前结束的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不同，这次关东军又赤膊上阵，由第4师团充当主力，师团长就是后来太平洋战争中臭名昭著、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刚在东边道“讨伐”有功的伪第1军管区司令官“于大头”于琛澂，被急急调任伪第3军管区司令官兼伪三江省省长。而在幕后策划、操控的，则是关东军参谋长、后来的日本首相、东京审判中按抽签顺序第二个走上绞刑台的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1937年是非同寻常的，这一年是东北抗联发展的鼎盛时期，又爆发了七七事变，开始了被抗联称为“中日大战”的全面抗战。正是游击战得心应手的季节，鬼子全然不顾老天爷、土地爷的态度，一反常态地开始了“大讨伐”。为了配合7月的阴谋，它必须全力以赴，尽快安定“满洲国”这个后方。而其一直紧锣密鼓实施着的“集团部落”建设，这时也大体完备。

在此期间，北满临时省委曾与吉东省委会商，认为“不突破封锁线，则想维持旧活动区域，则谓不可能。活路只有一条，是突破敌人封锁线”。决定联军主力必须脱离三江地区，实行战略转移，分头西征。具体方向北满部队是黑嫩平原海伦一带，吉东部队是五常、舒兰地区。

2路军西征部队，是1938年4月开始集中的，主力为4军和5军1师、2师，还有8军吴团和王荫武的救世军，另有2军5师。部队散在各地，集结不是易事。更有8军吴团不听招呼，始终未动。

原计划步兵、骑兵分东西两路，因集结时锣齐鼓不齐，不得以改为步骑混合，让人想到一年半前的1军3师西征。原定南下宁安的一路，沿途都是“集团部落”，难以筹措给养，又不断被敌追堵，遂决定集中兵力西进五常。

从一开始就变数多多，而且其间难见临机处置的果断、灵活和创造性。

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可称之为“拐点”的一仗，是7月12日攻打苇河县楼山镇。

楼山镇是中东路南侧的一个木材集散地，驻守一个伪军守备中队，一个白俄铁路守备中队。之前，西征部队穿越150多公里的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敌人已经摸不着这支队伍的去向了。有人认为前面就是拉林河，过河就是五常县境，咱们应该乘敌人还未觉察的机会迅速西进，与10军会师。有人认为咱们一路都是打着吃，现在人没吃的，枪也没有多少吃的了，打下楼山镇什么都有了。10军是个小军，咱们一下子去这么多人马，吃穿弹药都是个问题。

两难中，还是选择了打。敌人毫无防备，很快就打下来了。

700多人突然出现在楼山镇，敌人以为是3军主力打回来了，哈东六县之敌几乎倾巢出动，西征部队陷入重围。

突围没说的，问题是突围后怎么办。柴世荣认为敌人肯定会在拉林河部署重兵，西进已经无望，应趁包围圈尚未形成之际，迅速东归。宋一夫、李延平认为五常已近在咫尺，应继续西进，与10军会师。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出现了抗联史上罕见的一幕：宋一夫、李延平率4军主力和5军2师继续西进，关书范率5军1师南去中东路，准备与2军5师会合后再行西进，柴世荣率5军教导团和救世军东返刁翎。

攻守进退，一支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统一号令和行动，结果却是各吹各的号，各走各的道。乱套的原因多多，其中之一，是缺个一言九鼎的能服众的权威人物。

楼山镇一仗后，在敌重压下的这种变故，显然不只是军事见解的不同所致，难说这种变故怎样打击、动摇了宋一夫的信心、信念、信仰，也难说齐心协力西进，就一定会成功。应该肯定的是，这种打击对西进是相当致命的。待到这个对意见分歧有最后决定权，却压不住阵脚的人临阵脱逃，就是最后的一击了，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打击。

柴世荣率领的东返部队，途中被敌打散，回到下江时仅剩几十人。关书范只带回20余人。继续西进的4军，李延平、王光宇相继牺牲，部队丧失殆尽。

2路军西征失败，无疑使吉东局势雪上加霜。

1939年3月31日，在吉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周保中说：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才牺牲的？”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在全世界翻腾中，目前就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压迫屈服，而把“中国人”三字在榜上考掉了，“名落孙山”榜上榜下没有中国人三字，而成为亡国奴的铁印。现在不但是历史的考试中国人“谁有中国人的人格”，而且是历史的考试中国共产党员“谁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