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随8军活动，并准许8军征收木税？李福林、李熙山、常有钧等人不干，再三劝说，同意8军收税，但其份额得由稽查处保存，待问题解决后再发还。关文吉坚决不同意，周保中提出可用5军的份额为8军担保，关文吉仍是不干。1月7日，周保中给他写信，说明二者必选其一，否则5军将把派到8军的政工人员撤走，待问题解决后再回来。并让他将信转呈谢文东。同时指示在8军的5军人员，避免卷入3军与8军的纠纷。
结果，8军对5军也动起手来。
1937年7月23日，《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给谢文东等人的信》，正文如下：
贵军第二师关师长文吉，以前在大罗勒密有破坏联军纪律行为，调解未久，近复变本加厉，横行无忌，将联军依东办事处征收工作全部擅收。不但联军纪律破坏无遗，且有碍及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前途。以前李团长（荒子）擅收六区亦其一例。又贵军第一师赵团长金山擅杀五军二师王副官长并将武装部队缴械，至今并未处理。四军六团亦被该部收缴，延搁交还。似此种种极应处理清楚，不能再事延长，究竟如何办理之处，特请贵军军部书面立予答复为荷。
在笔者见到的有关联军纠纷、冲突的文件中，几乎阵阵少不了8军，更少不了关文吉这个急先锋。采访中提起这个人，老人都说这小子不是个物，可他是谢文东的干儿子，怎么回事不是明摆着的吗？
同年（无月日）《宋××给周××的信》中说：
依东敌情仍像先，仅学兵百余名时常出扰，无大批日寇，因我队各自为战，不取联系，特叫他巧得胜利，真恨真恼！
而关文吉等人，是不是正乐得瞅着你吃败仗呢？
“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如果中间的“傻老赵”不动，那么把两头的“老奤”和“谢文东”调换一下，似乎更合适。
比之李华堂，对于共产党的疑心和芥蒂，谢文东显然要更大些。他那么积极要求入党，也能从另一方面证明这一点。
童长荣曾经说过：“幻想把救国军官长介绍入党就能把救国军变为红军。”
除了研究抗联的学者专家，今人不知道、也从未把谢文东当成一个党员，笔者也未见到当年曾有拿党员标准要求他的文字，他自己当然也不会这样做。当年完成这一切的，除了实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外，还有心照不宣的两个字：利用。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无不是一方水土中的精英级人物。土龙山暴动，景振卿非请谢文东出山不可，因为他是不可或缺的。在谢文东的心目中，共产党是恨有钱人的，像他这种人早晚是个事，打完日本子就该收拾他了，当然现在就要有所应对。难说这种思想何时产生的，有了“共产派”、“民族派”就没疑问了。他知道这是个用实力讲话的世界，那就利用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他是有优势的，因为他的名字与土龙山暴动是连在一起的，论影响不在任何人之下。而共产党由于“北方会议”路线的后遗症，有钱大户和地主反日武装大都拥护他，哗变伪军几乎都选择投奔8军。
如果就这么发展下去，谁也没什么可说的。
被3军缴械的8军4团，被8军收编的3军12团的几支队伍，都是收编的山林队。各军都有不少这样的队伍。这种队伍积习难改，不时捅出点什么娄子，原本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即便关文吉要报复，那不就是谢文东几句话的事吗？师长儿子能不听军长老子的吗？
许多老人说谢文东“护犊子”。原指过分溺爱子女、袒护子女缺点、错误的“护犊子”，是一种传统文化，也是旧时一种笼络人心的带兵方法：你就是有天大的罪过，老子都不在乎，甚至揽过来，好使你感恩戴德，为我两肋插刀。
同年6月6日，《第九军军长李华堂给周保中同志的信》中说：
一师二团那团长派工作三名，在道台桥东没收走狗队保护货车三辆，得军衣布及其他的布一百余板，被八军伦团将人捕去，枪缴了，布匹也完全抢去。我军之执照他声言无效。这样行动与革命原则未免大有相反，我想在联军会议时谢军长同志就报愤懑态度，我因整个着想及多年的故交，故再三的退让。现在他的部属，竟这样的横蛮于统一战线不会不受到影响，而李团在六区所收的款，已调查确实五千余元，骑去马匹很多，谢同志不加详查一味听信部属之谎言。
使李华堂火冒三丈的，当然不止这些。
须知，在李华堂去宾县找赵尚志前，曾将自己的7名部属送予谢文东，另有20支匣子枪、撸子和2000发子弹。那是谢文东，也是李华堂最困难的时期。在联军中，讲故交，论“民族派”，8军和9军都应该是最铁的。
6月20日，《张寿海Ц晃亩㈦砂氐热诵拧分兴担�
我不是替尚志说话，他对于任何别人，始终无有对你那样优厚！
谢文东明白，从大局着眼，“共产派”轻易不会跟他翻脸，但也不是没有底线的。张寿海А拔也皇翘嫔兄舅祷啊蹦腔埃运膊荒苊挥写ザ＾研淖晕剩瘛吧道险浴蹦茄囊舱娌欢唷？銮抑谂逊福劝讶硕嫉米锕饬耍餐炅恕６艺馐彼强谷盏模Ω盟祷雇峋觯砸簿筒荒懿挥兴樟病�
可是，与此同时，党内“左”的、“右”的“路线”分歧，也在斗争着，而且愈演愈烈，直至1940年将赵尚志永远开除党籍，不久又拿掉“永远”二字——直到今天，也不能说没有不同意见。
另一个危险信号
联军猬集下江，本身就犯了游击战大忌，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性。
彭施鲁老人说，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对东北抗联也是独特的一年。这一年抗联发展到最高峰，达3万余人，生存条件也从来未有的好。那时我在4军2师4团任政委，跟着1师到勃利县活动，住的都是地主的大院套，有的离县城就10公里左右。通常是晚上住进去，炮楼上放上警戒，白天搞政治教育、学文化、学唱歌。两个多月，只赶上一次敌人出扰，不得不转移。那儿不是根据地，敌人耳目很多，我们这支队伍近500人，多大的目标呀，敌人能不发现吗？日寇说“三江省（下江地区10余县被划为伪三江省——笔者）已变成共产乐土”，那它怎么不来“讨伐”呀？那时咱们消息再闭塞，也能觉出不对劲儿，反常，甚至离奇，过去哪有这种事呀？
老人说，当时有人觉得全面抗战了，小鬼子兵力集中到关内去了，顾不上咱们这边了。其实，正因为它在关内又发动侵略，就更需要在东北打压抗日联军，它得稳定后方呀？应该说，后来的实践证明，1937年下江地区表面的平静是个阴谋。敌人最喜欢你聚堆。抗联的取胜之道，也是游击战的要义，是敌明我暗，我能打你，你却抓不着我，也就打不了我，而这一切皆在动中。而今，两万左右联军明晃晃摆在下江，岂不正中敌人下怀？而且它一刻也未闲着，其中最毒辣的一招，就是搞“集团部落”。之前就是因为敌人大搞“集团部落”，许多部队在老游击区、根据地待不下去了，被挤压到下江地区的。现在，它又如法炮制，以一种假象麻痹我们，不动声色地加紧“集团部落”建设，“治本”不“治标”，只待树叶开门落雪了，就该动手了。
实际上，1937年刚迈入初冬，抗联的严冬就开始了。
6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日来得情报，日贼增兵下江各地，兵力甚厚。
8月15日，《抗联总司令部、三军司令部给吉东省委并转五军军部信》中说：
目前各军猬集依东，虽然给敌人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热烈号召江南部队，应当认识英勇突破新区的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是粉碎日贼“讨伐”有效办法，希望保中同志站在各军配合活动的必须条件上，加紧号召各军分头声援突破竞赛，以便胜利冲突今年度日贼“讨伐”以便准备一九三八年度的反日游击运动的新的形势的展开。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海Ц樾值男拧分兴担�
依东为各军猬集之区，队伍最多集结在此地，如五军、八军、九军，三、六军之一部，独立师（现改编为第十一军）这些部队，都不能分头突击，表现浓厚的苟安一时的状态，可是他们每天口里喊：“日贼计划，将我们趋于吉林东部，集而歼灭之”，可是有些同志，却表了与一些义勇军首领一样的庸俗的糊涂的态度，我们认为依东各军，将被敌人迫挤，而四散，那时才能突击，这种自然性的开展突击，是极危险的。
关书范认为，联军密集下江，正是中了敌人大包围的政策。
侯启刚认为，联军今年不远征，明年一定会遭受严重打击。
金策认为目前形势非常危险，首先是违背了游击战的原则，更可怕的是联军不能统一号令、行动，各军在下江地区打圈子，为利益争执、摩擦，而看不到这种危险性。为此，3军、6军抽调精锐，组建一个模范师，由6军1师师长马德山任师长，金策为政治部主任，向同江、抚远、饶河、虎林等边界地区突击，开辟新区，牵制、调动敌人，当然也期望这个行动能够起到模范带动作用。
3军去年秋末冬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的西征，胜利和代价都是巨大的，战略上调动了敌人，减轻了下江联军的压力。眼下，抗联史上少见的兵力猬集，各军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用说了，其潜伏着的巨大的危险，即便有些人看不出、悟不到，在有识之士的不断点拨、警告、吁请下，也应该明了了。1937年的东北，特别是北满，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联总、3军8月15日的信中，也指出一些方向、地区。各军有计划地将主力撤离下江，既能抢得先机，避免被动挨打，又使联军不再摩擦，甚至后来党内的“路线”斗争或许也能避开，或者缩小范围，降低影响，应该是一举数得的事。
远征，开辟新区，就是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进击，而所谓“统治薄弱”的主要特征，就是尚未建立“集团部落”。3军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人看到的则是另一面，新区没有党群关系，沿途地理不熟，还有敌人阻截，困难、危险会更大。有的则为眼前表象所迷惑，并迷恋，让他们离开安乐窝，像3军那样露宿风餐，饱尝“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味儿，也真像大象的屁股——难推动。至于8军那样不择手段地征收捐税，攫取各种物资，目的之一，就是准备落雪后进山猫冬了。
在“我不是替尚志说话”的那封信中，谈到8军和3军的冲突，张寿海担骸叭赵艨茨忝悄值恼胬郑忝嵌及镏毡尽！�
日本鬼子乐的不光是联军之间的冲突，还看到联军在下江按兵不动。
第32章 误会与分歧
珠汤联席会议
1934年4月、6月、9月、12月，上海中央局曾4次遭到破坏，都是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而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是10月份从上海中央局调来的。王明、康生即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指示杨光华等省委主要领导到莫斯科讨论工作，实际是撤销了满洲省委。
二十七岁的代理书记，显然是意识到了满洲省委的末日，及其对正在浴血奋战的抗联将士将意味着什么。1935年4月5日临行前，发出《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要求“各地党团应经常遵循中央的指示，努力把它适合各地的状况，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
这应该是满洲省委成立8年来的最后一份文件，也是一封语重心长的告别书。
很快，从莫斯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代表团海参崴交通站，再到吉东特委，最后到东北各地党组织，一条新的领导渠道开通了。
吉东特委取代了满洲省委，指导、领导平行的各地特委（中心县委）。
问题不仅是名不正、言不顺，有悖党的组织原则，还在于1936年满洲省委正式停止工作，而留守机关一直存续到6月，王明、康生始终没有通过任何正式渠道宣布撤销满洲省委。
组织关系紊乱造成的混乱和麻烦，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1935年秋，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接到吉东特委转来的王明、康生6月3日《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下称“王康信”）。年底和第二年春天，又接到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下称“吉特信”）、中央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下称“中代信”）。
随“吉特信”转来的，还有一封使县委和3军领导大惑不解、又立刻警觉起来，甚至惊出一身冷汗的密信。
秘信的大意是：1。通知我们说满省内部有奸细，叫我们立即与满省断绝一切关系，并转告三、六、一军各地组织也完全与满省断绝关系。2。全东北党组织将变更为吉东、南满、东满、珠河四个省委，旧满省已无存在之必要。3。并说旧满省主要负责人自红五月发出临时通知独立工作后就离开满省，现在留在满省的负责者，只是维持各地关系，不负有解决任何政治组织问题的责任和权利。4。并说这是旧满省负责人由国际来的指命。5。并说你们（指珠县委）和我们（吉特）发生关系，就是将来恢复上级组织关系的办法。6。前给你们王康指示信并通知你们王康之为谁，当时还有个小纸条，被交通失掉没转到你方，小纸条上写的是“不要把王康信送给满洲省委”。7。注意考察满省红五月后的来人。
所谓中央驻东北代表，即前面曾经写过的吴平。吴平是和魏拯民一道回国的，东满与吉东有来往，南满通过东满也能得知些情况，唯独北满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李范五老人在回忆录中说，得知满洲省委有内奸，“感到十分震惊”。当时他是吉东特委代理书记，一切了然于胸，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尚且如此，蒙在鼓里的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领导该是何等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心县委派团县委书记韩光去吉东了解情况，人没回来信到了，说的跟密信一样。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4军政治部主任罗英被捕叛变，吉东特委被破坏了。
使北满和吉东即将打起笔墨官司，并最终导致赵尚志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