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历史上的第一批资本家。
“这都是一些很难正面回答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它几乎触及了企业改革中一直被隐晦回避的制度和道德底线。”宋晴对范无病说道，“陶建幸的高调让春兰改制意外地陷入了一场十分敏感的大争论中，有的人把春兰改制视为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中，数量级最高的一次突破性变革，全中国都凝神屏气地关注着这件事。”
而另外的意见则直指，陶建幸用几十天时间就把春兰给瓜分了。
有媒体采访江苏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他很有技巧地回答，他个人对此表示支持。
而中央有关部门官员则称，国家并未制定可以这样做的相应政策。
很多经济观察者则评论说，春兰改制尽管从经济理论上讲，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但所影响到的人数之多、钱数之多前所未见，这样的量化，实在吓人一跳。
范无病点了点头，心里面就明白这其中的曲折了。
事实上，如果春兰的规模没有这么大，陶建幸的名声没有这么高，改制的结果只是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最多是几个千万富翁，那么问题还不是很大。
这一次最让人吓了一跳的是，春兰改制居然会出现好几个亿万富翁，这是最让中国人接受不了的，毕竟现在国内的千万富翁不在少数，但是亿万富翁并不算是很多，尤其是当国企的管理者居然一夜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的时候，那么很多人的心里面都不会平衡的。
尤其是这一次的变化，是经由国企改制造成的，这是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的。
诚如范无病所料，吓人一跳的结果是，春兰改制见光而夭，无疾而终。
“事实上，在春兰改制新闻公之于世的时候，其员工持股计划已基本完成。但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改制嘎然而止，春兰方案被递交到中央政府讨论，要对其进行否决几乎不需要太多理由。”宋晴小心地看了朱老板一眼，见他并没有什么意见，于是就对范无病说道，“去年的年初，陶建幸被告知这个方案还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需要进行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的论证和计算，需要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集体会诊。到今年，此方案无疾而终。”
范无病点点头，有些慨然。
中国现阶段的事情，确实不太好说，总而言之，就是因为在改革前期的产权不明确造成的后遗症，自以为好局抵定的陶建幸因为自信过度，棋落盘碎，空余一地叹息。
春兰改制的叫停，在产权清晰化运动中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些与它情况非常类似的大型企业，如海尔、长虹及海信等大型国企的改制方案，最终都被逐一搁置，再也没有了提起的机会。
事实上，范无病也很清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儿时期内，对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讨论将成为中国公众社会及政商学界观点分歧最严重的经济话题。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争议焦点，一是如何看待国有和集体资产的严重流失，二是如何看待国有或集体企业的经营者赎买。
这场关于流失的争论从一九九八年就隐约开始了，将在两三年之内出现十分火爆的激辩场面。
范无病对此有很深刻的了解，因为当时他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尤其记忆深刻的，就是以香港教授郎咸平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国退民进实际上就是一场分食国有资产的盛宴，其间出现了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现象，改革的策略出现了严重的过失与扭曲。
而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和同样来自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尽管改制中存在种种灰色行为，但是改革总体的方向和积极效应是不容怀疑的。
张五常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辩论说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事情，可是总是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么多人全部杀掉，你杀不了那么多人的。在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是无可避免的，是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有这种事情就说这个国家不行。怎么可以避免呢？这个国企我把它买过来，我拿过来的手段未必很正确，但是我把赔钱的国企变成赚钱的企业，这对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这些算是比较客气的说法，还有比张教授更为激进的观点是所谓的冰棒理论。
一些专家认为国有资产就像太阳下的冰棒，如果不把它吃掉，那么它也会完全融化掉、浪费掉。这样的论调显然很难拿到阳光下来讨论，因为实质上这就是在为私分国有财产的人找一个理直气壮的凭据了。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春兰改制方案还是比较合理的。”范无病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中国人的事情，往往就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同富贵。既然人家在把春兰从一个负债累累行将破产的境地给挽救过来，并且发展成了国内数一数二的家电龙头，成了年产值多少个亿的赚钱企业，这个贡献是相当大的，完全有理由按照这个方案来进行改制。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一个企业可以实现多少效益，贡献多少税收，解决多少就业岗位，才是最重要的。国企倒是产权明晰，可是不见效益啊！”
朱老板闻言之后，就回了一句道，“至少现在有很多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或者说是见不得别人吃肉，自己喝汤。如果说自己连汤都喝不上的话，那么也是不许别人吃肉的。至于说这肉是不是人家自己家里养的猪身上的，那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了。”
范无病耸了耸肩膀，继续吃东西，这种话题，其实是最麻烦的，在国内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多说无益。
第一千零九十九章 风向又变了
不过让范无病感到诧异的，是范亨和朱老板在吃饭的时候，自始至终也没有提到关于税收漏洞的事情，直到吃完饭了，朱老板才跟范无病打了个招呼，“晚上接待一批工商界的朋友，无病一块儿过来陪我如何？”
范无病正感到诧异，打算推掉的时候，范亨就替他答应下来了，“当然没有问题。”
这里面有古怪，范无病直觉老爸范亨和朱老板之间有了什么默契，于是也就没有多问，只是问道，“晚上有多晚？我怕自己瞌睡没精神——”
“不会很晚，十点半之前就搞定了。”朱老板表示道。
“那行。”范无病点了点头，要说自己十点半之前就睡觉，估计谁也不信。
像他这种年纪的，只要不是老婆看得太紧的，家里事情太多的，谁晚上没有点儿应酬啊，再说他又是处在这个身份地位上面，怎么可能是那种白天没鸟事儿，晚上鸟没事儿的人？
等到众人收拾了一下，离开之后，范无病就上了朱老板的车子，让司机开着自己的车子跟在后面慢慢走。
“最近你的公司搞得如何？”朱老板随口问道。
朱老板和范无病坐在后排座椅上，他的女秘书坐在前面的副驾驶位置上，司机是一个年级在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看样子似乎是军人出身，一副非常严谨板正的样子。
“还可以吧，摊子铺的太大了，我也很难方方面面都顾及到，反正有总部的高管们给我盯着，除非出了什么异常的事情，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平时我都不大操心的。”范无病回答道。
范无病说的确实是实话，最近他所忙的一些事情，也不过就是到各处去走一走，看一看大家都有什么发展上的瓶颈，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帮得上忙，或者就是了解一下各企业的发展，在需要解决的资金问题上扶持一把。
但是总体而言，范氏投资集团旗下的各企业都发展的不错，也就是只有几个新建的企业如东南重工集团等，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要么就是江山港和横山港之类的在建港口需要大量的资金扶持，其他的，还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反倒是现金奶牛很多。
综合范氏投资集团在国内的各大企业的收益，足以供养起目前的大飞机项目和几个港口和东南重工这样的大项目的运作，这也表明了范氏投资集团在国内的企业已经摆脱了建设初期的净投入状态，而是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了。
否则的话，以大飞机项目和其他几个港口项目，再加上东南重工这个国内第一家私营军工企业的建设费用，每年至少也是几百亿的投入，持续好几年的净投入，普通的财团怎么可能养得起？
但是范氏投资集团现在仅仅依靠国内的营收，居然就养住了，这不能不说很令人惊异。
很快，朱老板的车子就听到了大会堂外面，然后就有人过来招呼，一路进了里面的一个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大厅，顿时眼前一亮，大厅里面的灯光如同白昼一般，让范无病感到很是晃眼，心道京城的电力果然是充沛无比。
这边儿还有几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候着，见到范无病出现，顿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范无病紧随在朱老板的身后，走了进去，就发现这边儿的等着见面的工商界朋友们，居然有上百人之多，已经站好了队形，大概是要合影留念先。
于是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范无病跟着朱老板一路走了过去，到了人群正中停下，然后就坐，摆了个标准姿势，然后摄像师举着机子用全景镜头一扫而过，连着来了两遍才算是大功告成。
此时就见周围的媒体的闪光灯哗哗地亮了起来，即便是见惯了大场面的范无病，也觉得有些不大适应，因为他虽然是大人物，但是一向深居简出，不大愿意沾惹这些媒体中的麻烦，这一次在大庭广众之前接受媒体的拍照，其实还是很有限的几次体验。
倒是范无病也注意到，这些工商界的朋友们当中，倒是有不少人都是见过自己的，看到自己紧跟在朱老板的身后，甚至排在了身后的几位副部级的前面，大家的神态都显得非常惊讶，显然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毕竟，范无病再有钱有势力，也就是一个商人，怎么可能凌驾于官员的身份之上？
这是让人想不通的一件事情，而在朱老板跟大家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又发表了一个消息，就是最近政府部门将对偷税漏税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并标明了偷税漏税行为的危害性，对于国家人民的利益损害的严重性，以及世界各国对于偷税漏税行为的一贯应对做法，之后又再次重申了打击这一不法行为的决心。
之后，就是为大家举行的酒会了。
朱老板的一番发言，让大家的心里面都感到有些不同寻常，按道理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岁末年初接待工商界朋友的普通晚宴，没有道理会发表这么突兀的消息的，而从朱老板的表情来看，这一点儿都不是在开玩笑。
于是大家就纷纷联想起了最近以来工商部门着力打击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事情，从严格控制避税行为突然向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这个变化上来看，大家都认为这一次可能是中央的风向又发生了变化，税收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了。
实际上对于分税制改革这件事情，从现在来看，中央财政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可以应付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了，中央政府有了钱，可以统筹办理的事情很多，不再受到地方的掣肘，这是一件好事儿。
但是，现在的分税制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多。
现在回头看看，从一九九四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更像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当时只是明确了中央和各省之间财权或者说是税收的分享比例，事权却没有界定清楚，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而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垂直型行政管理体制，又导致上一层级政府很容易把很多事权、很多支出责任推给下一级政府。所以到了去年的时候，大量的学术文章都在讨论地方政府的财政破产问题。
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也搞了很多非规范的收费项目，搞了所谓的全民创收，结果带来了大量的腐败和政企不分问题，后来地方政府找到了土地财政的出口。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中国开启了住房信贷，一九九八年搞住房福利制度改革，这时候地方政府突然看到一个现金流，就是土地可以卖钱了。
最先是大连，青岛等搞的城市运营计划，以及上海浦东的两岸一江规划，此后迅速被全国复制，但现在看这种寅吃卯粮的模式很难持续下去，这使很多人不得不重新回头来审视当年的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名字好听，大家原来以为是财政分权了，与国外接轨了，实际结果是财政集权。当时的目标也是两个提高，提高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
改革的主要着眼点是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和地方税务局，由此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这就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名称由来。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当时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上参照中央对地方体制的做法，从地方集中税收收入。这样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上级政府集中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制度化的路径。
也就是说，这种财权向上集中的思维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而在省、市、县层面都形成了从下级政府集中资金的思维逻辑。由此导致了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事权不断下移，而财权不断上收，县乡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日益背离，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其财政困难。
当时为什么搞分税制改革，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八十年代搞的财政包干制度使中央财政的提取能力下降了。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中央政府越来越没钱了，地方政府却越来越有钱了，当时的珠三角等地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能力在增强，而在这种大一统的行政体制架构下，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诸侯经济，所以当时的中央决策者们就急了，这样下去怎么行？
当时地方政府收税，中央政府不独立收税，根据包干制，地方政府扣掉上交中央的，剩下的归自己。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少收税，多收费，因为收的费都是地方的。甚至一些地方让企业自己承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企业自己门前的公路，由企业自己修好，而政府则是答应企业少纳税。
第一千一百章 钱到哪里去了？
当时的情况，中央对于地方的情况并