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高毕业，成绩优异者可免费到日本旅游，这样的学生被视为前途无量。而到日本转上一圈，看到日本的富强，再灌些“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的迷魂汤，就觉得有这样的“亲邦”，“满洲国”就是“铁打的”了。
服从“满洲国”的上天堂，背叛“满洲国”的下地狱。对成年人是赤裸裸地恫吓，告知利害关系，让你抉择；对孩子则是从小蒙蔽，从头打造，在一张白纸上涂抹，把“满洲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小学生剃光头，戴战斗帽，上街游行，支持“圣战”。各种集会，用日语喊口令、口号，用日语唱《桃太郎》、《春天到了》，谁能分辨出他们是哪国人？
笔者同事范新凯的母亲，柳河县人，1947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老革命。“八一五”日本投降时，是柳河县女子国高学生。山东八路军闯关东住到她家，问你是哪国人呀，她说是“满洲国”人。
那样的教育，加上大人们把“中国人”三个字视为家庭的头号机密，严禁出口，“满洲国”垮台时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少有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是农历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出生的。哥哥小名“金锁”，我就该叫“银锁”，这是自然的。我的七十多岁的太爷爷，坐在炕头捋着胡子，道：“咱是中国人了，叫他‘中子’吧。”
一个关东军士兵的自述
金梦顺，离休前是新宾县教育局长，2001年采访时七十九岁。老人个头不高，瘦削儒雅，光头白发，眼神不好，头脑、记忆都好，近几年写了四本近百万字的民族民俗志，已出版两本。
下面是老人的一段独特经历的自述。
我老家在朝鲜咸镜北道，父亲不到二十岁逃难来中国，我出生在桓仁县响水河子。1939年末兴京县南山“国民优级”（伪满小学一至四年级称“国民学校”，五、六年级叫“国民优级学校”）毕业，1940年初考入通化县第一国高，1943年12月毕业，不久就赶上征兵。
那时汉族青年当兵叫当“国兵”，就是伪军，朝鲜族就得参加日本关东军。为什么？朝鲜亡国早，被奴化教育的时间长呀。伪满“五族协和”，朝鲜族是仅次于日本人的“二等国民”，优待呀。可朝鲜族人叫日本子“踢蹬”了多少呀，光县城北山那个“万人坑”里，就有几百人。
1944年5月到安东体检，响水河子五个适龄青年，全是“甲等合格”。我是近视眼，也是甲等。甲等是非去不可的。我家世代农民，我爹说你那眼神，铲地还不把苗当草了呀？我学习好，考试从来都是前三名。那时就想毕业后当个教师，挣钱养家，没想到当了“鬼子”。
没入伍先集训。6月到牡丹江绥阳县，训练两个月回家，等待正式的入伍通知。桓仁县20多个人，分的哪都是，两个人在一个联队的都没有。小鬼子知道你是假鬼子，熟人、老乡在一块儿，他不放心。
朝鲜族青年征兵令，是1943年颁布的，我是第一批，又是全县第一个接到入伍通知书的。响水河子是个大堡子，500来户人家，大都是朝鲜族。门口插彩旗，跳舞扭秧歌，县里区里都来人了，兵役科长亲自张罗，欢送我这个“皇军”，都给我敬酒。到县城，小学生挥小旗列队欢迎，还有鼓号队。先领我去拜神社，然后又是宴会，县长给我敬酒。到安东，那时叫“安东省”，伪省长接见我们，又送上火车。军乐队打鼓吹号，送行的家属连哭带号。
体检合格后，我爹成天长吁短叹，我妈以泪洗面。我媳妇当面不哭，早晨起来，枕头都湿了。白天下地，晚上织布，我走后那个家全靠她撑着了。县区的那些官们，进屋给我爹我妈鞠躬九十度，说恭喜了，你们养了个好儿子，是伟大的父母。我爹一个庄稼人，不识字，会说什么呀。有照相的，让我爹笑笑。我从未见过俺爹流泪，这时泪水就像断线的珠子。有翻译告诉日本人，儿子当了“皇军”，老人家这是高兴、激动的。我妈起不来炕了，一股火攻心，当天晚上眼睛就瞎了，我走两个月后就死了。
闷罐车咣当三天，拉到黑龙江省黑河市这边一个小站，叫神武屯。部队番号7273，是个联队，我被编在3大队10中队2小队4分队，是掷弹筒兵。除了我和个朝鲜平安北道的假鬼子外，10中队新兵都是日本山口县的，都二十来岁。听年纪正当年，看那人就完蛋了。腿脚不利索的，眼睛长玻璃花的，瞅着像缺心眼儿的，大都不识字，我文化最高。对面大通铺，1个分队12个人，两个老兵总打人。那个朝鲜兵日语不大行，训练常出错，嘴巴子打得鼻口蹿血，打倒了让他爬起来，再打。流行伤寒病，上厕所要换上特备的木板鞋，在石灰上蹉几下再进去。一次我憋不住了，没换，出来碰上个老兵，一巴掌把下巴打歪了。不能吃饭，分队长领我去卫生所，医生捏捏看看，一巴掌又给打过来了。
训练五个月后，换发新军装，九九式步枪也是新的。然后集合，上闷罐车。
黑河那边隔条黑龙江就是苏联，我就寻思这支部队是对付苏联的，闷罐车却往南开了。咣当几天不走了，下车列队出发，月台站牌上写着“青津”，到朝鲜了。在一所女子中学住了几天，船到了，上船。那个朝鲜兵说这能去哪呀？我说南洋吧，结果是日本九州的福冈。
在神武屯时中队有《满洲日报》，上面跟当官的训话时讲得一样，除了“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外，就是“本土决战”。这个联队就是来“本土决战”的，10中队奉命在个离福冈二十多公里的海岛上打山洞。
我给福冈总结“三景”。一是除了老头、残废和小孩外，街上很少见到男人，开汽车、电车的也是女人；二是商店货架上是空的，没人；三是那人都蔫了，没精打采的，连小孩子也见不到笑脸。要不是在东北见过日本人，自己又每天生活在鬼子中间，会觉得日本人好像天生就不会笑。10中队打山洞的那个小岛上，有二十多户人家，也是一样。士兵每天120克粮食，那种体力活，一顿饭也吃不上个半饱。好在小麦熟了，撸下来搓一搓，煮了吃。住在人家里，晚上当官的和老兵大都没影了，找女人去了。有的女人公开拽当兵的。“八一五”当天下午，中队长、小队长就不知哪去了，没人管了，等于自动解散了。几个姑娘、媳妇拦住我，点头哈腰苦苦商量，让我留下，我那时恨不能长双翅膀飞回家去。
那天早晨紧急集合，全副武装到海边挖战壕。挖完了，又接到命令，原路返回听广播。听到天皇宣布日本投降，有几个鬼子号啕大哭。我那一刻的感觉呀，就是鬼又变成人了！
我和那个朝鲜兵去了福冈，1个联队四十多假鬼子，差不多都聚一块了。那人越来越多，满街筒子朝鲜话，码头上人山人海，大都是劳工和像我这样的假鬼子。报纸上说有六万人。每天只有一条船，载千把人，这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找到个海军仓库，吃穿用都有，在那儿待着，每天往码头上跑，9月中旬终于挤上去了。船到釜山，码头上军乐队吹奏《阿里郎》，一听那旋律，天哪，那人恸哭失声。
隔着大海一点儿招没有，这回双脚踏着陆地，走也走回去了。
10月初离家，第二年9月底回家，十个月的女儿能走路了。
掌灯时分到家的。女儿不认识我，我爹我媳妇好像也不认识我了。越是亲人越往坏里想，总觉得这个人不在了。愣了一阵，我媳妇先哭了。俺一边哭一边问：妈呢？我妈呢？
我第一个走的，又第一个回来，堡子里的人都来看我。我爹倾其所有，弄了两桌酒菜，亲朋邻居又帮着凑了几桌，大家喝呀唱呀跳呀，这回是真高兴啊。
那四个假鬼子也陆续回来了，他们都没离开东北。有一个被俘去苏联，四年后才放回来。
差点儿忘了，我那时的名字叫“金山正男”，是1943年国高毕业前改的。那年“满洲国”发布命令，推行“日本皇国臣民化”，所有朝鲜（族）人都得改成日本姓名。我寻思姓不能改了，就弄了这么个鬼名。有些人高兴呀，觉得这回跟日本人一样了。对许多人来说，是换了皮，换不了瓤。不过，若是战场上打死了，日本子就把你的灵牌供起来。小泉纯一郎参拜那靖国神社，里面就供奉着一些假鬼子，还有一些台湾人。
慰安妇血泪
李光子老人的家，在东宁县三岔口镇高安村。三间瓦房，厨房与卧室没有隔断，推开门一切一览无余。家具、用具该摞的摞着，该排队的排队，整齐划一，都放在最该放置的位置上。灶间嵌在锅台里的礼帽状的朝鲜族的铁锅，连同周围的瓷砖，光可鉴人，一尘不染。
见我们进来，不到1。60米高的瘦削的老人，连忙从炕上立起，按照朝鲜族习俗，双手扶膝，深深地鞠躬。
老人1926年生于日本，六岁父亲去世，母亲患病，叔叔把她们接回韩国釜山老家。她七岁到旅馆干零活，只管饭。十五岁那年，家里来个女人，说中国有家大纺织厂招工，到那里能挣好多钱，她和母亲没答应。第二天，这个三十多岁的“爱简所”女老板又来了，讲中国钱好挣，干几年发财了再回来。这回李光子动心了，说你能给俺妈钱治病，俺就去。
从釜山坐火车，经图们到牡丹江，又坐火车到东宁，再坐汽车到了大肚川石门子。
正是“关特演”期间，东宁县到处都是关东军，到处都是慰安所，石门子就有四个。“爱简所”、“苏苏浪”是朝鲜（族）女人，“伊吉玛之”、“抠头布屐”是日本女人。李光子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这么多鬼子，又弄这么多女人干什么。她根本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还有叫“慰安所”的地方，还有种女人叫“慰安妇”，而她就是慰安妇。
她挺害怕，就问女老板：你说的那个大纺织厂在哪儿呀？俺得干活挣钱呀。
女老板恶狠狠地盯住她：小丫头蛋子，老实给俺待着，不听话打断你的腿！
当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后，哭着哀求老板，说让俺干什么都行，千万不能干那种事呀。老板就让她扫地洗衣服干零活，还把钱放在什么地方试探她，看她拿不拿。十五岁的女孩子以为老板放过她了，提心吊胆干了十多天，厄运终于降临了。
那个日本兵见她不从，掏出把刀对准她的脸，却也不敢真的扎下去。只是一个1。80米左右的强壮男人，对付个体重还不到90斤的弱女子，结果又能怎样？她悲愤无助地叫着妈妈、妈妈呀，以泪洗面。
在东宁县已发现的4个慰安妇中，池桂兰是唯一有文化的，读过8年书。她也是釜山人，十八岁时与个同村青年结婚后，去了日本。二十二岁时丈夫被征参军，生活无据，看到报纸上有去中国东北的招工广告，就跟着老板来到东宁县石门子。当她明白那是个什么地方后，怒斥老板撒谎、骗人，丧失人性，不梳头，不洗脸，反反复复就是一句话：俺要回家。
老板抡圆手臂一个耳光子，从此她的左耳就聋了。
老板领进来5个鬼子。
日军上层认为，强奸是部队“有锐气”的表现，可它会激起占领区人民的反抗。利用民间卖淫业，又会传染性病。日军出兵西伯利亚期间，许多军人因此住院，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1932年出现第一个慰安所，是日本海军在上海设置的。而在“关特演”期间变成了大兵营的东宁县，用当地老人的话讲，是有大营就有“日本窑子”。
已经查明的39个慰安所近千名慰安妇中，朝鲜、韩国慰安妇800人左右，其余为日本慰安妇。与“关特演”期间驻东宁县日军比例，约为1∶100。
东宁镇及周边有10余支日军，第3师团师团长昭原中将住在城北万鹿沟。为这些日军服务的是8个慰安所，其中5个是日本慰安妇。镇里老人都知道，现在百货路那一带当年都是“日本窑子”，叫“田胜”、“大路马”、“青春馆”、“大东旅馆”什么的，那鬼子出来进去黄糊糊的，赶集似的。
新城子沟是第12师团司令部驻地。肖秀云老人说，现在水库南边当年有几排房子，对面铺，中间小走廊，小屋间壁得鸽子笼似的。老人当年赶车去那里送东西，见过。后山坡有个大楼，里面有电影院，有十多个日本女人，去那里都是坐小车、骑大马的鬼子。
二道岗子驻1个旅团，有5个慰安所。许传德老人，当年赶车给大营“拉卫生”，就是运垃圾。老人说有两个“日本窑子”是“背小包”的（穿和服的日本慰安妇），他家这一片当年都是“窑子房”，头几年翻盖房子，还挖出些避孕套，就剩个套口的胶皮圈了。
老黑山镇当年驻日军万余人，有6个慰安所，老年人能记起名字的有“看月”、“十七八”、“东京亭”。西老黑山那儿是朝鲜女人，当地人至今仍称那里为“高丽窑子”。
绥阳镇今属东宁县，当年为绥阳县城，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在那儿，有8个慰安所。“关特演”后，日军陆续撤走。1944年夏大营空了，慰安所也没人了，传说是跟鬼子去南洋了。
前面写过的郭庆仕老人，在石门子修公路，劳工队有个朝鲜会计，跟“伊吉玛之”的老板川崎挺熟。川崎说他那儿缺个挑水的，让那会计给找个人，不知怎么的就让郭庆仕去了。先挑水，后做饭，直至“八一五”日本投降。
老人说，每天早晨3点来钟起来，走出一里多地挑水，吃喝洗涮一天得20多担水。挑完水就烧洗澡水，有个澡堂子，“姑娘们”洗完澡就开始梳妆打扮，准备接待小鬼子。“背小包”的20来个人，接待当官的，姑娘相对少，当然官也少。逢上星期天，好歹也应付得开。“爱简所”、“苏苏浪”那边就惨了，多时那小鬼子在外边排长队。“康德九年”（1942年），四十多岁的川崎当兵走了，剩个老板娘带俩女儿，跟中国人一样吃高粱米、大麦米了，后来也吃不饱了。那些朝鲜姑娘就更不行了，黄皮寡瘦，有气无力的，那也得接待呀。听说有的被糟蹋得昏过去了。唉，不能说了，说不得了。
苏联红军进攻东宁要塞，炮声隆隆，老板跑了，鬼子也没影了。
池桂兰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