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会，国民党的税”，这是共和国成立后的民间顺口溜，“满洲国”则是税多证也多。没“通账”买不来粮食、橡子面，上山打柴，下江捕鱼，都得有许可证，连冬天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这是个没“证明书”什么的就寸步难行的世界，坐在家里也会祸从天降。“通匪”不用说了，抓个“浮浪”也受不了呀。
乡间民风朴实，古道热肠得令今人难以想象。有了“友爱相倚”的连坐制度，毁了，因为这东西就是叫人互相监视、提防、告密，坏人心术，制造矛盾甚至仇恨的。罚连坐金就够倒霉的了，再因为你把人都抓走了，那人能不红眼睛吗？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也就难免野兽伤人。狼来了，狼把谁家孩子叼跑了，人们就操起棍棒铁器什么的打狼抢孩子。集甲并村后，再爱哭闹的孩子，一听大人说“白帽子”（或“黑帽子”）来了，立刻就噤声了。
伪警察的帽子是白色的，日本警察是黑色的，老百姓就称他们“白帽子”、“黑帽子”。“黑帽子”中也有少数中国人，有的还假装不会说中国话，最坏。
女国高，杨柳腰，
穿皮鞋，戴手表，
嫁个汉子挎洋刀。
头上大盖帽，肩扛肩牌，腰缠武装带，挎着匣子枪（通常为“短八分”），最显眼，也最显派头的，是挂在腰间的那把晃晃悠悠的被老百姓叫做“镰刀鱼”（带鱼）的洋刀。而今，“有困难找警察”，第一反应是给“110”打电话。当年包括笔者的祖辈在内的老百姓躲官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躲警察。集甲并村后躲不开了，还离不了了，办这证那证的，哪个离得了这些“警察狗子”呀？挨门逐户催逼捐税，每年“出荷”就更是鸡犬不宁了，用刀背砍人算是客气了，张口就是老子：老子是“皇帝陛下的警察官”！
笔者采访的民间老人，包括几位当过伪警察的，许多谈到“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有人说是溥仪在一篇“敕令”中讲的。笔者没有查到出处，但这句话是肯定存在的。伪满后期学校一年级《满语》课本，第一课是《皇帝陛下》，其中就有“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有统治满洲国民的至上权”。
伪警察最低为警士，以上依次为警长、警尉补、警尉、警佐、警正。伪官吏则为佣员、雇员、吏员、委任官试补、委任官（股长级）、荐任官（三等、二等为科长级，一等为县长级）、简任官等。警士的“月俸”（工资）加津贴，在委任官之上，就有一套嗑：“宁可嫁警士，不嫁委任官。”
警察待遇之高，是为了多招警察，推行“大警察主义”。据说伪满警察法开篇即是：“警察者国家最高权力之作用也。”这是个警察横行的世界，有挎着“镰刀鱼”横晃的，有把“手牒”（警察证）揣在兜里的便衣，还有给警察通风报信的腿子。
各县警务科都有个《要视察人名册》，“要视察人”即需要监视、侦察的人。被视为“匪贼”、“通匪”的人，还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的不用说了。已经“归顺”的反日人员及其家属，通常都“要视察”一段时间。发句牢骚，敢跟警察争论几句的，边境地区会说俄语的，或是什么言行被认为可疑的，都可能上那名册。“要视察人”要定期向警察署报告行踪、思想，有的则被蒙在鼓里，暗中被监视，有的还有特务、腿子去溜墙根，听声。
东北人的粗喉咙、大嗓门是有名的，这回噤声了。饭馆、旅店、大车店等公众场所，到处贴着“莫谈国事”、“守口如瓶”，人们时刻牢记的则是“祸从口出”。一些老人说，电影上的特务戴礼帽、墨镜的多，俺们那时看到的跟老百姓也没啥两样，有的还是劳工打扮，你一句话“没把住滑”（没把握住、溜了出来），人家把“手牒”一亮，小绳就掏出来了，老板也跟着“吃瓜落”（惹麻烦、受牵连）。
在自己家里，有些话也得“守口如瓶”，其中之一是不能说“咱是中国人”。小孩子不晓得凶险，让他们听到说出去了，那日子就没法过了。
1936年夏，佳木斯中西医院医生温庆和，写字时无意中写了“中国”两个字，被特务抓去，说他是“思想犯”、“背叛罪”。温庆和不服，嘴硬，被打得皮开肉绽。家人托人花钱，好歹把人保释出来。
人被抓走了，就赶紧弄钱赎人吧。晚了，那人就不一定什么样了，被弄哪去了，有时就得去“万人坑”找了。你跟警察署要人，它还跟你要人，说人早放了，他是“要视察人”，你们把人藏哪去了？
有老人说：什么“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挎个“镰刀鱼”就是皇上，金口玉牙，说啥是啥。
每年8月，伪国务院在大礼堂召开例会，部署“粮谷出荷”。武部六藏把出席会议的伪省长，分别召到他的办公室，勉励一番，从抽屉里拿出个装有5000元的礼包，道：这点小意思请阁下喝酒吧。伪省长回去再如法炮制，给伪县长每人1个1000元的礼包：这点小意思请阁下喝酒吧。
搞“集团部落”，“洗大沟”，建“人圈”，通常是有“房屋补助金”的，“在财政上尽可能补助（二十元左右），但对能自力迁移者不补助”。且不说20元左右够不够，又什么叫“能自力迁移者”？笔者采访到的老人，有的当年听说有这么一笔钱，有的根本不知道。他们说，还想让官家给你掏钱？少刮点儿地皮，少勒点儿大脖子，就谢天谢地了。
对于从伪国务院下来的一条线的形形色色的贪污腐败，老百姓也不是没有耳闻，但他们直接面对得最多的，也最使他们苦不堪言的，还是“挎镰刀鱼”的皇上。而提起这帮人模狗样的东西，老人说得最多的是“勒大脖子”，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卡油、索贿。
就说那些没完没了的这证那证吧，办证花钱，那是明着的，暗的呢？来客挂号，该挂不给你挂，还来查夜，你说报告了，俺怎么不知道呀？罚款，不十家连坐就挺给你面子的了。上山打猎、烧炭、采山货，半个证举手之劳的事，几天、十几天耗着你，明摆着就是“勒大脖子”。还想办证，那就趁早送钱去吧。
看谁不顺眼，招招手，过来，背背《国民训》，或是《街村五训》。背不出来，跟俺走一趟吧。
普通百姓如此，“要视察人”就什么也别说了，见警察来了，赶紧掏钱免灾吧。
前面曾比较详细写过的李范五家，则成了穆棱县那些挎或不挎“镰刀鱼”的东西们的摇钱树，隔三差五想起来了，就来勒索几百、几千大洋。没有了？行啊，你是想去宪兵队，还是警察署呀？直至把狍子沟这个殷实的种粮大户刮干榨净。
根据1943年9月18日公布的《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黑帽子”、“白帽子”可随意抓人，而不必担心抓错。因为这两个法规定，对被认为有犯罪危险的可能犯罪的人，可以进行“预防拘禁”。就是说不需要证据，认为什么人将来可能犯罪，现在可以抓起来，提前完成任务。
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是直接面对老百姓，最能显现国家形象和社会状态的。警察横行，权力无限，无法无天，别说“满洲国”这样个怪胎，就是一般的正常国家，那也离完蛋不远了。
“推大沟”、“杀大沟”、“烧大沟”、“洗大沟”，在各地自然形成的这些独特的群众性词汇中，在那些并无血洗的“推大沟”、“烧大沟”中，那大沟中人是或多或少的满足了挎“镰刀鱼”的东西们的勒索的。因为即便动手的是日伪军，通常也是要与这些地头蛇先沟通一下的。有了一轮钱财的洗劫，那被赶往“围子”、“人圈”的过程，才得以在只有烟火、没有血腥的“平和”中进行。
“长白山是我国第一高山”
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昭诏尔众庶曰：——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勘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
这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宣战，溥仪颁布的《时局诏书》。与此前的《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之后的《建国十年诏书》，为“大满洲帝国皇帝”的“四大诏书”。其中，《回銮训民诏书》和《时局诏书》，要求国民，特别是官吏、学生，都得背诵下来。
机关、学校每天有“朝会”，全体人员集合列队，一向东京天皇遥拜，二向“新京”“皇帝”遥拜，三唱“国歌”，四背“诏书”。1941年颁布《国民训》，这《国民训》就成了“朝会”必背，有的还得用日语背诵。笔者曾请几位老人背一下，近六十年了，记忆都不完整，一些字词好像也不大准确，反正中心意思就是要人们崇拜天照大神，效忠“康德皇帝”。
侵略者明白，人心是不能用暴力征服的，可是还要“精神一体”，怎么办？就把末代皇帝弄成了“康德皇帝”，因为它知道中国人是认“万岁”的。而溥仪“执政”伊始，即“通令”全“国”，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国教科书，不得出现“中华”字样。一句话，要把“中国”、“中华”、“华夏”及其文化，都从黑土地和黑土地人的心中抹去抠掉。“登基”后则“诏书”连连，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
中国人结婚从来都拜天地，溥仪第二次访日请回个新祖宗，就得向“新京”“建国神庙”中的天照大神遥拜了。你们的皇帝都“认亲”了，天照大神的神光就不光照耀日本，也同样庇佑满洲了，日满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同文同种，而是同根同宗，日本人到满洲自然就跟到自己家一样了。
“新京”陆军军官学校饭堂，日本学生餐桌上雪白的大米饭，另一边“满洲国”学生的都是通红的高粱米饭。学生列队进入就位，值星官一声“举箸”，大家即呜哩哇啦地念念有词，意思是饭是天照大神给的，感谢天照大神。吃高粱米饭的，背地里都称之为“馕食咒”。
北票煤矿劳工，每天早晨要向东遥拜，因为那“满洲馒头”什么的，都是天照大神恩赐的。
铁岭市长徐渐九，曾留学日本，“日本话讲得呱呱的”。日本人对这样的人，总是倍感亲近，不然也当不上这个伪市长，只是“伪”字包裹不住真心。
1942年8月，铁岭市召开暑期教员讲习会，议程中有市长训话。徐渐九仔细打量会场，还有点儿不放心，又问有没有日本人，老师们说没有，他就放胆了：日本人口口声声“日满一德一心”，实际是叫咱们跟他们一德一心，他却不跟咱们一德一心。如果真是一德一心，为什么日本人吃大米是生活必需，咱们吃大米就是“国事犯”呢？
接着，话锋一转，直指《国本奠定诏书》：叫咱们供天照大神，老张家的祖宗，拿来硬叫老李家供奉，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会议室里没有日本人，可是有汉奸呀。徐渐九第二天就被抓走了。
伪《治安法》规定：“如对建国神社有不敬者，判处一至七年徒刑。”
1929年，东北有小学校1300余所，学生74万余人，中学173所，学生3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中小学校和学生的数字，连续5年低于事变前。“治安第一主义”，这时则是第一中的第一。之后逐渐增加，最高时小学达2000所左右，有学生200多万人。
“开啦，开啦，樱花开啦。”如果告知这是小学一年级的一篇课文，让不同肤色的人回答是哪国的，很多人会脱口而出“日本”。没错，是日本的，不过也是“满洲国”的。
比之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是公然伪造、篡改历史。
由伪文教部教育司编审部编纂的中小学教科书，说甲午战争是由于中国人不守信义，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膺惩，日俄战争是日本人为了挽救“满洲人”才打仗的。“九一八”事变，是“满洲人”痛恨张氏父子的残暴，群起反抗，恳请日本帝国皇军帮助驱逐张氏军队，皇军才仗义兴师。“由地理形势来看，长城是一道横线，内外分开，自古以来，即各有天地。”“从古至今，关内关外均各自为国。”“长白山是我国第一高山。”
就不能不想到今天日本的一些教科书，原是有源的。
笔者的爷爷和太爷爷，那《满语》（《语文》）课本中的字一个不识，也就无所谓什么《满洲历史》、《满洲地理》等等了。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证明，更不用说世代居住在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了。他们知道侵略者为什么要这样胡诌八扯，想让他们忘掉自己是中国人是不可能的——可那些“九一八”事变前后出生的他们的孩子呢？
天照大神成了“满洲人”的老祖宗，日本历代天皇、将相武士和宗教神话故事，就登堂入室成了主角，而把原来课本中的孝悌忠信保留下来。忠于谁呀？当然是“满洲国”和“亲邦”日本了。
起初日语约占语文课时的一半左右，后来不断增加，一些学校竟达全部课时的1/3。因为“满语”（汉语）、日语是“国语”呀，谁个更重要、是重点，那还用说吗？“本店懂日语，会做日本菜”的招牌，既是一种“档次”，也是一种保护色。大人日语好，吃香，升职快，这“国语”自然就从孩子抓起了。有些“国高”（中学，全称“国民高等学校”），日语不及格不录取，自然也不能升级。除日语课外，其他学科有的也用日语授课，使学生非得努力学好日语不可。平时鼓励同学间用日语对话，还定期举办日语比赛会，成绩好的绝对受到青睐，也决不吝啬物质奖励。
国高毕业，成绩优异者可免费到日本旅游，这样的学生被视为前途无量。而到日本转上一圈，看到日本的富强，再灌些“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的迷魂汤，就觉得有这样的“亲邦”，“满洲国”就是“铁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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